巴金散文創作
巴金***1904~2005.10.17***,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立志做社會活動家的他,卻成為小說家、散文家。新時期之後歷任多屆作協主席,可謂德高望重。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長官意志
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舍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片語。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舍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 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①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齣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臺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臺”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臺。“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