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倫敦文學書寫中的神性失落效果
1920年，康拉德在《間諜》出版12年後補寫一篇“作者序”，寫道：“我的故事發生在骯髒的環境裡，而故事本身又是不道德的。”[1]p1這個“骯髒的環境”正是英國倫敦，而當時的倫敦卻又享有“世界中心”、“世界大都市之首”的美譽。易言之，倫敦的文字書寫與倫敦的發展實際站在了天平的兩端，呈現出對立之勢。這種情況的出現，究其原因是因為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發展，倫敦的城建等硬體方面成就突出，隨之而生的精神信仰、道德價值卻消退甚至淪喪，形而上的上帝不再視為精神信仰，現實享受與科技成就變成人類的目標，神性在當時的倫敦失落了。
一 神性失落的界定及表現
1882年尼采在《快樂的哲學》一書中提出“上帝死了”，他又補充說，人們會“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來展示他的幻影”。上帝死了，其實是神性失落。所謂神性失落是指諸神在世俗生活中的消逝或退匿，世俗生活變成一種無神的生活，從更深層次看，神性失落，失落的只是人們心中預先設定的“神”或“神性”，但“神”永遠不會失落，因為預先設定的“神”失落了，人們也會重新設定一個神作為精神信仰與寄託。可以說，神性失落中失落的只是預先設定的神，而人們設定神存在的需要是從未失落的。
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提出模仿說，認為現實模仿理念，作品模仿現實。在現實模仿理念時，它模仿的是神聖、超驗的存在，而這個存在卻是人為設定的東西，當現實社會不再跟這個人為設定的東西合拍時，設定的東西也會隨著人類認知的變化而變化。比如亞里士多德時期，神在巨大的災難面前變得無能，人們看到了神的無效，所以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主張模仿的物件不再是神聖、超驗的存在，而是現實本身，也就是人本身。
於神性失落在文學中的表現而言，神性失落並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追根溯源，在神產生之初便帶有失落的陰影。公元392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基督教與統治者利益聯姻，成為維護統治者統治的工具，“精神宗教”向“制度宗教”轉化，神也隨之失落，13世紀的黑死病、瘟疫等災難已經讓人質疑神性的存在，意識到人自身的力量，人文主義更是突破中世紀的牢籠，讓人重新認識了人自己，18世紀啟蒙運動更是推崇理性。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帶來經濟的大幅度增長，社會分類所依賴的有效的實體，不再是家庭，不再是教會、行會、教區，也不再是任何集體單位，而是個人——他基本上是獨自負責確定他所扮演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的角色”[2]p63。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提出資本主義時代，人們以事業成功、財力富足、生活優越為標準評判上帝的選民，也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原本形而上的、讓人追求彼岸生活的神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引人追求經濟上成功的“資本主義之神”。
1907年，康拉德的小說《間諜》出版，當時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繁榮之時，追求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的舊神失落，新任“資本主義之神”盛行。在新神的引導下，文字書寫中的倫敦是什麼樣的呢?
二 神性失落在《間諜》中的文字書寫
《間諜》中的故事發生在倫敦，故事來源於當時發生的一件真實事件。1894年2月15日下午，倫敦格林威治公園發生一起爆炸案，現場位於靠近格林威治天文臺的斜坡上，一名年輕男子當場身亡。經查，死者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自治俱樂部”的成員。這一事件是否是無政府主義者有意策劃的已無法查證，但它給康拉德帶來創作《間諜》的靈感。《間諜》的主人公維爾洛克先生，不僅是外國勢力派到英國的奸細，還是英國警方的線人，他娶了一位家境貧寒的英國姑娘，在骯髒雜亂的索荷地區開了一家雜貨小店，作為無政府主義者聚會的地點。故事發生時，米蘭剛舉行完反恐怖會議，英國依然為各國反政府人士提供庇護。僱傭維爾洛克的外國使館想策劃一次恐怖行動，嫁禍於無政府主義者，就此迫使英國改變態度。維爾洛克先生利用弱智無知的妻弟斯迪威來實施這一陰謀，斯迪威不慎絆倒提前引爆了炸藥，維爾洛克被絕望而憤怒的妻子殺死。
小說中主要有三次空間轉換：從維爾洛克先生的店鋪到海德公園的一角，再到大使館駐地，神性失落集中表現在三次空間的文字書寫中。
一維爾洛克先生的店鋪
小說開篇，作者極盡反諷地詳細書寫了維爾洛克先生開設的商店。商店很小，坐落在索荷區的一條狹窄街道上，店鋪積滿塵垢，灰不溜秋;白天店門總是關著，到晚上卻半掩著;櫥窗裡陳列著裸體舞女的照片、過期的法文滑稽雜誌、不大正經的書籍、印刷低劣的舊報紙等;商店的顧客或是一些年輕小夥子，在櫥窗前晃來晃去一陣子才突然溜進去，或是年紀較大的人，豎起衣領斜著肩膀閃進去，生怕撞著門鈴讓它響起來。除了簡陋骯髒之外，商店的位置還非常隱蔽。報童從沒來過這裡，飄蕩在集市上空的叫賣聲在還沒有到達商店的門檻時就消逝在了骯髒的牆壁之間。這樣一家商店，不管什麼時候都沒有什麼生意，維爾洛克先生對經營商店也不感興趣，而店鋪存在的意義在於為維爾洛克先生與無政府主義者提供一個安全的聚會場所。而如此骯髒、閉塞的環境，卻使維爾洛克先生感到無比愜意。“他就在這座房子裡做那種出售一些值得懷疑的貨物的生意，履行保衛社會的職責，培養居家過日子的美德。他在家裡感到身體輕鬆，心平氣和。”
骯髒、閉塞的環境與世界文明中心的美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可以說是落後與文明的對比。從來沒有什麼生意，卻又要履行保衛社會的職責，兩者放在一起，顯得矛盾與突兀。按照資本主義新神來看，要想辦法爭取成功，取得社會地位，但是維爾洛克先生的店鋪卻沒有什麼生意，要履行保護社會的職責，做的卻是間諜的交易。易言之，在維爾洛克先生的店鋪中，想實現的都是現實的利益，傳統的形而上的神已經失落了，維爾洛克是一個沒有神性信仰的人，即使是新神，也是投機取巧，沒有走新神信仰的正途。
二海德公園一角
都市批判其實是西方一種傳統思想，基督教《聖經》中以上帝的名義，將巴比倫看成是一個“墮落”的城市，就已經包含一種文化批判的精神。當然，這只不過是西方基督徒們對異己文化批判的一種藉口。不過這種批判的話語卻會在西方文學中復活，成為對工業化時代裡城市生活環境的一種描述。在康拉德《間諜》中，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尤其是對海德公園的描寫，凸顯了倫敦城市中“墮落”的一面。可以說，海德公園是墮落城市的一個符號，也是神性失落城市的體現。
康拉德如此描繪海德公園：羅登跑馬道上，男男女女或疾馳或慢踱或遛馬，悠閒地享受生活。維爾洛克先生身邊駛過的四輪敞篷馬車上，婦人坐在鋪著獸皮褥子的車中，禮帽高聳在摺疊起來的車篷之上。倫敦特有的陽光照耀著這一切，越發增添了它們的光彩。“滿地陽光照出的古老金色牆垣、樹木、馬匹和行人都沒有在地上構成陰影。維爾洛克先生正在瀰漫著古色古香的金色粉末的氣氛中穿過一個沒有陰影的城市向西走去。”[1]p8海德公園在康拉德的筆下變成了沒有陰影的地方，與維爾洛克的居住區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說是發展中的倫敦的表徵。
走在公園中的維爾洛克先生卻是心事重重的雙重間諜，既受僱於英國政府，又為俄國提供情報和服務。面對如此景色，他生出保護城市與人民的想法：“保護乃是富饒繁華的第一需要。他們應當受到保護;他們的馬匹、馬車、房屋和僕從也必須受到保護;他們的財富的來源，在城市的心臟也好，在這個國家的腹地也好，都應該受到保護;使他們能夠過上衛生而悠閒的生活的一切社會秩序都應當受到保護，以免受到不衛生的勞動者的嫉妒。”[1]p9而事實上，維爾洛克先生懶散成性，只想過閒適的生活，他認為不管怎麼努力都沒有什麼用，雖然他意識到社會秩序正受到威脅，但覺得“眨眨眼捫心自問”都需要浪費力氣。他自己便居住在不衛生的環境之中，是不衛生的勞動者中的一員，卻幻想著自己作為城市繁華的保衛者，需要保護這種秩序以免受到不衛生的勞動者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