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黑格爾是誰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是德國19世紀唯心論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建立了世界哲學史上最為龐大的客觀唯心體系。著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哲學家黑格爾的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哲學家黑格爾的簡介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時代略晚於康德。黑格爾出生於德國西南部巴登-符騰堡首府斯圖加特;卒於柏林，柏林大學柏林洪堡大學校長任內。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思想，象徵著了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 運動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有甚者，由於黑格爾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者之要義，因此，對於那些因看到自由主義在承認個人需求、體現人的基本價值方面的無能為力，而覺得自由主義正面臨挑戰的人來說，他的哲學無疑是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

　　哲學家黑格爾的生平

　　1770年8月27日生在德國符騰堡公國首府斯圖加特一個官吏家庭。

　　1780年起就讀於該城文科中學，1788年10月去圖賓根神學院學習，主修神學和哲學。

　　1793年─1796年在瑞士伯爾尼一貴族家中擔任家庭教師，1797年末─1800年在法蘭克福一個貴族家庭裡擔任家庭教師。

　　1800年到耶拿，與謝林共同創辦《哲學評論》雜誌。次年成為耶拿大學編外講師，四年之後成為副教授。

　　1807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現象學》。

　　1808至1816年，他在紐倫堡當了八年的中學校長。在此期間完成了《邏輯學》簡稱大邏輯。

　　1816～1817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

　　1817年，出版《哲學全書》其中的邏輯學部分簡稱小邏輯，完成了他的哲學體系。

　　1818年後任柏林大學哲學教授，並於1829年當選柏林大學校長，1821年出版《法哲學原理》。

　　1829年，黑格爾被任命為柏林大學校長和政府代表，1831年死於霍亂。

　　他在柏林大學的講稿死後被整理為《哲學史講演錄》、《美學講演錄》和《宗教哲學講演錄》。

　　配偶及子女：瑪麗·馮·圖赫爾，出自紐倫堡的貴族之家，比黑格爾小二十歲，在黑格爾求婚成功並頗費周折地獲得了女方父母同意後，兩人於1811年9月結婚。婚後夫妻一直感情很好，家庭和睦。他們育有多位子女。 黑格爾1807年與自己的房東太太克里斯蒂安娜·布克哈特育有一個非婚生的孩子費歇爾，黑格爾在費歇爾10歲的時候1817年將其接回家中，費歇爾的母親已經在這十年中去世，他之前的日子都是在孤兒院度過的。

　　哲學家黑格爾的哲學思想

　　黑格爾青年時代恰逢法國大革命，J.盧梭的思想對他產生了極大影響，他被法國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動。他反對封建專制和民族分裂，渴望德國在政治上實現統一，把德意志民族的復興與資產階級革命聯絡起來，並把立憲政治制度視之為理想的國家制度。1815年拿破崙戰爭的失敗、歐洲封建勢力的復辟，使他的政治態度發生變化，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開始讚頌現存的普魯士王國，主張以此為基礎而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黑格爾晚年對普魯士王國表現出忠順態度，但對法國革命始終持有好評，對德國保守派──歷史法學派持反對態度。

　　黑格爾的國家觀繼承和發展了I.康德、J.G.費希特以來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他用哲學的思辨揭示國家的本質，反對17、18世紀的社會契約論從國家的外部特徵解釋國家的本質，認為國家不是契約的任意產物。

　　他的國家概念指的不是現存的國家制度，而是精神的國家理念。他認為現實的國家只是國家理念的表現。國家的本質在於它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的東西。黑格爾用唯心主義的觀點對國家與社會進行了區分，認為市民社會是“外在的國家”，是主觀意志、個人利益的結合形式。國家以它至高無上的意志、倫理精神把整個民族凝聚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國家先於並高於家庭、市民社會，是它們存在的前提，是決定的力量，是人類生活的最高形式。它是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統一。個人只是國家的一些環節，生活在國家中，才能獲得個人的人格、自由和價值。黑格爾對德國古典哲學中整體國家觀的傾向給予充分發揮，表明了他對古希臘以倫理和整體為特徵的城邦國家觀的崇尚。

　　在國家制度方面，黑格爾認為世襲君主制是國家制度的頂峰，王權是普遍利益的最高代表，國王擁有最後的主觀決斷權。但他主張限制王權，認為三權只是政治國家統一意志的象徵，只能依法簽署議會通過的決議。

　　他對行政權的論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指出行政權是執政權，應當掌握在為社會服務、與普遍利益相一致的等級手中。他反對封建的官職世襲制度，主張任用官吏應以才智為標準並向一切市民開放。他強調國家制度的整體性和有機性，反對機械的分權理論。

　　黑格爾渴望德意志統一和復興是與其民族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的，他提出國家、民族要獨立自主，論證了戰爭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並把日耳曼民族視為優等民族“世界精神”的完美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