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的人才觀
論文關鍵詞:維新運動 維新派 人才觀
論文摘要:培養造救人才是維新派進行變法維新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並形成了系統的人才觀。他們把培養人才看作是變法維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十分重視政治人才的培養、重視人才綜合素質的提高，大力提倡培養人才的群體觀念。對維新派的人才觀進行總結和研究.對當今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改革具有借鑑作用。
十九世紀末，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時代呼喚著一股新生的力量來挽此狂瀾。維新派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倡言變法，謀求富強，給奄無生氣的中國注人了生機。為完成變法大業，維漸派深深感到對人才的需要，這些人才就是不同於舊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識分子。培養和造救人才就成為維新派進行變法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從而形成了系統的人才觀。
維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實現維新變法，發展資本主義，使國家富強起來、依靠那些“搖頭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爛文數篇”的從科舉中選拔出來的封建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必須重新培養和選擇一批新的人才。維新派認為，不論是政治的革新還是經濟的建設與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幹的新人才。然而，中國幾百年來傳統的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嚴重地扼殺、摧殘人才，通過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才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培養和造救新式人就成為變法運動中一項十分重要、不容忽視的工作，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為了給變法維新運動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為於1890年在廣州長興裡創辦萬木草堂。“各省學子，千里負岌，聞風相從。前後達三千人”習。這些人有許多後來成為時代的棟樑之才。萬木草堂實際上成了康有為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的基地。變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關鍵問題。為使大量新式人才為國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議籌變法之方。他還建議設立制度局於內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門設立“上書所”，允許天下士民自由上書，廣開言路，從中選擇人才‘維新派雖有通過皇帝摧用維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與變法的關係。對於這一點，梁啟超曾明確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則足以濟非常之變”。諸如練兵、開礦、通商等事務，必有人才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變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譚嗣同說:“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於學矣。”習“變科舉而後可造救人才，而後可變一切之法。他把變科舉、興學堂、培養人才看作是變法維新的當務之急。
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經歷了由低層到高層逐漸發展的階段。在維新運動以前，中國人學習西方，主要是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對人才的培養往往重於實用技能。而在維新運動中，變法的範圍極其廣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變革，所以維新派對“通才”，尤其是對善於“言政”的人才更加註重。康有為在廣東萬木草堂講學期間。就注意對“言政”人才的培養。他說:“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巫於教育。他把培養人才作為開展政治活動的重要手段，在講學中，康有為一反當時的傳統。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了許多大膽改革。在開設課程上。他專門把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應用學、群學列為一種課程—經世之學，從而培養學生對政治的敏感度，足見他用心良苦。在講課方法上，他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起來。和學生們共同研究。如事先讓學生蒐集資料，然後和他們一起研究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源流與歷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關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知識。同時還讓一部分造詣較深的學生協助自己著書。從而提高學生對政治的興趣和“言政”的能力。學生們在康有為的教導下。“每輕視八股，於考據訓話，亦不甚措意，惟喜談時務，多留意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康有為對政治人才的重視正如有人所說:“先生之誨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養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處。往往脫略形跡，凡所以啟發智慧者.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學術政治，表裡相結合，所謂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為了政治改革.康有為曾建議光緒帝:今欲改行新政……特開立法院於內庭，選天下通才人院辦事，皇上每日親臨。王大臣派為參議相與商榷。一意維新。立法院是國家的政治中樞機關，其辦事人員不是僅僅擁有實用技能的人就能夠勝任的。而必須是既有實技。又能言政議政的“.通才”才能擔當此任。
在培養政治人才的問題上。維新派認為，鑑於舊式知識分子的無實無用，必須大力引進“西學”。學校在開設西學課程時，要包括西政、西藝、西文。在西政與西藝之間。又要本著先政後藝.以政為本，以藝為用的原則。教育要先培養政才。後培養藝才。梁啟超說:‘“啟超謂今日之學校。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維新派針對當時洋務派片面強調藝學，提出激烈的批評。說洋務派學西學，“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與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才。最多隻能夠“上之可以為洋行買辦。下之可以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啟超說:“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他在湖南時務學堂擔任總教習時提出。研究經世之學。除了研讀六經之精意和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外。還必須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證明。要探求天下積弱之由和富強之道.就需要“，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因而，他把‘運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作為時務學堂章程之一。從中足見其對政治人才之重視。
論文摘要:培養造救人才是維新派進行變法維新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並形成了系統的人才觀。他們把培養人才看作是變法維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十分重視政治人才的培養、重視人才綜合素質的提高，大力提倡培養人才的群體觀念。對維新派的人才觀進行總結和研究.對當今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改革具有借鑑作用。
十九世紀末，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時代呼喚著一股新生的力量來挽此狂瀾。維新派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倡言變法，謀求富強，給奄無生氣的中國注人了生機。為完成變法大業，維漸派深深感到對人才的需要，這些人才就是不同於舊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識分子。培養和造救人才就成為維新派進行變法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從而形成了系統的人才觀。
維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實現維新變法，發展資本主義，使國家富強起來、依靠那些“搖頭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爛文數篇”的從科舉中選拔出來的封建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必須重新培養和選擇一批新的人才。維新派認為，不論是政治的革新還是經濟的建設與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幹的新人才。然而，中國幾百年來傳統的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嚴重地扼殺、摧殘人才，通過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才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培養和造救新式人就成為變法運動中一項十分重要、不容忽視的工作，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為了給變法維新運動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為於1890年在廣州長興裡創辦萬木草堂。“各省學子，千里負岌，聞風相從。前後達三千人”習。這些人有許多後來成為時代的棟樑之才。萬木草堂實際上成了康有為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的基地。變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關鍵問題。為使大量新式人才為國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議籌變法之方。他還建議設立制度局於內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門設立“上書所”，允許天下士民自由上書，廣開言路，從中選擇人才‘維新派雖有通過皇帝摧用維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與變法的關係。對於這一點，梁啟超曾明確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則足以濟非常之變”。諸如練兵、開礦、通商等事務，必有人才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變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譚嗣同說:“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於學矣。”習“變科舉而後可造救人才，而後可變一切之法。他把變科舉、興學堂、培養人才看作是變法維新的當務之急。
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經歷了由低層到高層逐漸發展的階段。在維新運動以前，中國人學習西方，主要是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對人才的培養往往重於實用技能。而在維新運動中，變法的範圍極其廣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變革，所以維新派對“通才”，尤其是對善於“言政”的人才更加註重。康有為在廣東萬木草堂講學期間。就注意對“言政”人才的培養。他說:“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巫於教育。他把培養人才作為開展政治活動的重要手段，在講學中，康有為一反當時的傳統。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了許多大膽改革。在開設課程上。他專門把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應用學、群學列為一種課程—經世之學，從而培養學生對政治的敏感度，足見他用心良苦。在講課方法上，他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起來。和學生們共同研究。如事先讓學生蒐集資料，然後和他們一起研究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源流與歷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關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知識。同時還讓一部分造詣較深的學生協助自己著書。從而提高學生對政治的興趣和“言政”的能力。學生們在康有為的教導下。“每輕視八股，於考據訓話，亦不甚措意，惟喜談時務，多留意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康有為對政治人才的重視正如有人所說:“先生之誨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養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處。往往脫略形跡，凡所以啟發智慧者.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學術政治，表裡相結合，所謂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為了政治改革.康有為曾建議光緒帝:今欲改行新政……特開立法院於內庭，選天下通才人院辦事，皇上每日親臨。王大臣派為參議相與商榷。一意維新。立法院是國家的政治中樞機關，其辦事人員不是僅僅擁有實用技能的人就能夠勝任的。而必須是既有實技。又能言政議政的“.通才”才能擔當此任。
在培養政治人才的問題上。維新派認為，鑑於舊式知識分子的無實無用，必須大力引進“西學”。學校在開設西學課程時，要包括西政、西藝、西文。在西政與西藝之間。又要本著先政後藝.以政為本，以藝為用的原則。教育要先培養政才。後培養藝才。梁啟超說:‘“啟超謂今日之學校。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維新派針對當時洋務派片面強調藝學，提出激烈的批評。說洋務派學西學，“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與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才。最多隻能夠“上之可以為洋行買辦。下之可以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啟超說:“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他在湖南時務學堂擔任總教習時提出。研究經世之學。除了研讀六經之精意和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外。還必須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證明。要探求天下積弱之由和富強之道.就需要“，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因而，他把‘運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作為時務學堂章程之一。從中足見其對政治人才之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