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值得一讀的文章有很多，挑選自己的需要的，對自己有用的文章就是。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1：宋江這個人

　　未見他使出像樣的一招一式。遇到險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麼撥馬先逃，潛身躲藏，全無半點英雄氣概，真納悶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諸英雄何以竟與此等人為伍，並尊其為頭領。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偽善和權詐的一面。他謙恭禮讓、樂於助人，骨子裡卻工於計算，支配欲極強。這一印象，後來在金聖嘆的評本里得到了印證。可我始終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濟濟，施耐庵何以讓這麼個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覺得這是小說的一大缺憾。

　　近讀《水滸傳》，忽然茅塞頓開：施耐庵不正是通過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嗎?

　　宋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宋江以忠義的化身自居，連自我介紹時也忘不了說“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但細檢其所為，殊難找到忠和義的蹤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視為“忠”的表徵。這“替天行道”是句含混話。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卻是殺戮。

　　他從法場得救，要做的頭件事就是燒殺：火燒無為軍，殺死黃文柄一門良賤四五十人。黃某不管平素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無可指責，他僅僅維護了朝廷的利益。

　　退一步講，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殺，殺的應是黃文柄一人，而不該是閤家老小。對此，連稱許宋江的李贄老先生也大搖其頭，批道“大不是，大不是”。

　　宋江忠君的神話還建立在“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口號上。也不知這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麼分的。

　　不知他踐踏的王法，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他率眾攻的城、掠的地、殺的官兵、搶的國庫，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他勸降和逼降的剿捕將領，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

　　他拉秦明、呼延灼、關勝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漢企盼朝廷招安。可這些人根本不需要繞一個落草——招安的大彎子，他們已是在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現在不得而知，值得關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後的行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們知道，傳統的仕途是“學會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沒有待價而沽的資本，縣衙小吏已是他事業的頂點了。

　　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他言必稱忠義，但有兩處卻顯現出心跡：一是得知晁蓋等人在梁山做大事業，自言自語流露出豔羨之情;一是酒後題詩“敢笑黃巢不丈夫”。廟堂既然無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迴發展。

　　當然，走江湖也得憑本事吃飯，但有個“義士”名頭，不啻懷裡揣著“鐵券丹書”，近可以保身，遠可以騰達。待得當上梁山寨主，總算有了與“帝王家”交易的本錢。倒黴的是那些誠心聚義、共襄盛舉的異姓弟兄，糊里糊塗就被宋江給賣了。

　　宋江的“忠”如此，“義”又何如?義是《水滸傳》的靈魂所在，梁山事業的凝聚力就是義氣。

　　身為群雄首領，宋江理當為義的表率。不錯，宋江在江湖上有“孝義黑三郎”的美名，各路好漢都把他目為義士，對他恭敬有加。然而眾人的敬意並非基於各自對他的認識，而是傳聞。初見他時，誰也沒見他有何義舉，難免對他有些無禮。只在聽到他是江湖上盛傳的“及時雨”時，才倒身便拜。

　　這一套式重複得有點膩味，作者不厭其煩，是為不斷提醒讀者：眾好漢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見義勇為之士，只是“義士”名頭的載體罷了。一句話，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然他的名，如我們前面看到，源於施利市恩，與真正的“義”相去甚遠。

　　宋江和梁山的結義弟兄後來又是如何相處的呢?

　　與宋江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屬晁蓋、花榮、李逵諸人。花榮是宋江的心腹，救過他的命，共他患過難。按說，兩人可以毫無保留地推心置腹。當花榮要給他開枷時，他假惺惺地來一套說辭;揹著花榮卻又私除行枷。

　　李逵是一條血性漢子，對朋友忠貞不貳。他講到母親不幸死於虎口落淚時，宋江一廂卻大笑起來，接著說：山寨得了新人，“正宜作慶”。一次，李逵求戰被宋江喝止後擅離梁山，宋江就認為他“多管是投別處去了”。小人之心，由此昭然。

　　最能看出宋江為人的是他和晁蓋的關係。晁蓋是他的“心腹弟兄”，他曾擔著“血海也似干係”給晁蓋通風報信，後來晁蓋也曾兩次率領人馬趕來救他的性命。宋江得救時向晁蓋發誓，要“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實際又如何呢?

　　宋江一入夥，就甩開晁蓋更改梁山體制。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這既是才能功勞的體現，也是發號聽令的依憑。宋江頭件事就是廢除舊法：功不分高下，讓舊頭領坐主位，新頭領坐客位。

　　這一安排乍看無關緊要，實則不然。晁蓋的原班人馬是舊頭領，宋江交結的是新頭領。本來一到梁山，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寨主晁蓋的麾下。宋江硬要分賓主，貌似謙遜，骨子裡卻咄咄逼人。舊頭領總共才九個人，新的多達二十七人。

　　這樣一來，就把晁蓋和佔多數的新頭領隔開了。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想晁蓋的處境：他率眾千里跋涉，救宋江歸來，又得了眾多好漢，本是一樁盛事。

　　慶功席上，被宋江這麼一攪，兩列好漢，眾寡懸殊，壁壘分明，連視覺重心也嚴重傾斜，晁蓋居中，安能端坐?下面新頭領的喧嚷反襯出零零落落幾個舊頭領的寒磣，身旁又是顧盼自雄的宋江。對晁蓋來說，這哪裡像慶功，簡直是受罪。

　　宋江不以山寨大義為念，把梁山新頭領視為己有，不讓晁蓋染指。每有戰事，輒言“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一句話便把晁蓋冷置起來，使他一指揮不得新頭領，二結識不得新好漢。宋江出戰，新得的人越多，舊頭領的比例越低，晁蓋的影響力便越弱。

　　議打曾頭市時，宋江卻破例沒有勸阻晁蓋，甚至出現風折軍旗的凶兆，也不吭一聲。以前宋江遇險時，晁蓋總是傾寨出動前往救援，此番晁蓋涉險，宋江只“密叫”戴宗尾隨探聽訊息。晁蓋中毒箭受傷，卻遲遲不見梁山趕來相救。

　　當然宋江並未直接陷害晁蓋。但是在他營造的氛圍中，輪不到晁蓋打有驚無險的安穩戰，打險戰是晁蓋亮相的前提。晁蓋不會不知，風折帥旗不利於主將，但他不願放棄惟一的出戰機會。晁蓋受傷，是因為當前鋒。

　　出事前林沖力勸他到後面接應，他答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八個字裡，透出多少心酸和無奈。堂堂一寨之主，令不能行，只好自己在前殺開一條血路，宋江隔離策略成功之日，便是晁蓋喪命之時。

　　晁蓋中箭後，“死拼”救他的全是幾個舊頭領。晁蓋身危之際，宋江既不求醫也不問藥，惟“守定”在床前哭——等到他人死。

　　晁蓋也許是第一個***惟一一個?***看透宋江為人的。本來宋江是晁蓋的恩人，宋江一上梁山，晁蓋便要讓位給他。可後來晁蓋臨終時卻又囑咐：捉得仇人史文恭者為梁山泊主。其遺願分明是不許宋江繼位。

　　晁蓋生時，宋江不以忠義事之，晁蓋死後，宋江還要背叛他一次：他背棄晁蓋的遺囑，算盡機關，攫取梁山權柄。山寨本不可一日無主，有晁蓋囑咐在前，梁山泊理當立即為晁蓋報仇，然後擁立新寨主。

　　宋江卻“每日領眾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寨中事務一亂，大夥只能推他出來收拾。這招果然奏效。宋江一坐到主位，即刻發了一大通號令，哪像是哀慟過度亂了方寸之人?

　　不過，宋江現在只算攝政，晁蓋的遺囑還橫在那兒。宋江一邊延緩報仇，一邊盤算著下一步棋。一日閒話時有人提起盧俊義，宋江猛的計上心來：“梁山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止有什麼煩惱不釋?”

　　宋江究竟有何煩惱?是晁蓋遇害、大仇未報嗎?不是，宋江從不言為晁蓋報仇。梁山泊後來攻打曾頭市，卻是為了奪馬。曾頭市失利請和，宋江同意罷兵，條件是曾頭市交出照夜玉獅子馬，而非仇人史文恭。最後晁蓋大仇得報，多虧宋江“死要”那匹千里龍駒。

　　可見，他的煩惱另有因由，後來種種跡象表明，晁蓋的遺囑才是他的煩惱所在。

　　晁蓋遺囑把宋江降為“眾弟兄”之一：捉得史文恭者為寨主，宋江得與幾十條好漢單個競爭。宋江舊日威風基於倚眾恃強，按遺囑做，他就無力可借，無勢可乘。如果來一個有望當寨主的新人，他煩惱的死結就會解開。當然不是宋江有意讓位給他人，而是樹一個假想敵。

　　有了盧俊義這個“競爭對手”，宋江就擺脫了與數十人爭位的困境。原來的爭位局面是多極的，宋江雖為一極，但絕無優勢。請來有競爭實力的盧俊義，格局就變了。多極一下子變成兩極：非盧即宋。

　　其實，盧俊義本無意與宋江競爭，只是宋江頻頻讓位，硬是把盧俊義塑造成假想敵的形象。宋江抬高盧俊義，是不讓眾好漢出頭，逼盧俊義扮假想敵角色，又是拉攏眾好漢為自己出力。

　　這一壓一拉，梁山眾好漢不知不覺就被排除出角逐之列，淪為宋江得位的工具。宋江下了盧俊義這個棋子，爭位的死棋就活了：眾多的競爭對手成了他的支持者。這樣一來，就算盧俊義是強龍一條，也敵不過宋江這地頭蛇了。

　　這一招實在高明：宋江先利用盧俊義壓服眾好漢，再利用眾好漢反制盧俊義。怪不得宋江一直放著梁山榻邊的仇敵不管，千方百計要盧俊義上山，甚至不惜一再調兵遣將過州衝府遠征千里之外的大名府。

　　後來攻打曾頭市，盧俊義不得做前部先鋒而其他好漢捉得史文恭，功勞便算在宋江名下。不巧的是，仇人撞到盧俊義手裡。按晁蓋遺囑，梁山要尊盧俊義為寨主。可宋江偏要“商議”立寨主之事。

　　所謂“商議”，就是說此事還有待定奪。他雖提到晁蓋遺囑，也推盧為尊，但所列的理由卻是，論相貌、出身、才幹，梁山眾好漢誰也比不上盧。這實在是以退為進，挑撥離間。假如宋江誠心擁立盧俊義，何須多費口舌，遵遺囑辦即可。

　　這本是一件極明白的事，被他纏來繞去，弄到要拈鬮打兩州府。晁蓋的遺願於是乎蛻變成形同障眼法的兒戲。最後通過作弊，宋江名正言順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

　　宋江是個成功人士。他盜忠義之名行不義之實，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眾好漢未能看穿他的權詐。可悲一百多條漢子栽在這麼一個人手裡而不自知：是他們的淳樸和忠義成全了偽君子宋江。作者描寫宋江得志，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悵望千秋，蕭條異代，身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能不透過歷史的灰塵，向粱山群雄長長髮—聲浩嘆?

　　篇2：逝者的舞臺

　　2001年8月5日上午，楊景凡的追悼會在重慶石橋鋪殯儀館舉行。

　　追悼會是隆重的，這或許與逝者的身份尤其是級別有關。

　　西南政法大學「楊景凡老師治喪小組」釋出的「訃告」開篇即曰：「我校司局級離休幹部、中共黨員、教授楊景凡老師因病醫治無效，於2001年8月3日14時25分在重醫附二院逝世，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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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景凡先生，四川渠縣人，教授，碩士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創始人，復辦後首任教研室主任。2001 年逝世，享年 83 歲。

　　”

　　「離休幹部」，「司局級」……追悼會的規格總得與如此「身份」和「級別」基本相符才是。於是，學校部分領匯出席了追悼會，主持了追悼會，並沉痛地致了悼辭。

　　楊景凡的夫人和子女向所有參加追悼會的人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但他***她***們知道，追悼會的召開「善意地違背」了逝者的生前意願。

　　2000年12月，離去世僅僅8個月，楊景凡用散文文體，莊重地寫下了「遺言」：「當我心臟停止跳動之後，迅速送我去火化。讓我靜悄悄地走去，不要舉行任何儀式。過些時候，再通知親友，代我說我向他們告別了。骨灰留著和宇琳合葬。都由我的兒女作主了。」

　　只不過，他不僅僅是兒女們的父親。「遺言」中交代的有些事，兒女們沒法為父親作主。

　　這就是說，儘管「追悼儀式」對於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但「善意地違背」楊景凡的生前意願，隆重地舉行追悼儀式，則是大家都免不掉的、必須完成的事情。

　　正所謂「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就在告別儀式上，長子楊殊芃還是宣讀了父親「不要舉行任何儀式」的「遺言」。女兒楊甸勻在《我為父親流淚》的追憶文章中這樣寫道：「我默默地對父親說：爸爸，請你原諒我，我知道你不要什麼儀式，但今天來送你的，都是真正敬重你的人，我不能拒絕他們。」

　　楊景凡的「遺言」容易使人聯想起陶潛那著名的「輓歌辭」。

　　但二者形似神異。

　　詩人「道法自然」，最終了悟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是不會在意悼念儀式的。「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這的確傳達了詩人的生死達觀，可讓人感覺有些冷漠。楊景凡自幼喜讀陶潛詩，他的「遺言」同樣傳達了一種生死達觀，卻仍有溫情的傳遞，他只是願望「不要舉行任何儀式」罷了。

　　因為，「儀式」很可能淪落為無謂的「排場」。

　　路易-費迪蘭·塞利納有篇小說，叫做《從一個城堡，另一個城堡》。小說中有這樣的句子：「妨礙人類臨終的，是排場。」還有這樣的句子：「畢竟人始終都在舞臺上。」既然如此，「排場」似乎又是難以避免的。

　　米蘭·昆德拉以「死亡與排場」為題評論這篇小說，他就小說中這樣的句子引申開來：「有誰想不起死亡的喜劇，在臨終的病榻上說的那些著名的‘臨終之言’?就是這樣：就算是嘶啞地喘息，人始終都在舞臺上。而且就算是‘最簡單的’、最沒有暴露狂傾向的，也是如此，因為人雖然不一定會把自己放上舞臺，但如果他沒把自己放上舞臺，別人也會幫他放上去。這就是作為人的命運。」

　　只不過，楊景凡的「遺言」不是在病塌上「說的」，他是在書桌前平靜地寫下「遺言」的。在他寫作時，腦海裡很可能浮現過陶潛的《輓歌辭》。詩人的《輓歌辭》是在淡漠的心緒中寫就的，他不會在意任何悼念儀式，不僅因為死後「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而且因為「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這種詩化了的死亡意識已經遮蔽了人生的使命感和意義感：人死了，一死百了，萬事皆無——無知無覺，無慾無情，無是無非，無榮無辱。楊景凡沒有如此的「唯物」與漠然，他願望「不要舉行任何儀式」，是擔心「儀式」可能演變為空幻的「排場」，致使人生的使命感與意義感被扭曲、被掩埋、被荒疏、被幻化。

　　楊景凡之所以平靜地寫下難以完全兌現的「遺言」，其實是為了「拒絕」治喪小組釋出的那份「訃告」。

　　「訃告」主要說的正是他一生做過的事：

　　楊景凡老師1916年11月出生，四川渠縣人。抗日戰爭初期在成都參加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一1941年受地下黨的指派在四川渠縣從事革命的文化青年工作;1942年一1949年在渠縣、成都、西康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50年一1954年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先後任西南公安部四處成都情報站站長、二、三科科長;1954年一1987年9月在西南政法學院工作，從事法權理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先後任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國際共主義運動史教研室、國家與法權史教研室、語文教研室主任。1978年建立西南政法學院法律史學科並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起擔任中國法律史學科的研究生指導教師，1982年一1984年任院學術委員會祕書長兼科研處處長，四川省高階職稱評審委員會法學評審專家組組長。1979年起兼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顧問。1987年9月離休。

　　不足五百字的「訃告」，濃縮了楊景凡一生的經歷，羅列了他登上不同舞臺所做過的諸多事情，真實而簡潔，冷清而刻板。

　　「訃告」是什麼?不過是死亡的宣告書而已。當然，它還有與此相關的另一種功能，那就是把那個「排場」舉行的時間廣而告之。

　　大致說來，人的死亡有兩種。

　　一種是身體的死亡。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死是生的徹底結束。生是有限的，死是永恆的，死而復生絕無可能。死了，生就不再發生，再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

　　一種是心靈的「死亡」。這意味著精神生命的自我顛覆、自我否定，自我轉變。死而復生，生死交錯，對於自己所做過的事情的意義覺識將隨之而發生變化。

　　相應地，作為死亡宣告書的「訃告」也有兩種。

　　無論影響範圍的大小，身體的死亡都將換來不同形式的一份「訃告」，或是口頭的，或是文字的。這種「訃告」只能由別人來代勞，逝者再無言語，無可阻擋。

　　心靈「死亡」的「訃告」則只能由自己撰寫，自我轉換，自我宣告，自言自語。「死亡」呼喚「新生」。

　　楊景凡經歷過好幾次心靈的「死亡」與「重生」。這無疑會牽連，甚至連累身體。直到心靈依附其上的身體死亡的到來，心靈的生死交錯才最終停息。

　　他希望「靜悄悄地走去」，那「妨礙人類臨終的排場」，他壓根兒就不想要。

　　治喪小組釋出的「訃告」所羅列的那些事，因為他心靈的「死亡」而徹底喪失了「意義」。既然是無「意義」的事，那還有什麼「功績」值得「致敬」、「慶祝」乃至「崇拜」的呢?

　　1985年8月，年近七旬，楊景凡就鄭重地寫下了「生前留別」。詩歌體，共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