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方哲學史的論文
在西方哲學史研究重要性日益凸顯的今天，如何理解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範武、如何實現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正規化轉換成為進一步拓展該領域研究廣度和深度的關鍵性問題。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摘要：在西方哲學史研究重要性日益凸顯的今天，如何理解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範武、如何實現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正規化轉換成為進一步拓展該領域研究廣度和深度的關鍵性問題。為此，本文既依從西方哲學史自身的發展邏輯，又結合西方哲學中國化歷程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正規化加以概括，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西方哲學史研究正規化的現代轉換問題，以此求教於學界。
關鍵詞：西方哲學史;研究正規化;歷史轉換
中圖分類號：K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如果將西方哲學史描繪成一幅濃墨重彩的油畫的話，無疑近些年的西方哲學史研究為這幅油畫添了點睛之筆。無論從研究的數量，即西方哲學史研究著作、論文、出版物的湧現，還是從研究的質量，即西方哲學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推進和拓展，都使西方哲學史日益在國內成為“顯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絲毫不遜色於中國哲學本身的研究。在這一過程當中，無論從表層的敘述體系，還是從深層的研究正規化都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轉換――如果從真正的面向西方哲學史本身的研究來看，理論界在改革開放之後對其進行的研究呈現為知識性、歷史性和思想性研究正規化，表達不同時期對西方哲學史的不同理解。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西方哲學史研究的歷程畢竟始於更早的時段，即便最早的研究僅僅是翻譯或普及式的介紹，但也畢竟為西方哲學史研究在中國發展創造了契機。如果結合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整個發展歷程來看，是否可以按照中國人接受西方哲學史、進而研究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歷程將其概括為肯定式研究正規化、否定式研究正規化和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正規化，以此概括為基本態度與知識性、歷史性和思想性的研究正規化相互映照，以凸現理解哲學史、把握哲學史與研究哲學史方式的相互一致，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一
西方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一門歷史科學。黑格爾曾經對歷史科學有過這樣的理解，歷史科學區別與一切自然科學的重要特徵在於歷史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務一歷史的本質在研究的過程中總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所以在歷史研究當中對應該完成和能夠完成的任務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對它的題材的理解就會造成片面性的責難，這就致使“歷史本身必然成為一個遊移不定的東西”。因此只有當我們能夠提出一個確定的歷史觀時，歷史才能得到一以貫之的理解，而歷史觀的相對穩定性是需要經歷一個特殊的過程才能獲得的，這就為哲學史的研究增加了困難。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也是一門哲學研究，我們常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哲學史就是哲學”，哲學史研究無疑就是對哲學思想的把握，而哲學本身的思想性、深邃性和個性化特點也為哲學史研究帶來困難，“如果對於哲學有了不同的概念，那就只有真的哲學概念，才能使我們理解那些根據哲學的真概念從事工作的哲學家的著作。因為在思想裡，特別在思辨的思想裡，把握哲學內容是與僅僅瞭解文字的文法意義，和僅僅瞭解它們在表象或感性範圍裡的意義很不相同的。”①因此對於哲學史的研究，即使我們自以為清晰地把握哲學家的論斷、命題和意見，且盡力地通過命題思索前提並推斷解構，但是否我們就把握了哲學思想背後之意義仍然是值得懷疑的，恰如黑格爾所說的“動物聽音樂”――只能聽到音調卻無法感受音樂的和諧性和美感。西方哲學史更是“舶來品”――“西方”的文化，它與我們與生俱來、薰染其中的中國文化的巨大反差使我們難以體味西方人的歷史情境、感受西方人的思考方式、移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中。“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和最人為的狀態。它們是一種結論，是繼生成之物而來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結後的死亡，是擴張之後的僵化，是繼母土和多立克樣式、哥特樣式的精神童年之後的理智時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們是一種中介，不可挽回，但因內在必然性而一再被達成。”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這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是一種精神氣質上和歷史生成上的文明衝突，這就為文明衝突中另一文明的把握製造了困難。
如此一來，西方哲學史研究本身的諸種困境必然要以循序漸進、不斷探索、與時俱進為其研究的基本特徵，事實也是如此。縱觀西方哲學史傳入中國並進入研究領域的百餘年時間，可以發現西方哲學史研究走了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邏輯進路，這一邏輯進路又與研究者的研究正規化乃至思維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絡。正如黑格爾所說：“從外在的歷史觀點看來，便會以為理念發展的階段似乎只是偶然的彼此相承，而根本原則的分歧，以及各哲學體系對其根本原則的發揮，也好像紛然雜陳，沒有聯絡。但是，幾千年來，這哲學工程的建築師，即那唯一的活生生的精神，它的本性就是思維，即在於使它自己思維著的本性得到意識。”黑格爾所說的理念發展的階段正是現實世界變化的內在根據，所以這一變化可以概括為人的思維形式決定外在歷史的變化，這一觀點雖然有較為明顯的“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痕跡，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內在關聯，即人們在生活領域中形成的思維習慣會對人們的行為方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行為方式又進一步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當然黑格爾沒有看到現實生活本身對於思維方式的影響***。以此觀點看待西方哲學史研究的百餘年曆程就會發現，不同時期人們在生活領域中形成的思維方式是決定不同時期研究正規化的關鍵因素。
西方哲學史研究的第一階段可以概括為肯定式研究正規化。這一“肯定式”方式首先與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關，西學東漸、“洋為中用”的時代特點使西方哲學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某一歷史時期成為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藥祕方，肯定性自然成為對待西方哲學的必然態度。這一“肯定式”也與外來文化的接受過程緊密相關，一門歷史科學，“不論它的題材是什麼，都應該毫無偏見地陳述事實，不要把它作為工具去達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這樣一種空泛的要求對我們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必然與我們對於它的概念密切地聯絡著。根據這概念就可以決定那些對它是最重要最適合目的的材料，並且根據事變對於這概念的關係就可以選擇那必須記述的事實，以及把握這些事實的方式和處理這些事實的觀點。”因此對待一門舶來科學必然要從肯定性的接受概念、判斷、命題、論證入手，才能談得上研究，否則也就無法介入一門科學。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肯定式”研究正規化也與人們的認識方式緊密相關，從是什麼到為什麼再到怎麼辦，是人們遇到未知事物的習慣性邏輯思維。西方哲學起源於希臘神話，在象徵著人力圖依靠自身把握命運的最初努力的神話“俄狄浦斯”的神話中，英雄在力圖改變自身命運的過程中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人是什麼，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繼續探求人的命運，人是什麼是一切未知之謎的前提之謎。這一神話揭示了人的認識過程的必然邏輯。西方哲學史研究也是如此，在最初作為新鮮事物出現之時，“是什麼”這一“肯定式”的認識過程是符合人類認識事物的必然程序的。
如此一來，在西方哲學史研究的最初階段在研究正規化上就體現為“肯定性”特徵，因此在敘述方式上也體現為某種程度上的肯定性――以原著翻譯實現西方哲學史面向中國社會的敞開、從歷史的軌跡把握西方哲學史的發展歷程、注重
對西方哲學史發展過程當中前後繼承關係的理解、以西方哲學特有的提問方式和思考方式警醒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史研究為以後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西方哲學史的開始展現在中國社會面前，同時更以貫通的方式為西方哲學史研究的“精通”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
如果說肯定性研究正規化是西方哲學史研究起始階段的必然思考方式和研究正規化，那麼伴隨著研究的深入，思維領域的革命必然使否定性取代肯定性成為新階段對待西方哲學史研究的合理態度。“否定”這一概念在亨利希看來包含著兩方面的含義：其一為實體化的陳述形式;其二為異在和它自身的他物。事實上以西方哲學史研究正規化轉換來看待“否定”的雙重定義，兩者必然體現為內在的一致性：自身的他物並非在自身之外的他物，而是自身之中的他物亦即自我否定，這一自我否定必然導致在敘述領域當中的新的陳述形式。因此西方哲學史研究方式的否定性並非對西方哲學史本身的否定，而是作為區分、規定的否定性環節，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推動以往西方哲學史當中潛在的因素彰顯出來。否定式研究正規化對於西方哲學史研究意味著對自身研究的反思，體現為某種自否定的自由精神，力圖通過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突圍，表達某種生存論的慾望和衝動，“在人類現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否定世界的現存狀態而把世界變成人所要求的現實的實踐批判活動，它既是精神批判活動的現實基礎，又以精神批判活動為前提。在觀念上否定世界的現存狀態並在觀念中構建人所要求的現實的精神批判活動，構成實踐活動中的理想性圖景和目的性要求。”，這是西方哲學史研究在新階段發展的原動力。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來說，肯定本身就是否定。所以真正的肯定並非是x=x，這是一種自我同一式的肯定;真正的肯定也非x=-y，這是一種外在的對立;真正的肯定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基礎上的肯定，否定是肯定的必然環節。在這一意義上，西方哲學史研究必然要經歷“否定性”研究正規化階段以道道對自身研究的肯定。
西方哲學史研究的第二階段體現出否定性的研究特點。這一方面符合思想本身的否定歷程，也符合時代本身和認識本身的特點。這一階段中國擺脫了簡單按照西方人、西方社會的思路改造中國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主張，力圖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洋為中用，始終強調是“中用”，“是什麼”的問題已經進展到“為什麼”，表達了中國社會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意識的覺醒是任何領域研究的重要且關鍵的因素，在西方社會中從最初的“納西索斯情結”到之後的“認識你自己”無疑說明自我意識覺醒是哲學乃至哲學史研究的關鍵。中國哲學界的西方哲學史研究也是如此，沒有鮮明的中國式自我意識，那麼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只能是人云亦云的照搬照抄，只能是對西方文化的簡單還原，只之其表，不及其裡。自我意識的覺醒才能使西方哲學史研究真正立足於中國現實，體現出中國風采，因此這一時期的研究開始結合中國社會現實重新審視西方哲學，開始有了對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史研究也使哲學史研究真正有了哲學觀和歷史觀的指導。中國式風采為始終以有助於實現中國社會前途和命運的西方哲學史研究灌注了核心的哲學觀和歷史觀――哲學史研究始終是服務於社會現實才使得哲學史呈現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或“思想中把握的時代”，西方哲學史研究以此帶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目光，對西方哲學史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典型地再現了西方哲學史的基本精神，並真正使西方哲學史具有了內在的哲學觀和歷史觀指導。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才具有了“活”的靈魂。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正規化也真正使得西方哲學史的基本精神深入中國社會，批判性和反思性應該是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在前一階段的西方哲學史研究過程中僅僅侷限於對思想的肯定式把握使思想流於無張力的線性邏輯，“被無限耽擱的實踐不再是對自我滿足的思辨進行起訴的法庭，毋寧說它是權力執行機構為徒勞地堵塞任何批判的思想而使用的藉口，儘管變化著的實踐需要批判的思想。”而這一階段的研究使西方哲學史所具有的這一特點較為鮮明地呈現在國人面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否定”式研究正規化在為中國式的“大團圓”、“大一統”式思維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價值，啟發了中國人乃至中國社會的思維，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史研究以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主要問題為切入點，力圖將其中的思想以革命性與反動性、先進性與落後性、個體性與階級性因素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挖掘出來，以此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啟示。中國社會體現為“鬥爭”的基本特徵，這一斗爭的方式不但體現在人們的行為領域中，也影響到人們的思維領域，於是西方哲學史研究以批判反思性的目光對西方哲學史進行個體性、階級性的理解，力圖從哲學基本問題人手挖掘西方哲學史上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點。這一研究正規化一方面體現對西方哲學基本精神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繼承和把握，以辯證性的目光審視西方哲學史具有時代性和思想性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對西方哲學之“否定”性的把握受時代侷限性的影響過分外在，而沒有更多集中在自我否定的思想層面，如此一來思想上的否定就成為了政治意義上的“鬥爭”，而“鬥爭”對於思想的發展是不利的，西方哲學史的否定性研究正規化在新時代條件下必然要求向著更高層次的肯定迴歸。
三
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肯定――雙重否定的結果――應當象黑格爾在力圖解釋一切活動和自身運動的源泉時那樣，能夠作為本體論範圍內的觀點發揮作用，那麼其前提就是：產生雙重否定的肯定本身事先就已經作為本體論原理建立起來了。”因此真正的否定應該是自否定，否定如果僅停留在外在對“他物”的否定關係，就只能是外在的、形而上學的，只有把它看做是否定自身的內在關係，所以真正的否定應該是x=-***-x***，也只有這樣的否定之否定才能在否定中獲得可能的限定，才能使否定性運動起來從而向更高的肯定性迴歸，“它是建立起來之有，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又把他對他物的關係折回到自身中去了，而且否定是自身等同的，是它自身及它的他物之同一，而且只有這樣一來，它才是本質性。”否定之否定是事物運動的更高階段。
西方哲學史研究歷程也符合這一規律，如果將西方哲學史研究和編撰看做現實人的實踐活動，那麼這一實踐活動在現實化之前首先作為思想性活動存在，思維活動的否定之否定過程恰恰符合這一思想性活動的發展邏輯和基本規律。當西方哲學史研究有了中國式思維，以鮮明的自我意識解讀西方哲學之時，“-x”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也業已形成;如果這一“-x”代表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維的話，那麼僅有這種思維還是不夠的，西方哲學史研究一方面應遵循西方哲學作為“歷史性敘事”的自我發展軌跡，另一方面要對自我發展軌跡做出合理化的、中國式的理解和解讀，更為重要的在於如何實現西方哲學史研究與中國現實發展的接軌，即如何通過對西方哲學思維之優勢的肯定性繼承，如何通過對西方哲學發展的否定性之批判，最終活動批判之後的肯定，也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麼”或者我 們“還能做什麼”。這才能給予西方哲學史之意義，而不僅僅是空泛的研究外在於我們生活世界的某種思想，真正將西方哲學史研究置於中國語境，將西方哲學史轉化為世界性的、人類性的思想，只有人類性的才是中國的。
按照這一思想本身的邏輯進路，西方哲學史研究的正規化轉換就成為思想歷程和研究歷程發展的邏輯必然，這一轉換不是對原有正規化的拒斥或拋棄，更多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將其融含於自身之中。三十餘年來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正是朝向這一方向不斷探索，無論是教材的編寫，還是著作的出版;無論是階段性研究，還是通史的把握;無論是思想性研究，還是人物性挖掘都始終圍繞著最為穩固的三角形的三個“支點”不斷前行：其一尊重西方哲學史內在的發展軌跡，這一方面體現在對西方哲學史發展歷程的客觀性的尊重，另一方面體現為對西方哲學史發展邏輯的自覺揭示。當然對於其基本軌跡的把握不盡相同，有的學者從西方哲學史發展歷程的表象做出概括，有的學者從西方哲學史概念的流變做出闡釋，還有的學者從思想性與時代特點的相互結合進行理解，這其中包含著不同研究個體性所形成的“哲學觀”或“哲學史觀”，即對“哲學史”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其二尊重西方哲學史與中國哲學之間的相互關照。西方哲學史研究畢竟不是還原歷史，歷史無法還原，歷史的故事無法“重述”，只能以各自的方式“重現”，而“重現”的過程就包涵著歷史故事的敘述者自身的理解。如果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表達的語言以意義構成其龐大的潛在力量，那麼包含特定意義的語言才能夠成某種獨一無二的敘述方式***參見維特根斯坦一文***。西方哲學史研究者所具有的中國化立場和中國式語境必然使西方哲學史研究本身形成兩種歷史語境的重疊和關照，近些年來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已經不再拒斥這一立場，力圖在研究中擺脫固有觀念，而是將兩者的相互比照作為推進西方哲學史研究的邏輯新進路，也為西方哲學史在新時期的研究帶來了新生機。其三尊重西方哲學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啟示。細觀三十餘年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可以發現，這些研究體現了一些突出的特徵，即不再更多關注對史在貫通意義上的把握，而更多針對具體問題的具體研究，特別是近些年興起的對人與自然關係、現代性問題、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關係等等問題的把握，既體現對哲學史微觀的研究，更力圖將研究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實現哲學“解釋世界”進而“改變世界”的理想。即便是在對西方哲學史通史意義上的研究也總是灌注著這樣一種方式：通過對西方哲學史發展歷程和發展軌跡的把握，呈現西方哲學史的真實內涵，將其內在的意義發掘出來，“意義”說成為西方哲學史研究的新聚焦點，而意義本身是世界性和人類性的，西方哲學史界關於內在軌跡、思想邏輯、研究正規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意在如此。
我們發現目前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正處於正規化轉換的征途當中，這種轉換遠沒有完成，而尚在進行;如何在這一征途當中，形成符合其發展軌跡，具有合理性的具體方式就成為理論界研究者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方式的選擇性體現研究者們的思想力和創造性。歷史永遠沒有終結，思想永遠無法停止，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也就永遠處於征途之中，正是“事業未竟”，才更具有無限可能。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作為結束：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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