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宗教哲學的學生期末論文

　　基督教思想與西方哲學的關係問題在中國學者頭腦中縈繞，時日已久，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尚未求得。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篇一

　　“宗教”如何“解構”“哲學”

　　基督教思想與西方哲學的關係問題在中國學者頭腦中縈繞，時日已久，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尚未求得。近來，有學者指出“將已深入歐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貫到以希臘為傳統的歐洲哲學思想中來，使其不再遊離於哲學之外，不再有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而化為哲學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將基督教宗教問題接納到哲學中來思考，或為基督教問題尋哲學的理解、辯護方式，這個工作，許多的哲學家、思想家一一像中世紀的奧古斯丁、托馬斯、安瑟倫等等，近代的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等等，都做得不少，但集其大成的，是康德。[1]筆者以為，這是一種以哲學為本位的學理上的思考，對我們理解與把握這一問題有重要啟迪作用。然而，基督教思想與西方哲學的關係問題不應當僅從哲學角度進行審視，而應當將之納入到具體的文化環境中去考察。自從基督教在具體的羅馬帝國文化環境中生成以來，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關係，一方面表現以希臘為傳統的歐洲哲學“接納”與“解構”基督教思想;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基督教思想家“接納” 與“解構”各種西方哲學。尤其是在羅馬帝國時期，這後一方面表現得格外突出。

　　一、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抗衡

　　基督教興起之時，希臘哲學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歷史。德漠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巨集偉思想體系盡現希臘哲學鼎盛時期的輝煌與風采，至今令人矚目;隨後出現的希臘化時期的各種哲學流派雖然銳氣漸消，出現了嚴重的實用化、倫理化、宗教化趨勢，但仍不失與東方宗教抗衡的一股精神力量。羅馬帝國建立以後，從共和時期延續下來的對希臘傳統的仰慕，以及帝國最高統治者對希臘文化的倡導使得帝國境內出現了全社會性的希臘文化熱和哲學熱。希臘哲學的發展從外觀上呈出一派繁榮景象。原有的各種希臘哲學流派得以延續和發展。伴隨著帝國都市化運動的程序，哲學講堂成為城市裡的常見景觀。貴族青年從小接受包括希臘哲學在內的文化教育，哲學家們出入宮廷，參與政事。尼祿的宮廷顧問塞涅卡、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都成為斯多亞學派的重要代表。柏拉圖夢寐以求的“哲學王”的理想在羅馬帝國變成了現實。

　　然而希臘哲學好景不長。在短短的一個世紀裡，基督教迅速崛起，以一種強勁的姿態開始了它對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征服。得益於大批有希臘文化背景、精通希臘哲學的知識分子的飯依，基督教迅速地改變了自己神祕教的原始狀態，擁有了自己的神學與哲學。從公元二世紀開始，基督教的教父們對羅馬的各種多神論宗教進行批判，矛頭所指，兼及倫理化、宗教化趨勢日益嚴重的各種希臘羅馬哲學。各種哲學流派與各種非基督教的宗教一道成為基督教思想家批判的靶子，並在與基督教的論戰中敗下陣來。新柏拉圖主義的出現約3世紀初似乎給這種局面帶來一絲轉機。“新柏拉圖學派的成長，不只是作為羅馬帝國中的一個學術機構，而且還是一個宗教時代的一種精神運動。” [2]普羅提諾約204 - 270年以柏拉圖哲學為基礎，以宇宙精神化的手法，把一個廣泛接納各種希臘哲學、猶太神學和早期基督教神學內容的龐雜的思想體系當作整個希臘哲學發展的終極結果奉獻給世人。普羅提諾思想體系的形成，使古典柏拉圖主義有了“新”意，使它超越斯多亞學派成為羅馬統治者最親睞的哲學，成為批判基督教的主力。然而，基督教的思想家已經搶先把柏拉圖主義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體系。新柏拉圖主義者在與基督教思想家的抗衡中，除了羅馬皇帝的親密關係以外，已無理論上的優勢可言。隨著羅馬帝國政局的變化，基督教上升為國教。到了公元529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關閉雅典所有的哲學學校，希臘哲學的發展在外在形態上走向了終結。

　　以上所述就是羅馬帝國的基督教與希臘哲學抗衡的巨集觀場面，如果我們能夠客觀地看待這一段思想史，不以哲學本身之興衰為唯一權衡，那麼不難看出，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關係在這一時期主要表現在基督教思想家對各種希臘哲學所作的有選擇的接納，而不是該時期的思想家站在希臘哲學的立場上對基督教進行接納。當然，這樣說並不否認希臘哲學家對基督教思想的汲取，例如諾斯提主義哲學家對基督教信仰的汲取和改造，也不否認希臘哲學與基督教思想家在某些方面達成共識，例如希臘哲學中的理性神觀與基督教的一神觀。學者們常說“基督教思想家汲取希臘哲學的理解、辯護方式，為基督教的信仰作辯護。”然而，汲取就是有選擇的接納。馬克思當年在談到柏拉圖與基督教的關係時說“說基督教裡有柏拉圖的成分比說柏拉圖那裡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確得多。” [3]同理，解釋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關係重要之點不在於它們之間在思想觀念上有無相互汲取的地方，而在於這種汲取是站在什麼立場上進行的，亦即以何者為本位的問題。包括奧古斯丁、安瑟倫、托馬斯在內的大批基督教思想家在汲取希臘哲學從未偏離他們的基督教立場，有著十分明確的護教目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把他們所做的工作說成是哲學對宗教的“解構”有違歷史事實。

　　二、基督教接納與使用希臘哲學

　　基督教與希臘哲學的關係是在具體的文化環境中生成的。解釋兩者關係的最佳途徑是據史實作具體的說明。在羅馬帝國文化的大融爐中，基督教的對手不僅有形形色色的宗教，還有歷史悠久的高度理性化的希臘哲學。作為一種新宗教的基督教能否在自身中包括這樣一份歷史遺產，是基督教能否征服同時期其他宗教和哲學流派的關鍵。

　　基督教在其初始階段並不具備一套抽象的神學體系。使徒們在傳道中要闡發神的啟示和耶穌基督的啟示，對啟示的內容作過一些理性化的解釋，這就是所謂的新約神學思想。然而基督教思想並沒有到此止步，而是在與各種哲學思想的交鋒中繼續發展。基督教《新約全書》中直接提到過的哲學流派有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亞主義。使徒保羅前往雅典傳道，“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4]保羅是耶穌的使徒中文化水準最高的人，出生在斯多亞學派哲學家輩出之鄉大數。他精通猶太神學，對希臘哲學也有相當的瞭解。然而，希臘哲學對保羅影響不大，他的神學思想主要是對舊約神學的發揮。再往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哲學家對基督教的批判越多，基督教教義的理性化程度提高的越快。在基督教與希臘哲學各個流派的思想交鋒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誠的信仰，但無系統的神學理論;而希臘哲學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無統一的信仰，而且又在相互攻伐。然而也正是在這樣豐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圍下，基督教神學思想迅速地理論化、體系化了。完成這項工作的是古代基督教教父。

　　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教父有三類:使徒教父、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使徒教父們有神學思想，但在理論形態上大體與保羅相仿，還談不上系統化、理論化。希臘教父的主要代表有夸特拉圖、阿里斯提德、殉道者查士丁、泰遜、阿塞那戈拉斯、塞奧菲魯;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有:朱諾西馬、菲利克斯、特爾圖良、考摩典、西普里安、拉克唐修、奧古斯丁。希臘哲學在羅馬帝國文化中所佔的巨大份額使基督教教父們不得不思考基督教應當怎樣對待希臘哲學，並在面臨希臘哲學家對基督教的批判時發表自己的見解，由此構成了羅馬帝國精神文化領域內與希臘哲學家對峙的另一個陣營。

　　具有高度理性批判能力的希臘哲學家對基督教的批判延續著前輩們的思想路線。他們認定基督教是一種舊宗教的翻版，基督教崇拜的神是神人同形同性論的。公元二世紀末的柏拉圖主義者凱爾蘇指出：基督教的神“是生來就有形體的，有人一樣的身體。”[5]基督徒是一群愚昧無知的人。“他們相信能用他們的眼睛看見神，能用他們的耳朵聽見神，能用他們的手摸到神。”[6]凱爾蘇覺察到這種新宗教的核心是福音書中記載的耶穌事蹟，於是花費了很大的力氣對聖經福音書進行理性的審視。他認為，耶穌“謊造了他從處女而生的故事”。實際上，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的村莊，母親是一個以紡織為生的鄉下女人，父親是一個兼做生意的木匠。他的母親因為通姦而被趕出家門，只好到處流浪，過著恥辱的生活，祕密地生下耶穌，她把嬰兒帶往埃及。在那裡耶穌長大成人，並會學了巫術。在返回巴勒斯坦的時候，他與十一名全國最壞的無賴結成團伙。為了贏得門徒，他給自己加上了神的頭銜。後來有一個同夥出賣了他，使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7]凱爾蘇還責問基督徒：你們說他死而復活，但有誰見過他復活呢?只有一個發病的女人。基督徒說耶穌是神，因為他預言自己將死，但我們是從哪裡看到這個預言的呢?是在福音書中。福音書是誰寫的呢?是耶穌的門徒。什麼時候寫的?是事情發生以後。就算耶穌作過自己將死在十字架上的預言，那麼一個強盜預先知道自己被捕獲會被處死，而後來事情確實發生了，能否因此使他成為神的兒子呢?至於他創造的那些奇蹟，其他人也能製造。再說他被裹上紫袍、戴上荊棘編的冠冕、喝苦膽汁和醋又有什麼奇蹟可言呢? [8]諸如此類的批判在當時決不是罕見的例子，只不過這一類文獻絕大部分已經在基督教得勢以後被毀掉了。

　　不過，基督教思想不僅有一個以耶穌事蹟為主要內容的信仰核心，還有許多其他的教義。怎樣解釋基督教思想與希臘哲學所具有的那些共同點呢?站在希臘哲學一方作出的回答是：基督教思想是對希臘哲學的剽竊與誤解。凱爾蘇斷言，基督徒的學說沒有權威。基督教的謙卑觀是

　　對柏拉圖有關學說的一種粗淺的誤解;[9]耶穌的格言“富人進天國是何等地難啊”是對柏拉圖相關學說的一種歪曲;[10]基督教的道德學說是從其他哲學家那裡借用來的，“不包含任何人感興趣的新東西”;“神的國”the kingdom of God這個概念取自柏拉圖的“神是萬物之王”;[11]基督徒關於不與邪惡對抗的教導是對柏拉圖思想的剽竊;[12]基督徒說神是靈，這只不過是從斯多亞學派那裡借用來的東西。[13]

　　剽竊是貶義詞，汲取或接納是中性詞。基督教的聖經與希臘的宗教、神話、哲學之間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基督教教父們也無法迴避這一事實。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教父們作出了與希臘哲學家截然不同的解釋：不是耶穌讀過柏拉圖的書，保羅研究過赫拉克利特，而是柏拉圖讀過摩西的書，因為舊約中的先知們的生活年代早於希臘詩人和哲學家。“摩西早於希臘作家”。[14]至於應當如何對待希臘哲學，教父們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受宗教立場的限制，他們沒有公開宣佈基督教應當汲取或接納希臘哲學，而是通過對基督教思想和希臘哲學的比較研究，對基督教教義作再闡釋的工作，從而使兩者儘可能地接近了。

　　被稱為殉道者的查士丁約公元100 -165年在皈依基督教以前曾先後接受過斯多亞主義、亞里士多德哲學、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哲學。加入基督教以後，他確信，基督教是一切哲學中最真實的，因為這種哲學源於舊約先知和神性的邏各斯的訓誨。任何時代的任何人，只要順從邏各斯的教導和指引，都可作真正的基督徒。這普照一切的邏各斯肯定已經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化成肉身，因此基督是上帝的完全啟示。基督教的教義與當時異教哲學中最好的部分非常相似。這是因為，任何民族中的賢哲都受同一種“道”啟示，因此他們都有權成為基督徒。柏拉圖哲學只要稍稍加以變動和修正，就能和基督教融洽無間。例如，聖經中的神和柏拉圖的神都是超越的、永恆的、不變的、無形的、不可名狀的[15]。聖經《創世紀》和柏拉圖的《蒂邁歐篇》都認為宇宙是根據神的意志被創造的。但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柏拉圖的思想與聖經有差別。例如，柏拉圖主張靈魂轉世說是錯誤的。由於查士丁撰文的目的是為基督教辯護，向羅馬帝國統治者為基督教爭取宗教的寬容，因此他儘量說明基督教與希臘哲學思想的相似之處。另一名早期希臘教父克萊門和查士丁持同樣的觀點，但表述更加明確，“我們的導師是神聖的上帝、耶穌、道，他是全人類的領路人。” [16]他是一切真正哲學的來源。聖經直接來源於上帝，哲學間接地來源於上帝。“但在上帝召喚希臘人以前，哲學或許是上帝直接和主要賦予希臘人的。因此希臘哲學是導師，如同律法之對於希伯來人一樣，引導希臘人的思想歸向基督。” [17]他們的觀點標誌著基督教思想與希臘哲學被有意識地結合起來，一種求知的神學由此發端。

　　“拉了神學之父”特爾圖良的觀點代表著另一種極端。他認為，基督教與哲學無關。“雅典與耶路撒冷到底有什麼關係?學園和教會有什麼一致的地方?” [18]他極力反對基督教教義的希臘化和哲學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那些用斯多亞哲學或柏拉圖哲學解釋基督教教義的人。他重申保羅關於哲學的警告：“不要讓任何人通過哲學和空洞欺騙誤導你們，它只是人的傳統，與聖靈的智慧相對立。”“讓那些創造所謂斯多亞學派的基督教、柏拉圖學派的基督教、辯證法的基督教的企圖統統見鬼去吧?” [19]然而，贊同特爾圖良觀點的基督教思想家是少數派。他本人在闡釋基督教教義時，也毫不猶豫地從希臘哲學中汲取了大量的術語和邏輯推理。[20]

　　基督教的大思想家奧古斯丁也認為基督教是一種真正的哲學。但他明確地指出，哲學家們的哲學所依據的是推理，基督教的哲學所依據的是《聖經》權威。象道成肉身、基督的復活、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這些東西是哲學的反思所不能理解的。[21]他在敘述自己的思想歷程時說，他曾經竭力在柏拉圖主義的著作中找基督教的學說，如神、道邏各斯、創世等等。他找到了許多共同點，但是找不到道成肉身、耶穌的塵世生活和死亡。[22]所以，從根本上來講，柏拉圖主義是福音的準備。讀柏拉圖學派的著作才能懂得從物質世界以外去尋找真理，才能深信神是實在的、無限的、永恆不變的自有者。他甚至認為，只有先讀柏拉圖，再《聖經》，才能接受《聖經》的教義;反之，則不能得到這種效果“假如我先受你《聖經》的薰陶，先玩味你《聖經》，然後接觸到這些著作，這些著作可能會推翻我誠信的基礎。” [23]柏拉圖主義者雖然預示了基督教學說的某些方面，但對基督教的拯救並沒有什麼貢獻;相反，倒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虔誠的教徒，由於緊緊握住基督的十字架，倒能上升到天堂;而有學問的哲學家們的推理，在這點是不起作用的。[24]這些言論表明，無論柏拉圖主義對奧古斯丁曾有過多少影響，也沒能取代他的基督教信仰。他研究希臘哲學是為了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從埃及人那裡奪取金銀財富一樣，從希臘哲學中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為基督教服務。[25]他對希臘哲學的不是為了使基督宗教問題進入哲學，而是為了讓希臘哲學為基督教信仰服務。

　　總之，在古代基督教思想家那裡，佔上風的觀點是將基督教教義解釋為真正的、最高的哲學，並企圖證明基督教教義已經把可能在希臘哲學中發現的那些具持久價值的所有學說融合於自身。“天下的一切至理名言都屬於我們基督教。” [26]基督被稱為導師，這個導師就是理性本身。通過這種方式，基督教教義便與理性哲學儘可能地接近了。對基督教思想家來說，完全不加選擇地 “接納”希臘哲學或完全不加改造地“使用”希臘哲學的情況並不存在，也不可能。

　　三、基督教“解構”希臘哲學之結果

　　單純從西方哲學發展角度看基督教與希臘哲學的關係往往看不清其意義所在，而若把握了古代西方文化向中世紀過渡的全景，那麼，雙方所處的位置及其作用可以看得比較準確了。有學者這樣評價奧古斯丁：“奧古斯丁不只是對中世紀人的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許多貢獻，而且，通過使用正在崩潰的大廈的材料，有助於使某些古代的成就繼續保持生命，為了在不同的基礎上，締造一種新的文化。” [27]這一評價同樣適用於所有古代基督教教義對希臘哲學的“解構”。

　　“解構”是以德里達為代表的當代解構主義思想的核心。用這個術語來概括西方哲學與基督教的關係並不是最佳選擇。如果我們一定要用，那麼，從基督教與希臘哲學思想交鋒的最終結局來看，主要是基督教神學“解構”了希臘哲學，而不是希臘哲學“解構”了基督教。用一個西方學者常用的比喻來說，是基督教的“聖靈之劍”肢解了希臘哲學與文化。這一結局給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以下後果：

　　後果之一：西方人的精神核心從希臘哲學中的“終極存在”或“理性神”被置換為基督教思想體系中的“三位一體之神”。在希臘化時期和羅馬帝國時期的宗教狂潮的影響下，各種希臘哲學流派作出自己的迴應。然而，“哲學陷入這潮流愈深，就愈明顯地顯示出：哲學不能用倫理的生活理想滿足有教養的人——不能向他們保證預許的幸福。因此結果是首先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宗教各種觀念混雜的、澎湃的洪流一股腦兒地湧進哲學中來;這一下，哲學在科學的基礎上不僅力圖建起倫理的信念，而且力圖建起宗教。哲學，利用希臘科學的概念、澄清和整理宗教概念：對於宗教感情迫切的要求，它用令人滿意的世俗觀念來滿足它，從而創立了或多或少與各種相互敵對的宗教緊密相聯的宗教形而上學體系。” [28]這種型別的接納使哲學自身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難境地，並最終失去了公眾的追隨：相反，基督教則在接納希臘哲學的同時使自己的信仰物件成為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而元論此時它的神的觀念已經與初建時有多大區別。後果之二：邏各斯中心主義理性主義轉變為信仰主義;哲學原有的中心位置邊緣化了，最終淪為神學的奴僕。元論人們怎樣概括希臘文化對後世的影響，希臘古典時期哲學中的理性至上的原則是人們公認的。希臘哲學家對基督教的批判不同於一般的異教徒。他們有哲學頭腦，有理論分析能力。他們對基督教的批判本質上是理性思維對自然主義形態的宗教意識的批判，而非不同宗教之間的抗衡。因此，他們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從外部推動基督教的宗教意識朝著理性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基督教的神學就是基督教信仰與希臘哲學思想碰撞、交鋒的產物。然而兩者又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合一。因為，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必然要貫徹信仰至上的原則。基督教可以有選擇地接納希臘哲學，給它以一定的地位，但無論如何不會與之等同。奧古斯丁把信仰的物件分成三類：第一類，歷史的真理，只能信仰而不能理解;第二類，數學和邏輯學一類的真理，信仰這一類真理要和根據事實獲得的理解結合在一起;第三類，關於上帝的真理，首先要信仰，然後才理解。以信仰為前提，理解才有可能。正如他自己說的：如果你不理解，信仰會使你理解，“信仰是理解的途徑，理解是信仰的一種報酬。” [29]理解和思考“不是為了拋棄信仰，而是通過理性之光去理解，這種理性之光，你是憑藉信仰，已經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的。”[30]這種包容理解或知性在內的信仰主義就是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特點。隨著基督教信仰至上原則的確立哲學理性只能處於僕從的地位。西方的中世紀就是這種哲學境遇的最典型時期。

　　【註釋】

　　[1]葉秀山： “哲學”如何“解構”“宗教”》，哲學研究1997年第7期。

　　[2][27]阿姆斯特郎：劍橋晚期希臘和早期中世紀哲學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80年英文版，第277、 34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1頁。

　　[4]聖經和合本，使徒行傳17：18，“以彼古羅”是 “伊壁鳩魯”的另一種漢譯

　　[5] [6] [7] [8] [13]奧利金：《反凱爾蘇》，第7章第27節、第7章第34節、第1章第28節、第2章第18節、第6章第71節。本文中基督教教父著作除另外註明者外均引自《前尼西亞教父著作集》，愛丁堡英文版，美國1993年重印本。

　　[9]參閱柏拉圖：《法律》715E。

　　[10]參閱柏拉圖：《法律》734A。

　　[11]參閱柏拉圖：《信札》312E。

　　[12]參閱柏拉圖：《克里託》49B-E。

　　[14] [15]查士丁：《護教首篇》，第59篇、第12章。

　　[16]克萊門：《導師基督》，第1章第7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