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變的典故講了什麼

　　甘露之變後，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軍政大權，君主的廢立、生殺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為中國歷史的第二次宦官時代的開始。那麼歷史上甘露之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唐憲宗平定淮西以後，變得驕傲自得起來。他開始信奉神道，下詔求能煉長生金丹的方士。公元820年，他服了金丹以後，脾氣變得暴躁不定，宦官因而常常被認為有罪而處死。不多久，他就暴死於宮中。

　　憲宗雖然平定了藩鎮之亂，但對宦官一直是信任並依靠的，所以宦官的勢力很大。憲宗死後，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擅自立李恆為帝，這就是唐穆宗。穆宗病死後，他的兒子敬宗只做了一年皇帝，就被宦官殺了，王守澄等人又迎立李昂為帝，這就是唐文宗。

　　文宗即位後，王守澄因擁戴有功，由樞密使升為驃騎大將軍。表面上，文宗對宦官加以恩寵，但內心非常恨他們。特別是看到殺害憲宗的凶手還沒有被懲治，宦官們卻權力大到可以任意弒殺、擁立皇帝，文宗心裡更加不能忍受。公元831***太和五年***，文宗曾與宰相宋申錫密謀，如何剪除宦官。可是祕密卻被京兆尹王洩露，宋申錫因此被貶，計劃也失敗了。但文宗不甘心，仍在悄悄地物色能幫他除去宦官的人。

　　兩年後，文宗患病，嘴裡說不出話來。王守澄推薦了他手下的官員鄭注，給文宗看病。鄭注早年以行醫為業，那年他到襄陽時，襄陽節度使李正患病，他給李使用了偏方，李服用後十分見效，就讓他留下來做官，軍政之事都讓他參加決定。通過李，鄭注又認識了王守澄，王守澄調到內廷後，鄭注也隨著來到京師。文宗服了鄭注的藥，也很有效，於是鄭注又得到了文宗的寵信。

　　文宗憎恨宦官，但經過太和五年的失敗，他又不敢向朝中大臣明說這件事。鄭注深知文宗的心思，常常祕密為文宗獻計;又向文宗推薦了進士李訓。文宗見李訓儀表堂堂，善辯論，多有手腕，十分高興，對他越來越信任。

　　李訓、鄭注對當時的朝政都很有自己的見解，能準確地指出政治中的弊病和癥結，加上他們又是王守澄推薦的，不會引起宦官的懷疑，文宗便與他們密謀除掉宦官的計劃。他們認為，可以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採取分化瓦解、以毒攻毒的方法除掉宦官。

　　當年擁戴文宗的宦官，除了王守澄，還有一個仇士良。但仇士良一直受王守澄的壓制，沒做上大官，於是他們任命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分掉了王守澄的一部分權力，使王守澄很不高興。後來，李訓等人還除掉了另外幾股宦官勢力。

　　李訓當了宰相後，又任命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官階比過去高，但王守澄的軍權卻被解除了。這年十月，文宗叫人往王守澄的家中送了一杯毒酒，這個氣焰囂張的宦官頭子就這樣被除掉了。

　　李訓他們知道，要除掉宦官，就一定要掌握軍事力量，因為有權勢的宦官大多掌有軍權。為此，文宗讓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以便組織軍隊，作為外援。李訓精心挑選了一些有才幹的名臣子弟，作為鄭注的助手，還讓文宗任命羅立言為京兆尹、韓約為禁衛軍將軍，作為接應。

　　李訓原來和鄭注約定，公元835年11月27日，王守澄下葬時，由文宗下令，宦官中尉以下的全去送葬，到時候由鄭注率兵將這些宦官全部砍殺。可是李訓求勝心切，又想獨佔剪除宦官的功勞，因此提前採取了行動。

　　這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站定後，禁衛軍將軍韓約上殿啟奏，說禁衛軍大廳後面的院子裡，有一棵石榴樹昨天夜裡降了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認為是祥和的好兆頭。李訓帶領百官向文宗祝賀，並請文宗親自到禁衛軍的後院去觀看。

　　於是文宗乘軟轎出紫辰門，來到含元殿。文宗要李訓帶一些官員先去觀看，李訓看後回來說，恐怕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要仇士良帶宦官們去看。仇士良等人來到禁衛軍大廳，卻見韓約神色緊張，態度反常，心中很是疑惑。這時天公又不作美，正巧刮來一陣風，吹動了廳內的帷幕，仇士良他們發現，幕布後站著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他們大吃一驚，慌忙逃出去，門衛想關門都來不及了。

　　仇士良等人去看甘露時，李訓正在含元殿調兵遣將。這時，仇士良等人跑回來，挾持著文宗，把他塞進轎內，抬起來就跑。李訓大叫：“保護皇上的乘與，每人賞錢百千!”於是禁衛軍們都衝了上來。仇士良見形勢危急，就抄近路向內廷跑去。李訓拉住軟轎不肯鬆手，仇士良便撲上來廝打。李訓從靴筒中抽出刀來刺仇士良，仇士良卻被宦官救起。李訓一直抓住文宗的軟轎不放，被一起拖到了宣政門。這時宦官郗志榮跑來，把李訓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人乘機擁著文宗的軟轎進了內宮。

　　李訓見預謀難以成功，只好換上便衣出逃，但後來仍被抓住。在押送京師的路上，他因為怕受到宦官的酷刑和侮辱，說服押送的人，把他的頭砍下來送到神策軍。事發時，鄭注正帶著兵馬進京，聽到訊息他退回鳳翔，但後來又被仇士良密令殺死。這個失敗的事件，在歷史上被稱作“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後，仇士良指揮宦官大肆屠殺朝廷官員和禁衛軍士兵，被殺死的有六百多人，宰相王涯等都暴屍街頭，沒人敢收殮。文宗在宦官的轄制下，抑鬱成疾，終於在公元840年去世。

　　甘露之變後幾位詩人的反應是什麼

　　在甘露事變後，唐文宗聽聞多名朝廷重要將領被誅滅感到十分的悲痛，但同時也是無可奈何。現今，他唐文宗完全是處於太監的控制之下，只能在深宮中九重哀嘆悲悽。那麼在甘露之變後幾位詩人的反應如何呢?

　　在甘露之變後，以太子賓客的身份在東都洛陽閒居的白居易聽說長安的老同事全族一起上法場這一事情，顯得十分的幸災樂禍，於是就作了詩《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退居政治二線的白居易一直為火灼心，如今能夠看到往日的後來居上者終於要一命黃泉了，也難免會賣弄一下自己早先退出朝廷的狡黠和潔身自好的智慧。

　　而相比於白居易，同為官場元老的裴度來說，他雖然是浮城避禍，但很少表現出幸災樂禍的情感。裴度借酒消愁，在詩文之間，透露著看似閒適的心境，但也有藏不住的笑意和或者是抑制不住的悲憤。從裴度在甘露之變後的詩文看，可以看出他比白居易要厚道的多。

　　相比於老年人來說，正值青年的李商隱就顯得更加的意氣風發。年僅二十四歲的李商隱，在甘露之變事發後，就立馬作了一首《有感二首》，表達自己的憤憤不平，同時感慨時局。

　　“甘露之變”後，另一位詩人也是有感而發，他就是杜牧，但他的態度跟李商隱完全是相反的。當時一直在外輾轉反側的杜牧剛剛入京作監察御史，正值李訓和鄭注氣勢高漲，杜牧對兩人又反感又懼怕。後來他的好友被貶值，讓他氣憤之極。所以他的態度很李商隱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