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三大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是對傳統文明的革命性演進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結合、運用於中國實際，徹底地發動和依靠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民主，最終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下面就由小編為大家推薦的範文，歡迎閱讀。
篇1
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奮鬥、探索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從九十多年前那個積貧積弱、四分五裂、一盤散沙，面臨著深重的國家與民族生存危機的中國，變成了今日之初步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化國家。今天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
三大重要經驗
“勝出必有所長”，中國共產黨獲得成功，是有諸多原因的。如果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經驗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要歸因於三個最主要的經驗，這就是：依靠群眾、團結精英、善於學習。這些是貫穿於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曆史，特別是在當前執政時期的，最為重要的經驗。
經驗一：依靠、發動人民群眾救亡圖存，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
自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社會各個階級、各主要社會集團，包括上層統治階級中的開明官僚集團、士大夫集團，新生的工商資產者階級直至下層的農民階級，通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
團運動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奮鬥和探索，試圖改變中國的前途命運，但最終都沒能解救中國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國社會的苦難日甚一日。其中以早期資產階級為主體發動的辛亥革命以及後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探索和努力，試圖通過走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道路救國救民，雖然形式上建立了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卻沒有發揮實際的功效，反而使國家進一步陷入了混亂和分裂。
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各個階級、集團的各種救國方案和努力都歸於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所有的方案及其實踐都沒有真正發動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都沒有找到一種辦法使最廣大的中國人民以主人翁精神發揮出歷史主動性改變國家的面貌。
最後做到這一點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結合、運用於中國實際，徹底地發動和依靠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民主，最終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
當年孫中山先生曾對汪精衛、胡漢民等說：我們的革命運動，黃花崗、潮州之役，人數極少;鎮南關之役不過200人，欽廉之役不過一百餘人;現在中共組織工農運動，群眾起來動輒成千逾萬，開灤罷工、“二七”罷工規模浩大，震驚中外，其勢尤不可侮!
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道出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居上”、“脫穎而出”的成功奧妙：“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
經驗二：團結精英骨幹，與時俱進，走在時代前列
中國共產黨堅決依靠和善於發動群眾是她顯而易見的政黨特徵，但中國共產黨並非所謂的“草根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她九十年的歷史中，在依靠和發動群眾的同時，從始至終十分注意團結社會精英，始終把精英作為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骨幹。
在歷史上，包括在中國的歷史上，許多出自社會底層的革命運動和政治集團，具有強烈的“草根性”，具有反精英的傾向。這在草根運動中是常見的現象。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就一再告誡全黨需要注意防止重蹈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的覆轍，而狹隘性，對舊精英階層的拒斥就是李自成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建軍歷史上具有奠基意義的文獻《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其中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歷數當時威脅黨和人民軍隊生存發展的八大錯誤思想，其中分列二、三、四位的“錯誤思想”就是：“極端民主化”、“非
組織觀點”和“絕對平均主義”。這三大錯誤思想實際上都是當時彌散於黨內和軍隊內的排斥精英的“草莽”思想。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支草莽隊伍、不是一群“綠林好漢”，相反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十分注意防止出現作為一個反抗上層階級統治的革命黨經常具有的那種來自內部的“草根”和“民粹主義”傾向。共產黨和她領導的人民軍隊始終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有統一思想、統一紀律的高素質的政治集團。
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中集中了當時中華民族最勇敢、最富有犧牲精神的一批英雄人物。在新中國建立前後，中國共產黨適時地調整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海內外愛國知識分子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和各項事業的建立和迅速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糾正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錯誤路線，撥亂反正，恢復和發展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先後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一系列新的理論闡述和方針、政策，使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優秀成員成為黨組織和各級幹部中的主要成分，大大提高了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能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時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在很短時期內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
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骨幹力量，是中國現代化的寶貴財富。如何看待與對待這個階層，關係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在與未來，甚至關係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地做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和政策調整，現在應當說初步團結了這個重要的社會階層，這對中國的未來，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在革命戰爭時期、建國後的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歷史條件下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團結了當時最為需要的軍事精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工商精英。為中國人民和黨的事業提供了保證。
經驗三：善於從實踐中學習，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政黨，是一個具有很大“彈性”的政黨。這一點不僅在中國，也在世界上被越來越多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和研究者所認同。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行為和中國的表現經常出乎國外觀察家、研究者的預料。人們逐漸意識到，對中國“測不準”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學習和調適能力。
遠的不說，從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共產黨從別國的經驗教訓中進行了“四大學習”。這“四大學習”對於中國的發展、崛起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大學習”：從蘇東劇變中汲取經驗教訓。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和失敗的改革教育了中國共產黨，葉利欽的全盤西化和野蠻資本主義以及東歐的失敗，教育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部分群眾，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原來的一些幻想，結果使中國內部的思想分歧有所縮小，穩住了陣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以繼續堅持。
“第二大學習”：是汲取海灣戰爭的經驗教訓。與蘇東劇變同時期發生的海灣戰爭震撼了中國，尤其是震撼了中國共產黨與軍隊的領導層。美國軍隊的巨大優勢凸現了所有可能成為美國對手國家的巨大劣勢與危險。從那以後，中國調整了政策，重新規劃和加速推進了國防現代化建設。經過20年的努力，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和平保證。
“第三大學習”：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國領導層對經濟全球化原有的認識。中國的領導層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兩面性，在以後的日子裡採取了更加審慎的、有選擇、有步驟的開放，對於經濟全球化採取了趨利避害的政策與策略。
“第四大學習”：是新世紀以來拉美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遍及拉美主要國家，照搬新自由主義政策，使拉美國家蒙受重大損失。以拉美教訓為鏡鑑，中國更加堅定了走自
己道路的決心和意志，特別是認識到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進行經濟調控的重要性。
這“四大學習”也是中國的四大“福氣”，善於從別人的經驗教訓中學習，善於審時度勢，使中國少走了許多彎路，化險為夷，一路前行。
未來的三大挑戰
九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獨立、解放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未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的挑戰依然很多，需要探索和解決的問題依然很多。在這些問題和挑戰中最值得關注的有三項，即：西方遏制、黨內懈怠和價值觀衝突。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在和將要面對的三大考驗。
挑戰一：如何應對西方遏制
新中國建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跨越式發展，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了。中國的發展既有自身原因，包括自身稟賦、制度優勢以及主觀努力等等;也有外部條件和機遇，這包括利用了經濟全球化中的產業資本轉移，使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工業基地，世界經濟進入了所謂“中國製造”的時代。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進入了迅速崛起的時期，而西方特別是美
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使美國的戰略重點遲遲不能東移，為中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
現在世界形勢以及中國的戰略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國的崛起已經真正到了改變世界秩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西方主要是美國也日益希望把戰略重點儘快東移，以遏制中國的進一步崛起。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能否在較短時間內真正實現戰略東移，以及西方特別是美國究竟準備如何對待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中國能否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在未來的歲月裡繼續保持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中國所期待的那種互利雙贏，以及某種程度的和平相處，西方特別是美國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接納與適應中國的崛起。這將是決定未來中國發展的環境與條件的重大問題，也是事關亞洲乃至世界未來和平發展的大事。
挑戰二：如何應對黨內的懈怠
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這過去是，也會在未來很長時期內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信條和真理。但是，問題是帶領中國人民前進的中國共產黨自身也經受著前所未有的長期執政的考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長期保持黨的團結、紀律和廉潔的問題，使黨組織始終站在民族復興大業的前列，始終保持自己的執政資格與能力。但從歷史發展的規律看，一個長期執政的政治集團，特別是在取得巨大成績情況下，在長期和平與穩定環境下，繼續保持自身的傳統和本色難度很大。
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例，其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團結、紀律和廉潔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黨的意識形態，甚至也並不是黨和國家的制度，而在於外部的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壓力。壓力是保持一個政治集團團結、警醒和有道德水準與戰鬥力的首要條件。抑或說，是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乃至新加坡國家一直處於巨大的外部壓力之下，黨的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制度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
實際上，建國以來黨的建設的歷程和經驗也間接地證明了這一點。早在建國之初的上世紀50年代，毛主席就曾向全黨發出號召：要保持革命戰爭時期的那樣一股勁兒。長期以來，我們黨的領導層也一直要求廣大黨員幹部“居安思危”，要求大傢俱有“憂患意識”。我們國家正處於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中國社會日新月異，一二十年的光景，一兩代中國人竟然目睹了城市天際線的改變，這是亙古未見之事。當今的中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古來傳說中的 “歌舞昇平”，如今正為我輩親眼所見。
如此幸福、開心的年代，何來“憂患”?沒有“憂患”，又何來“憂患意識”。而若無“憂患意識”、不能“居安思危”，我們黨又如何能夠保持宗旨與傳統精神?黨內的一部分幹部黨員的懈怠問題至今並未真正解決。
挑戰三：如何應對價值觀的衝突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便出現了一種現象，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各個階層卻滋生不少牢騷和抱怨，俗稱“端起碗吃肉、撂下筷子罵娘”。如今這種現象更為普遍和突出。實際上，此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乃是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曾經歷。如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國，一方面，正是迅速崛起並逐漸步入世界頂級大國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矛盾多發，社會衝突加劇，文化多元、行為怪異的年代。如今我國社會與其當年頗有類似。
這種現象背後實際上是社會的價值觀衝突。近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廣泛、深刻而迅速的變化，以致讓生活其中的人們都感覺有些陌生。如果從形而上把握中國30年的變化，可以將其概括為社會價值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從時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鬥私、批修”，即以“犧牲奉獻”、“為公利他”和“艱苦樸素”為基本價值，到今天的“財富”、“成功”和“享樂”為重要價值。由此帶來了社會的普遍不適應。這其中既包含價值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即傳統價值與新價值的對比碰撞;也有價值變化與價值觀不適應帶來的困惑與挫折感;還有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人們對許多社會現象不接受、不適應、看不慣、心生厭煩與抱怨，並由此而生出許多社會矛盾和衝突。
價值觀衝突現象在其他國家會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程序以及新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穩固，而帶來一次新的文化整合，各個階級階層會逐步適應自己新的社會角色，形成各自的審美標準、評價標準，逐步地使社會歸於平靜。但今天的中國正處於迅速變動之中，新媒體的傳播作用，使得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程序中的價值觀衝突顯得更加突出與難治。而這又是中國社會必須經過的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