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場化畢業論文

　　利率市場化不僅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大勢所趨和客觀要求,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效應、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將產生巨大影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貨幣政策利率市場化論文

　　一、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現狀分析

　　從總體來看，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目前處於直接和間接並存的“雙軌”時期。1998年，我國取消了對貸款規模的控制，實行新的間接調控的管理體制，這標誌著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巨大轉型。但是有些直接型貨幣政策工具仍在被央行使用，比如，“利率管制”這一主要的直接貨幣政策工具一直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此外，貸款規模管理這個本來已經退出的直接貨幣政策工具卻經常復出，被中央銀行或監管部門拿來使用，但這都不能阻擋間接型貨幣政策工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與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已經成為央行進行巨集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一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現狀分析我國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從1984年開始實行，經過近30年的不斷完善，已經成為金融貨幣政策巨集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984年以來，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經過了幾次調整、改革。從1998年3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對我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了調整:一是合併法定存款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二是降低準備金率，從13%下調到8%，超額準備金由商業銀行自己確定，這標誌著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我國的一項間接貨幣政策工具。200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推出差別的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來調控巨集觀經濟有所差別的存款準備金率主要根據存款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和央行的調控需要來確定。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根據經濟形勢，多次調整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在國家的巨集觀調控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頻率非常高，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年份，如:2007年為了抑制物價上漲過快，連續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銀行連續5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我國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並不是針對不同的存款型別來設定的，而是針對不同的機構來設定的，同時，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的計提基數不是每日的存款餘額，而是旬末的存款餘額。另外，我國對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這與西方國家有很大的不同。2013年以來，配合整個貨幣政策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的大趨勢，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更多體現出了定向性。“定向降準”是金融支援實體經濟的正向激勵政策，與“全面降準”相比更具針對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金融機構的可貸資金，又能降低“三農”、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從而有利於將更多的金融資源投放到“三農”和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二再貸款與再貼現的現狀分析再貼現屬於非常古老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早在1837年，英格蘭銀行就經常以貼現方式給予票據經紀人以短期資金融通，在此以後它就在很長時間成了中央銀行一個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和再貼現相反，中央銀行信用貸款在西方市場化國家卻很少使用，而且往往以有價證券為抵押，以保證中央銀行的貸款能夠收回來。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再貼現業務和中央銀行貸款卻是大相徑庭:在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發放的信用貸款極少，因此通常將中央銀行貸款納入再貼現之中，作為對再貼現的補充;而我國卻是中央銀行貸款規模十分龐大而再貼現數額相對較小。從1984年開始，我國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發放再貸款，並對商業銀行貸款資金的投向進行監督，保證資金投向農副產品收購、國家重點建設等重點領域，對控制信用總量、調整信貸結構都起到了積極作用。長期以來，中央銀行再貸款是我國增加基礎貨幣供給的一條非常重要的渠道。從1993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把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權力統一集中到了總行。但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成功後，外匯佔款迅猛增加，成為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2014年以來，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後，對衝銷外匯佔款和深度凍結流動性的貨幣政策操作需求下降，為央行資產方的操作提供了必要空間。再貼現與再貸款將改變其在舊常態中那種“繡花瓶”的形象，真正發揮其調節貨幣信貸總量及結構的政策功效。

　　三公開市場操作的現狀分析我國公開市場操作最初的目的不是為了中央銀行調控貨幣市場短期利率，而是為了方便中央銀行干預匯率。之後，中央銀行逐步通過交易國債來調控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但人民銀行的至“儲備庫”中的國債數量有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作用的發揮。從2003年開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利用中央銀行票據來回收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此，人民銀行形成了搭配使用中央銀行票據和國債來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機制，在調節貨幣市場流動性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2014年以來，在我國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公開市場操作仍將是貨幣政策微調的基本工具，但央行票據餘額將進一步下降，甚至不再體現在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因此，公開市場操作的物件可能轉向國債或金融機構債券。同時，針對特定金融市場波動而展開的“定向公開市場”操作也要成為貨幣政策的新嘗試。

　　四利率工具的現狀分析將調整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作為一項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並且一直延續至今。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應是貨幣政策的目標而非貨幣政策工具，但我國央行一直以來都是通過直接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來影響投資和消費，實現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已經完全放開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因此貸款利率已經不再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而存在，而是逐步地迴歸本源，成為央行調控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二、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實施效果的實證分析

　　貨幣政策工具是央行進行巨集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其實施效果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能否實現。我國目前還處於直接貨幣政策工具和間接貨幣政策工具並存的轉軌時期，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市場將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中央銀行將會更多地依靠間接型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利率，疏通利率傳導機制，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本文將對當前我國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所選取的樣本資料為2005年1月—2014年6月的月度資料，資料來源於WIND網。選擇大型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DRR、一年期定期貸款利率LOANR、公開市場業務OMOPER，指央行通過發行央行票據、央票到期、正回購、逆回購操作之後的貨幣淨投放額等貨幣政策工具作為模型中的解釋變數指標。貨幣供應量M2是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幣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所以選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貨幣供應量M2作為被解釋變數。

　　一資料平穩性檢驗———單位根檢驗由表1平穩性檢驗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無法拒絕原假設;一階差分以後能夠拒絕原假設，是平穩序列。對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貸款利率、貨幣供應量和CPI做協整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Johansen協整檢驗表明各變數之間具有長期的均衡關係，可以進行脈衝響應函式分析。

　　二脈衝響應分析脈衝響應分析能夠直接刻畫出變數之間的動態互動作用，而且能夠衡量模型受到某種衝擊後對系統的動態影響。下面將對存在協整關係的變數建立向量自迴歸VAR模型，考察CPI和M2分別面對RDRR、OMOPER、LOANR衝擊下的脈衝響應結果。如上圖所示，在對M2的影響中，存款準備金率RDRR對M2當期幾乎沒有影響，第二期產生負向衝擊，第三期達到最大，這種影響在隨後幾期逐漸減弱;從公開市場業務OMOPER對M2的影響來看，第二期的影響為負，第三期則轉為正向，之後影響小幅波動;從貸款利率LOANR對M2的影響來看，最初具有正向衝擊，在第二期達到最大，之後影響逐步減弱。在對CPI的脈衝響應結果中，存款準備金率RDRR對CPI的影響在第三期達到高峰，隨後影響消退;公開市場業務OMOPER對CPI的當期影響很小;貸款利率LOANR對CPI一直為正向衝擊，而且在第三期達到最大，之後逐漸減弱。從脈衝響應圖可以看出，各項貨幣政策工具都存在政策滯後性，即當期的效果不顯著，在滯後一期或兩期的效果較明顯。存款準備金率對M2和CPI的影響都很大，而且存款準備金率具有強制性，中央銀行在運用該工具的時候面臨的阻力較小。公開市場業務對M2和CPI有一定的影響，但與存款準備金率相比要小得多。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我國貨幣市場較之發達國家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公開市場操作還很難獨當一面。但也正因為公開市場操作工具較為“溫和”，因此不會對經濟、金融產生比較強烈的影響。

　　三、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進一步推動貨幣政策工具轉型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央銀行對利率的調控從直接走向間接，而貨幣政策工具是中央銀行調控的手段，所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貨幣政策工具將逐漸從直接走向間接。從1998年開始，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轉型開始逐步進行，央行取消了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管理，2000年以來，央行加強了對公開市場工具的運用，這些都是貨幣政策工具從直接走向間接的重要標誌。1998年以來，貨幣政策操作工具逐漸向間接化趨勢發展，主要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以及存貸款基準利率、央行票據和新增貸款管制又稱“視窗指導”等。總體來看，直接貨幣政策工具和間接貨幣政策工具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不同:1對價格的調控機制上，直接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利用央行的行政權力來規定價格，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主要通過間接貨幣政策手段來影響，進而再影響市場中資金的價格，因此間接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下的價格是主動的;而直接貨幣政策工具管制下的價格是被動的。2在應對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大趨勢下，間接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市場發揮作用，能夠以市場的方式在不干預市場機制的情況下達到目標;而直接貨幣政策工具相當僵化，會誤導資源配置。3直接貨幣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靠“看得見的手”———政府;而間接貨幣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靠“看不見的手”———市場。

　　一直接貨幣政策工具無法滿足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需要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核心作用，讓利率能夠真正反映金融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因此，直接管制的貨幣政策工具不符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初衷。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直接貨幣政策工具無法合理配置資源;2管制的利率無法反映資金供求狀況，容易導致金融“脫媒”現象的產生;3直接貨幣政策工具容易帶來“一刀切”的負面影響。

　　二間接貨幣政策工具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中的優勢間接貨幣政策工具較直接貨幣政策工具最大的優勢，體現在能夠更合理地配置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具體來看，間接貨幣政策工具有以下優點:1間接貨幣政策工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助於擺脫行政干擾。間接貨幣政策工具能夠避免受到各級政府的行政干預，從而增強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操作的獨立性。2間接貨幣政策工具更具有靈活性。由於間接貨幣政策工具方便進行小幅微調，因此有助於中央銀行對外部衝擊迅速做出反應，及早糾正政策偏差，調整政策力度。3日益廣泛的金融創新需要間接貨幣政策工具。間接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市場機制來發揮作用，而金融創新只能產生於競爭性的、自由的市場中。

　　四、利率市場化改革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

　　一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應體現定向性結合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特徵，利率市場化改革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善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1存款準備金是一劑“猛藥”，不應該頻繁地動用該政策來影響金融機構的流動性;2要對不同型別的金融機構採取不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體現“定向性”;3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作為“利率走廊”的下限，應該在合理範圍內調至最低，以加大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的積極性。

　　二再貸款工具將擁有更大的創新空間，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1準確定位和理解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角色。所謂“最後貸款人”，一方面意味著中央銀行是基礎貨幣供給的源頭;另一方面表明中央銀行貸款是在商業銀行沒有任何其他合理資金來源的情況下發放的，即最後的彌補途徑。2中央銀行再貸款應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中央銀行要一視同仁，不應該有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和民營銀行的區分，在合理需求範圍內都應發放貸款，真正的將中央銀行再貸款看作一種貨幣政策工具，而不是一種特權和福利。3中央銀行需要根據流動性需求的期限、主體和用途不斷豐富和完善再貸款工具，包括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和抵押補充貸款等特殊工具。

　　三公開市場操作將成為間接貨幣政策工具的核心公開市場業務在我國金融執行和貨幣供應量中發揮著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1公開市場操作是對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性強。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直接影響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最終調節了貨幣供應量，作為間接貨幣政策工具其主動和經常的調節作用是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無法比擬的。2公開市場操作的貨幣政策工具作用面非常廣泛且透明度很高，擴大了參加公開市場業務的成員的範圍，並通過招標競價與各金融機構達成交易，增加了交易過程的透明度。3具有較大的主動性和靈活性。中央銀行不但進行正回購也開展了逆回購，交易品種不斷增加。4對貨幣供應量進行“微調”，金融執行不會產生劇烈震動。隨著我國利率的不斷放開，經濟發展要求貨幣政策調節的微妙性和高效性，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方向、力度上的決策越來越難。為了保持國民經濟平穩發展，採用“微調”能夠減少貨幣政策工具用力過猛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中央銀行將不再調控存貸款基準利率隨著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推進，中央銀行將不再規定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這樣一來，利率將不再是貨幣政策工具，而成為貨幣政策傳導鏈條中的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將以貨幣市場為依託，通過利用間接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市場短期利率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五管控新增貸款規模的工具和貸存比的工具都將被淘汰1在利率管制時期，貨幣政策的傳導只能通過信貸傳導機制來完成。因此，貸款規模控制作為貨幣政策工具，是一種無奈之舉，會引發貨幣政策調控中的許多問題:一是影響了資源的合理分配，一些急需資金的企業無法獲得貸款。二是增加企業成本。企業為了獲得貸款，就要想方設法滿足金融機構諸多不合理要求。三是導致民間借貸膨脹，影響了金融穩定性。貸款規模控制是計劃經濟思維方式下的一種產物，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背景下依靠市場來分配資源的本質。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控制貸款規模必須從貨幣政策工具中退出。2商業銀行貸存比工具的初衷是為了降低其經營風險，它更多的是一種監管手段。利率市場化完成之後，與貸存比工具相比較，存款保險制度能夠更好地保護我國金融消費者。

　　六國債將成為主要的長期性貨幣政策工具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將逐步轉為債券。對於公開市場操作工具與國債市場的協調配合，需要改變國債市場分割的局面，形成統一的國債市場。第一步是改變當下我國國債二級市場處於分割的狀態。目前，流通市場包括了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市場和其他的場外市場等。這將投資者分割開來，降低了國債的流動性，使得交易不活躍，而且造成性質相同的國債具有不同的流通性和收益率。第二步是統一發行市場和二級流通市場，設計類似於股票發行流通的連續國債發行機制。

　　七構建以政策性利率為主的價格型調控模式從貨幣政策調控的角度來看，“量”的減少與“價”的上升是同步的，但“價”的優勢就在於它的透明度更高。貨幣政策的高透明度有利於公眾形成合理的預期，有利於增強微觀主體的敏感性和疏通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在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推進的過程中，中央銀行需要更加重視政策性利率在引導市場利率中的作用，搭建“利率走廊”，完善貨幣政策價格型調控框架，充分發揮包括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再貸款利率在內的政策性利率的重要作用。

　　範文二：淺談貨幣政策利率市場化論文

　　一、模型構建

　　模型主體包括居民、企業和中央銀行。居民在面對預算約束的條件下，對消費、勞動力供給和期末資產進行選擇，進而達到預期效用函式最優化的目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分為兩類: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模型假定最終產品市場處於完全競爭狀態，而中間產品市場處於壟斷競爭狀態，並進一步假定企業對中間產品的價格採取Calvo1983[22]定價的形式，企業通過對產品數量和價格的選擇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負責制定並執行，貨幣政策目標包括物價、經濟增長及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穩定。模型中總需求由居民效用函式最優選擇決定，包括對國內生產產品和對進口產品的需求。總供給由企業利潤最優化選擇決定，包括國內生產產品的供給和出口品的供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方程由泰勒規則的拓展形式體現，考慮到我國貨幣政策的多重目標，我們根據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的方法將名義匯率變動加入貨幣政策反應方程中，並進一步考慮經濟增長率對名義利率水平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假設世界由本國和外國構成，本國生產的產品用H表示，外國生產的產品用F表示，本國和外國生產的產品都包括H和F。假設H和F之間的替代彈性為η。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由多個品牌構成，本國產品的替代彈性和外國產品的替代彈性均為ε。

　　一居民行為決策與總需求方程不同於傳統的IS—LM模型，DSGE巨集觀經濟模型要求經濟總需求方程體現居民對其效用函式的最優化，假設國內居民和國外居民擁有相似的效用函式和預算約束。假設經濟中存在無窮同質且無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的決策問題是選擇自己的消費、勞動供給和實際貨幣持有額的持有量來最大化居民的終生效用。

　　二企業行為決策和總供給方程同傳統AS—AD巨集觀經濟模型不同，DSGE巨集觀經濟模型要求總供給方程體現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微觀觀點。從供給角度看，企業最終產。

　　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將控制匯率波動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目標，放入貨幣政策規則中。國內很多學者也仿照類似的做法，如趙進文，高輝2004[7、王勝，鄒恆甫2006[24]，劉斌2008[25]等，為此本文將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規則設定如下。23和25式中引入了匯率項，其反映了本國貨幣政策對名義匯率變動的敏感度，若係數φq=0，表示貨幣當局不干預匯率的波動，即本國實行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若係數φq≠0，表示貨幣當局面對名義匯率波動會做出反映，相應的匯率制度為一種管理浮動的匯率制度。國內也有不少文獻均將匯率引入到貨幣政策規則中，進行拓展研究。如王曉天和張淑娟2007[26]，卞志村2008[27]，袁申國、陳平、劉蘭鳳2011[28]。國外的貨幣政策用標準的泰勒規則表示。

　　四國外家庭部門行為國外家庭部門進行與國內家庭一樣的最優選擇，可以得到相應的一階方程為。

　　二、引數的估計與檢驗

　　一資料的選取和處理模型中反映穩態特性的引數用校準法，刻畫模型動態特徵的引數需要用統計方法估計。總需求和總供給方程的估計由於方程組包含預期變數，因此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計不是有效的，常用的廣義矩估計方法。廣義矩估計方法由於限制條件較少，是目前估計前瞻性方程的有效方法。估計的引數需要用到的資料主要是國內資料:產出、通脹率、利率、匯率、貨幣供給量和國外淨資產。資料樣本選取1996Q1～2014Q2，資料來源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CEIC資料庫、Wind資料庫、IMF公開發行的國際金融統計、EIUCountryData。為了消除通脹的影響，需要將名義GDP轉化為實際GDP，實際GDP=名義GDP/定基通脹率。定基通脹率選取基期為1995年第4季度。潛在產出採用被廣泛應用又比較容易處理的HP濾波方法。一般模型中的產出變數用產出缺口的變化率來表示。通脹率採用CPI，本文將定基CPI進行對數線性化處理後再進行季節差分，得到的季度環比通脹率作為通脹率的衡量指標。定基CPI也採用EIUCountryData資料庫公佈的資料，並轉化為以1995年第四季度為基期的指數。選取同業拆借市場利率作為市場利率的代理變數。

　　二校準、估計和檢驗1.引數校準不失一般性，設定外生技術水平衝擊穩態值為1。在穩態通脹等於1的情況下穩態名義利率等於穩態實際利率，用樣本期內的名義存款利率扣去通脹率再取平均值謝平、羅雄2002[4]，陸軍、鍾丹2003[5]得到穩態利率為1%。綜合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雖然對彈性係數的估計結果各不相同，但是其估計出的資本產出彈性一般都在0.5～0.8之間，而多數估計是在0.6～0.7之間，本文取0.6。物質資本折舊率的年度值大多設定為10%，對應的季度值為2.5%。大多數國內外文獻將mc取值為0.91，國內學者基本做此設定，如劉斌2008[25]，王彬2010[29]等。φ為閒暇與消費的替代係數，設定為1，價格前向性概率ζ分別為0.25。為了保證不同型別貨幣政策情況下，各外生衝擊除政策衝擊的迴歸係數的一致性，各外生衝擊迴歸係數和標準差採用校準方法，而其他的動態引數採用貝葉斯估計，如表1。表12.引數估計由於貨幣政策規則方程中包含預期變數，因而採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計不是有效的，對帶有預期變數的估計，廣義矩估計是一個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因為GMM的限制條件較少。廣義矩估計是一種重要的統計引數估計方法，該方法是基於在模型實際引數滿足一定矩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引數估計方法。在隨機抽樣中，樣本統計量將依概率收斂於某個常數。這個常數又是分佈中未知引數的一個函式。在不知道分佈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利用樣本矩構造方程包含總體的未知引數，利用這些方程可求得總體的未知引數。只要模型設定正確，則總能找到該模型實際引數滿足的若干矩條件，從而對未知引數進行估計。估計時工具變數選擇滯後期的通貨膨脹、實際利率、匯率和產出缺口。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從估計結果t統計量值的DW值可以看出估計結果的顯著性。

　　三、利率市場化對兩種貨幣政策調控效應的影響比較分析

　　貨幣政策調整的衝擊效應包括影響程度和作用時間兩個部分。政策的影響程度方面，需要回答的是在哪種貨幣政策工具調控下貨幣政策調整能對產出和通脹波動產生最大的影響。在經濟的起伏波動中，一種合意的貨幣政策工具往往能通過自身的鬆緊變換最大程度地燙平波動。對於貨幣政策的作用時間而言，自然是越短越好。因此，從貨幣政策調整的衝擊效應看，合意的貨幣政策工具往往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發揮最大的政策效應。下面給出當長期穩態利率為1.035、1.07和1.105時，兩種貨幣政策規則下產出和通脹對一個百分點貨幣政策衝擊的脈衝響應圖。由圖1可以看出，隨著均衡利率的上升，貨幣供給衝擊對產出的初始衝擊效應逐漸增強;利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對產出的初始衝擊效應幾乎不變。說明利率市場化提高了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產出波動的能力，而價格型貨幣政策調控產出波動的能力並沒有隨利率市場化而提高。由圖2可以看出，隨著均衡利率的上升，貨幣供給衝擊對通脹的初始衝擊效應逐漸增強;利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對產出的初始衝擊也逐漸增強。說明利率市場化有助於提高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調控通脹的能力，但是相對而言，價格型調控通脹能力更強。通過脈衝響應分析可以總結得出:數量型貨幣政策下，利率市場化提高了其調控產出和通脹的能力;價格型貨幣政策下，利率市場化沒有提高其調控產出波動的能力，但是卻較大幅度提高了其調控通脹的能力。從調控作用時間和影響程度來看，價格型貨幣政策對於產出和通脹的調控效果較好。以上結論雖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得到，但是結論中的數量型部分和金中夏等2013[19]在封閉條件下得到的結論一致。

　　四、結論

　　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利率市場化對巨集觀經濟政策影響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為此，本文在小型開放經濟動態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利率市場化改革對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產生的影響。結果發現:無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市場化都能夠有效地提高其調控能力，特別是利率市場化較大程度提高了價格型政策調控通脹的能力。並且，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行，相對數量型而言，價格型調控產出波動和通貨膨脹的能力更強。因此，要堅定不移地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程序，改革利率的形成機制，使之成為準確反映巨集觀經濟執行狀況的價格訊號。當前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乘數都不穩定，貨幣供給量的可控性、可測性和相關性都在下降，這些因素制約著數量型工具的調控效率。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率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貨幣政策的利率渠道逐漸暢通，利率在貨幣政策制定和對巨集觀經濟影響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中央銀行採用利率調控的現實條件逐漸完善，以利率為代表的價格型貨幣工具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逐步深化，因此應當加大使用利率調控手段的力度，減少使用數量型調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