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的成功學***2***

2011年1月17日，汪峰發表微博迴應前女友葛薈婕提出他帶著他們的女兒做“親子鑑定”的質疑。汪峰解釋稱親子鑑定是法律要求，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在那之前，汪峰幾乎是與八卦和緋聞絕緣的。他被定義為一個人文歌手，私生活被巧妙地遮蔽於媒體的逼視之外。似乎，人們只需要他的音樂律動和他痛徹心扉的拷問式歌詞就夠了。長久以來，八卦版面放過了汪峰，人們只消費著汪峰的精神，而這一次前女友和女兒生母的亮相，讓人們發現了汪峰的肉身。在這之後，汪峰的現實形象被詭異地懸掛在精神拷問者和濫欲的貪歡者之間。

　　就在他陷入這些緋聞的同一年，汪峰出版了專輯《生無所求》。在這張唱片中，有一首被廣為傳唱《一瞬間》，不經意間袒露出汪峰對自己的剖白，“對著鏡中的我仔細端詳，這是個怎樣陌生的人啊，那醉生夢死的皮囊後面，竟是這滿目瘡痍的悲涼。”

　　當然，在檢討著自己“醉生夢死”的同時，汪峰沒有忘記自己“反思者”的角色。他用那首《存在》進行了一場巧妙的形而上的思考。總體上講，這種無傷大雅又不會真的形成逼問的思考是他的主流樂迷——中國偽中產階層茶餘飯後的點綴，他們樂於用這樣的方式顯示自己的深刻。這些缺少最基本的精神世界的男人們，熱愛表淺的苦難訴說以襯托當下徒有其表的物質成功。汪峰的這首《存在》恰巧切中了他們的這種需求。從這張唱片開始，接續著那首曾經著名的《春天裡》，汪峰把自己的“追問正規化”變得駕輕就熟。汪峰已經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形象：熟男、閱歷、經濟上的成功以及精神上仍保有的反思性。很多與他年齡相仿的男性都開始被這個形象所打動，更何況他的作品本身具有很強的可聽性和畫面感。

　　汪峰樂於在歌中唱著“飛翔、翅膀和遠方”，但2011年之後，他總是陷落於前妻、劈腿和子女贍養之類的俗常陷阱。對於“存在”這種終極意義撕心裂肺的追問和前妻對自己的婚姻態度聲淚俱下的控訴之間，突然間出現了一條黑色幽默的裂縫。他的一些歌迷也並非毫無遲疑，他們一邊被他深沉的歌詞打動，一邊對他迷亂的私生活感到困惑。這中間的落差似乎把汪峰愈發打扮成了一個虛偽的形象。

　　“請問這個理論，或是一些人的真理，是從何而來的?就是說一個這樣***寫出這樣的歌***的人，他***私生活***必須只能是這樣的。況且那些新聞是不是真的，我們都不去探討。比如這個人有感情經歷，他離過婚，他就一定是哪樣哪樣的，這太奇怪了。而且往往是，能夠讓我們記住的那些人，你去看他們整個的一生，大體上都會經歷這些的。”汪峰微笑著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表達得有些混亂。總體上，他是想說，自己的音樂表達只是生活當中的一部分，就如同那些紛擾的私生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樣。這並不能互相沖抵，以證明他是一個虛偽的人。

　　“我和汪峰同學經常交流關於各自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話題。他就是個普通人，有明顯的優點，也有明顯的缺點，有血有肉，難道這不好?”汪峰的朋友、昆明電臺主持人曾克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評價。

　　2013年9月，汪峰釋出了自己離婚的訊息，稱“開始一個人清澈的生活”。但那一天，幾乎就註定了他無法清澈的生活。同一天，在被王菲離婚的訊息掩蓋了光芒之後，網友踏上了調侃、消費汪峰的漫漫征途。“幫汪峰上頭條”，成為了一個長時間內的全民娛樂專案。“這個只是一個事件。我都不知道誰發起的。它已經這樣了那又能怎麼辦呢。”汪峰有些無奈地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有人還說，頭條說就是我策劃的長線運作。我還有這功夫?我要有這智慧，後面的負面都不會有。”

　　沒人知道，汪峰的“頭條運動”到底是否有他主動出擊的成分。但他從不避諱自己要成功的慾望。只是最初，對於調侃，他也有憤怒和鬱悶的時候。“會有很難受的時候。”他點了根菸，慢慢說道。“有時候，我們一起吃個飯，也調侃調侃他，有時候也安慰安慰他。他後來好多了，也自己開玩笑自嘲說要上頭條什麼的。”與汪峰合作十年的吉他手馮衝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調侃一旦開始，就不會結束。從“中國好聲音”舞臺上詢問學員有什麼夢想，到汪峰同款眼貼的搞笑事件，任何一條汪峰的新聞後面，他都被打扮成充滿心機的角色。某種程度上說，汪峰註定無法躲開這一切，這是成功的代價。

　　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人們樂於調侃，討厭莊重。但汪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其實已經扮演了某種“人文歌者”的莊重地位，人們接納了他唱著《春天裡》，撕心裂肺地回望自己的滄桑成功路，也接納了他呼喊著“我用翅膀托起明天的太陽”。之前，歌迷需要他為疲軟的自己以及不堪的現實打氣，後來，就在他被框定為人文主義代言者的時刻，必定迎來被解構的狂潮。人們熱愛看到公眾人物戲劇性的另一面。受眾樂於聽著汪峰唱著“誰知道我們會去向何處”，走下舞臺，卻投入眾多姑娘的懷抱。

　　就在汪峰在微博宣佈結束第二段婚姻之後，當天晚上，一張汪峰與友人打麻將的照片廣泛流傳，坐在他旁邊的女孩外形酷似章子怡。這之前，港媒拍攝到的二人一起觀看陳奕迅演唱會，以及章子怡被爆與撒貝南分手等事，終於被聯絡到了一起。汪峰與章子怡的戀愛關係正式走入公眾視野。

　　這一年年底，2013年11月，汪峰發表了新唱片《生來彷徨》。相比於《信仰在空中飄揚》和《生無所求》，豆瓣上9分上下的良好口碑，這張新作只被評價為6.7分。作品變得柔軟而瑣碎，可能是因為財富隔離了他與粗糲生活的接觸，也可能是因為愛情。“他的情歌創作是因為這兩年的現實生活，的確‘愛情不錯’，能寫出如此數量眾多、流行範圍之廣的情歌，光靠角度和技巧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心理和情狀的‘講真’和‘寫實’。”汪峰的朋友、唐山音樂臺主持人董鵬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汪峰在那張唱片的一首歌中唱道，“寶貝，你知道我們這樣爭吵沒有意義，還不如靜靜地靠在我懷裡輕輕睡去，感受風感受存在感受窗外夢的氣息，感受這蒼茫歲月裡兩顆孤獨的心。”

　　藝人

　　“你有沒有看見手上那條單純的命運線，有沒有聽見自己被拋棄後的呼喊”——《硬幣》

　　汪峰從助手手中拿過一把小提琴。“我自己擦松香。”他念叨著。在排練場，他是絕對核心，他一伸手，周圍的人就知道他需要什麼。水杯、吉他、樂譜，助手們像護士給醫生遞送手術刀般精準地把這些東西遞到汪峰手中。他們的表情都小心翼翼。

　　他拉了幾個小節的旋律。“一個月沒拉，又他媽廢了。”說完，自己大笑起來。他準備在演唱會上秀一段荒廢多年的專業。如今，汪峰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巡演曲目，有的是人接盤為他辦演出。但以前絕不是這樣，他不是那種一出道就一切順遂的歌手。

　　2004年出版的唱片《笑著哭》，某種程度上是汪峰不斷試錯之後的一次偶然的校準。其中，那首日後成為名作的《飛得更高》切準了那個時代最典型的精神氣息，昂揚而振奮，用一針針雞血和雞湯為自己不明所以地加油。

　　那首歌的商業成功，與中國當時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彼時，中國正準備一路狂奔。2004年，中國鐵路的長遠規劃開始奠定了中國高速鐵路的基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的瘋狂掘進，和龐大的政府投資，拉動了令世界驚異的GDP資料。汪峰的那首歌，從個人層面上被當做了勵志的叫嚷，在國家主義的層面上被鑲嵌進了某種意義上的時代頌歌的框架。相比於模式化的主旋律歌頌者，汪峰更加民間，更加市場化，也更加貼近普通人群。一群被時代的冒進鼓動起來的人們，裹挾在崛起的幻夢中，熱烈迴應著這首歌曲。不久，它被出人意料卻也情理之中地被選為“神六”發射直播的主題曲。

　　有人曾質疑汪峰，作為一個搖滾歌手，作品如此昂揚，還與“神六”發射這種事件扯上關係，以此批評他對於權力的主動親暱。“這個擔心，有的時候在腦子裡閃現一下，但是馬上就得到解答的是，我相信明眼人和聽我作品的人他會審視你一張張的專輯。《飛得更高》之後，別人會看，如果下一張專輯有八首《飛得更高》這樣的歌，那你怎麼解釋也沒用了。但我不是啊。”汪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飛得更高》爆紅之後，汪峰第一次開始迎接真正意義上的、巨大的商業成功。當時，更多的人把他當做了一個勵志搖滾歌手，尚且沒人有興趣和閒心去探究他的私生活。那時，他的出場費只有三五萬元，“存款也就有個二三十萬。”汪峰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而《飛得更高》之後，他的出場費變成了十萬甚至十五萬。“但是你的生活也隨之改變了，你要去花很多錢。它不足以讓我覺得生活已經很無憂了，沒有。”汪峰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我寫那首歌就是想告訴我自己，我可以飛得更高，就是這個意思。”汪峰的朋友、唐山音樂臺主持人董鵬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一直讓我感覺到的是，汪峰即使現在的唱片，也至少有70%的比例，是他日常的對映、思考、矛盾、焦慮、所行所悟的瞬間記錄。”

　　2005年的《怒放的生命》成為了一次完美的繼承。對於這種昂揚風格的繼承，汪峰是無意識的。“除非我瘋了。因為我很早寫歌的時候就明白一個道理，當你抱著一個目的寫歌的時候必敗。你就算這麼想，專門寫一首歌，你怎麼就能肯定大眾喜歡呢，你就那麼準麼?”汪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但他卻終於開發出了自己作品中隱含的商業價值。對於音樂創作者來說，你悲傷而深刻，就只能贏得小圈子內對於音樂和情緒的讚賞，當你昂揚而主動，所吸引的就是更廣闊的資本和受眾，所以，汪峰似乎決定繼續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一些。某種程度上講，這首歌曲和《飛得更高》有情緒上的對仗關係，只是更加自我一些。“曾經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經多少次破滅了夢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他這樣唱道。那一年，中國選秀之風崛起，在一群超女快男之中，戴著眼鏡的汪峰成了主流舞臺上的搖滾孤兒。

　　從這兩張唱片開始，汪峰似乎已經開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又能被大眾接受的典型範式。他也開始漸漸與他日後最重要的一群受眾——中國新生的中產階層——嘗試對接。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的一篇論文中寫道，中國中產階級是被一種急劇的社會結構變動“催生”出來的一個群體,這種時空條件下產生的中產階級可能具有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下中產階級的性格特徵以及社會功能。當代中國的“中產階級”具有很強的“突生”性質:他們一方面延續於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另一方面又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突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