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發表參考範文
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在社會轉型和變革中呈現發展迅速、異彩紛呈之趨勢。下文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圖式理論與大學英語新聞報刊課教學
一、大學英語新聞報刊拓展課程
大學英語課程作為一門必修基礎課，要以英語語言知識與應用技能、跨文化交際和學習策略為主要內容，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並且要求提高綜合文化素養。簡而言之，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學習能力和綜合素養是大學英語課的教學的依據。為此，一直以來大學英語教學者們不斷改進，試圖用更好更有效的教學方法來提高教學質量。在這樣的大潮中，筆者所在的學校也積極投身其中，在大學一年級通識教育EGP的基礎上，於二年級的第二學期開設多種大學英語拓展課程ESP，新聞報刊英語課程列入其中以下簡稱報刊課。其實，針對大一學生的報刊課以全校公選課的形式呈現，在一大批還未進入專業學習階段的英語專業學生中間，和對英語有著濃厚學習興趣的非英語專業學生中間頗受歡迎。與傳統的大學英語教材相比，英文報刊內容更加豐富多彩，語言生動活潑，容易讓學生們接受。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筆者發現背景知識對於聽力和閱讀學習效果的影響不可小覷。
二、圖式理論與報刊課閱讀教學
關於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可以用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來解釋。“圖式”Schema一詞最早出現在康德的作品中，在他看來對一樣新的事物或者概念的理解必須和已有的知識結合起來。現代認知心理學家如Bartlett、Schank & Abelson、Minsky、Wingorad、Rumelhart等人進一步完善了這個理論。圖式是先驗知識，包括一個人語言知識、文化知識、科學知識等等對這個世界的全部認知。它儲存在大腦中，幫助人們理解和解釋新的事物。所以，當學習者獲取新的知識時，大腦會自動調取已有的圖式即先驗知識，若是能找到，則新的資訊得到理解並且成為先驗知識繼續儲存;否則，對新知識的理解失敗。簡而言之，每一次的閱讀或者聽力訓練對於學生而言是用“舊知識”去聯絡“新知識”，再把“新知識”轉化為“舊知識”這樣一個迴圈往復的過程。因此，“舊知識”擔任了資訊輸入的媒介之責，一旦缺少則資訊輸入鏈斷裂，也就是學生所說的“看不懂”、“聽不懂”。
新聞報刊題材廣泛，覆蓋了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生活等各個方面，而且不少是學生聞所未聞的事件，學生因缺乏先驗圖式而難以理解的現象比較突出，指導教師需要在閱讀或者聽力訓練開展之前先幫助學生建立起圖式。在實際教學中，針對大一學生的全校公選報刊課在課堂上採用視聽材料為匯入的教學方法，繼而閱讀或者聽短篇的報刊文章如短新聞。對於大二學生的必修拓展報刊課，匯入材料往往以佈置作業的形式由學生自行搜尋資料並進行閱讀，課堂上聽短新聞、閱讀篇幅中等的新聞報刊文章。
以2016年大學英語四級聽力改革樣卷中的第一大題為例，第一篇聽力材料講的是在肯亞某市中心公共汽車站發生的一起爆炸案，其中出現了諸如explosion、blast、eyewitness、security check、attack等基本詞彙和Kenyan、Ugandan、Kampala、Somali等特殊地名。這些基本詞彙都屬於四級範圍之內，單個出現在閱讀文章中學生大都認識，但是當出現在聽力材料中，且只聽一次的情況下，許多學生會因為缺乏相關知識、難以將它們聯絡起來而聽不懂，更不用說那些特殊地名也會干擾學生的理解。然而，在聽力課堂上若是能先把這一類新聞英語的文章結構及語言特點告訴學生，那麼聽一遍以後的理解力會大大提高。再譬如，《21世紀英文報》1151期第二版的一篇題為“Too Cheap to Survive” 的文章，講的是當前社會上各種打車軟體收費低廉。因為這是學生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事，他們概念中有對這件事情的先驗知識，所以對這一文章的理解程度普遍比較好，且閱讀速度也明顯快一些。
三、結論
背景知識看似只是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的一個小活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被忽略，但實際上對學生理解課文材料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學生頭腦中構建起相關的圖式知識，並且與輸入的新資訊相互作用產生共鳴，才能夠完成新資訊的輸入理解，即新知識轉化為頭腦中的圖式知識，等待下一次的輸入啟用。也就是說，對於大學英語教學，尤其是新聞報刊英語教學來說，背景知識介紹必不可少，需要得到重視。
篇2
淺談傳播學基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內容摘要】建立可靠的傳播學基礎理論是當今傳播學研究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而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及文化問題都不同程度關聯到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現象學、解釋學及“法蘭克福”學派等幾種有影響的主體哲學通過社會學理論及文化理論內在地決定了傳播理論的框架和體系，因而，反思主體哲學根基的弊端，超越人類中心論思維的侷限是現代科學認識論的核心問題。馬克思的實踐理論及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為主、客體的協調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當代社會學中的結構化理論及文化研究中的人類共同心智及社會知識型理論都提出了結構重於主體的解釋模式。這些理論不僅在社會學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而且對傳播理論研究也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論文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於學術界對後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麼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麼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於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新和發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介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後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後，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福”學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我們首先來看現象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的觀念並發展了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哲學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認識論，以現象學為框架的社會學也多以此為根據發展了意向理論及價值理論。現象學的基本任務是以直覺達到人類理性的深刻基礎，這一任務的前提是直覺是一切知識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狀態的直覺中呈現的事物將會完全地如其所呈現自身的那樣被接受。這個假設中，主體的理性被賦予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直覺是我們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後還會有一先驗的自我來保證直覺的可靠。為了達到本質的直觀，他提出了“現象學的還源”，簡單地講，這一命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加括弧：即把我們的各種信念不論是經驗的概括還是各種現實的信念全部懸置起來，並不對它們作是非的判斷。2.存在的加括弧：放棄一切有關存在的判斷，因為哲學的認識是對本質的認識，而對現實存在的判斷則非本質，所以，對存在的判斷也應中止。3.先驗的還原：這種還原使我們從此驗的自我走向先驗的純粹自我，這是世界上一切意義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胡塞爾晚期則將自我純粹意識視為最終的絕對領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實在為前提。純粹意識的地位確立後，即可以解釋經驗世界，如果人們在經驗的世界找到共同之處，那麼，這是因為他們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主體哲學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論，影響到後來的現象學社會學的發展，舍勒提出的價值哲學、舒茨的意義理論都與現象學有著密切聯絡。現象學對現代微觀社會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看一下戲劇理論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論加芬克爾，交換理論雷克斯及衝突理論霍克斯，無不帶有意向性理論的影子，無論是日常的自我還是掩蓋了意圖的自我，都可以在現象學純粹那裡找到最後根源。
“法蘭克福”學派發展了一套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從認識論上看，批判理論主要對實證主義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批判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可以從近代的啟蒙找到根源，啟蒙精神在改變自然時從認識理性中發展了極度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也是工具理論的集中體現，當世界都變成可度量的物件時，人也變成了被奴役的物件。在當代，啟蒙精神變成一種操縱意識，這又是通過大眾文化來實現的，大眾文化造就了文化產品的單一化和標準化，文化工業代表了這種單一化和標準化。簡而言之，“文化工業”已成為當代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
在以後達爾文的理論中，也提供了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又一種理論。按照其理論，人是生物連續進化的一個環節，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樣組成了一個系列。這裡，人不具有特殊的意義及目的，這種理論也排除了神學理論的創世說。達爾文理論與哥白尼理論在反對人類中心論上是一致的。這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當代量子力學也提供了背離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裡，主體哲學與人類中心論有著天然的聯絡，正因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終極目的，因而，它無法解釋真正的客觀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理論總是呈現出反擬人化的結果。
現代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越來越趨向將人視為無數系統中的一部分，人類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這樣看待人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主體哲學的觀念也是值得懷疑的。
建立主、客體相協調的理論
就認識論來看，主體哲學代表瞭解釋世界的一個方向。除主體哲學以外，一些哲學家力圖使主客體協調起來，這種努力在近代開始顯示出積極的成果，超越主體哲學的有效途徑在於恰當地說明主客體的關係。對馬克思來講，解決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問題首先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實踐包含了將兩者統一起來的可能，思維的觀念只能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①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與其他哲學的根本區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了實踐對人與世界的雙重作用：在實踐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過實踐也在改變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實踐的觀點說明，主、客體本性的確定是從對方的作用中獲得的。
當傳播體系建立在主體哲學之上時，我們很難察覺主體哲學的侷限，這種侷限勢必通過其社會學理論內化於傳播理論之中。毋寧說，主體哲學的藍本和傳播理論的摹本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主體哲學對心靈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會貫穿於傳播理論中。同樣，它的侷限沒有看到認識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內涵在傳播理論之中。因而，借鑑科學的認識論建構主、客體的關係，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哲學的社會學根基之上，是傳播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我們曾對主體哲學與微觀社會學的關係作過分析，確實，微觀社會學對主體的動機、行為、意義是主體間的互動曾作過詳細分析。然而，微觀傳播學理論幾乎都沒有考慮到既定的社會結構對主體動機和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考慮到社會結構與動機的辯證關係，因而無法說明動機和行為的真正動因，最終使陳述的理論趨於表層化。顯然，問題的真正源頭在於如何看待行動和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是一個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主、客體的問題。
目前，大家經常談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結構與主體的關係問題，與微觀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結構化理論力圖在更客觀的立場使結構與主體協調起來。
傳統巨集觀社會學偏於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塑造上，而大多數微觀社會學理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和行動的意義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將兩者協調的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結構既是通過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也是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即結構與主體存在著一種二重化的過程，結構並不是外在於主體的活動，而是通過主體的特定活動而構成;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不應簡單看作對主體的外在制約，它既有制約性同時又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這樣，結構和主體存在著一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對結構和主體的妥當說明，需依靠對它們二重化關係的說明。
社會學中佔主流地位的理論是價值論，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韋伯及狄爾泰，用價值解釋文化的各種理論幾乎都將文化視為物件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活動。現象學、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及大多數實用主義理論都代表了這個方向。它們的共性是：都給予了主體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生命、體驗、理解、自由或人與社會、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都要根據主體意識來評判，文化幾乎沒有自己的實體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體間的解釋。本來，用價值解釋文化並不是沒有說服力，問題在於對主體的極端信賴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論以外別無選擇，此外，價值論的解釋還面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事實上，這兩個方面的危險也是價值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區別於自然科學除了物件不同外，還在於研究者適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麼程度則是價值論和解釋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以此為框架，總是面臨著解釋過度的問題，而解釋學通常也把解釋的多元化視為合理的。這樣，在價值論和解釋學的背後，我們看到的仍是主體哲學的主張。
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文化，各種文化現象就不難解釋了。無論文化人類學提供多麼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共時態的文化是存在的，因為像親族系統、婚姻系統、神話系統、圖騰系統反覆出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這恰好證明了各民族具有構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過轉換系統，成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文化形式，而共時模式為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種具體文化的差異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要探討決定文化現象的深層內容——人類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裡也就是無意識問題，它不是與意識相對立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概念，毋寧說它是人類先天的一種構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於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釋各種文化的普遍共時。
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領域提供了一種非主體解釋思想的方式，福柯對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權力對知識的形成上，換言之，社會的知識型總是體現了權力的支配，主體正是在各種制度性場址的權力關係中生成的。
綜上所述，建立主、客體協調的認識論是社會人文科學的可靠前提，它影響到在什麼樣的方式上看待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客觀的社會理論直接關係到傳播理論的根基問題：個體既是社會制度的結果，又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這樣，兩者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係。同樣，非主體解釋的文化理論旨在說明文化共時模式的存在，表層文化現象的對立和無序並不反映內在層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們做深層分析，各種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結語
近50年來，人類的知識積累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以往許多被認為是經典的理論和命題，現在被看作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知識的不斷綜合和更新要求我們的思維與時代保持同步，特別是像傳播學這種新型的綜合性學科，如何使其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是不容迴避的問題。
近代科學反覆證明了這樣的事實：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否，在於其基礎理論的成熟與否，而不在於其表象形態的豐富，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傳播理論，相對於傳播理論的應用理論來講，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就更為重要。
目前，傳播學界對狹義的傳播理論討論較多，而對廣義的傳播理論討論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傳播理論的深化理解。如果我們僅僅討論狹義的傳播理論，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解釋體系。問題在於對傳播理論基本觀念的討論常常會將問題引向更基本的問題，例如，資訊問題、語言符號問題、意義問題、傳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對任何一個問題完整的回答都會涉及到人的問題，涉及到人對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問題都屬基礎理論的範疇。這樣，借鑑基礎理論的成果，無疑會強化傳播理論的解釋力，使狹義的傳播理論更為健全。
註釋：
①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頁。
②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