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治黨的意義
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程序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全域性性、根本性，必將成為黨的建設新常態。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3篇範文，歡迎大家閱讀。
範文一
一、 從戰略佈局高度領會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要求
一以來新一屆黨中央逐步了形成了“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
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明確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並在其他多個場合對如何全面從嚴治黨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全面從嚴治黨，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同時又與同志為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緊密聯絡在一起，是這個總的戰略佈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學習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首先要把它放到以來提出的戰略佈局中來認識和把握。
那麼這個戰略佈局是什麼?以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提出並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用的話來概括，就是“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這“四個全面”每一個都有一個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過程。其中的全面從嚴治黨，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一再提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格局也有叫戰略格局。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2012年要求，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並再次強調要從嚴治黨。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並對全面推進從嚴治党進行了部署，現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
在逐個強調每一個全面的基礎上，2014年以來從治國理政大思路的高度進一步對“四個全面”進行重要整合，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概念，使“四個全面”成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從現在公佈的材料來看，在起草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過程中，中央對於檔案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絡。所以，後來在好幾個場合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包括在聽取民主黨派意見的時候，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對《決定》做說明的時候，還有11月份到福建考察調研的時候，都列舉了這樣“三個全面”。
進一步到12月份在江蘇考察調研的時候，在“三個全面”後面又增加了一個“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這是在公開的報道中，第一次把“四個全面”並提，由此“三個全面”就進一步上升成了“四個全面”。 這“四個全面”意味著什麼，怎麼來定位?
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開班式上，做了一個迄今最為明確的說明和界定。他指出，黨的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域性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明確肯定“四個全面”就是戰略佈局，而且是第一次親自用“戰略佈局”這個詞來概括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可見這“四個全面”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二“四個全面”體現了以同志為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 “四個全面”的提出進一步展示以同志為的黨中央以來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治國理政需要大視野、大思路、大戰略。尤其在某些重要的歷史節點上，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治國理政的大思路，至關緊要。思路錯了，就會把國家領錯方向;思路有毛病，也會產生很多消極影響。而思路正確，就能夠把國家引向興旺發達的未來。比如，當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的就是這樣的作用。1992年春，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也是在關鍵時刻把國家領向正確方向的關鍵抉擇。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遇到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十字路口，各種思潮紛紜複雜，歸結起來實際上就是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從到現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已經發表了大量重要講話，這些講話大多具有開局的性質，實際是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執政、如何治國、如何引領國家走向未來的問題。
這些講話逐步展示了對於治國理政的謀劃、思路、理念和藍圖。這些講話具有個人獨特的風格和特徵，逐步展示和規定了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徑，已經使黨和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四個全面”，並且親自將其定位為“戰略佈局”，這充分說明“四個全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由於“四個全面”涵蓋的內容比較廣泛，而四個方面的主題也非常集中和鮮明。作為同志為的黨中央至以來最新確定的戰略佈局，“四個全面”更加清晰和集中地展現出了對於治國理政的謀劃、思路、理念和藍圖，也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開創新局面，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戰略導引，對於指導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各級領導幹部都在不同的崗位和層面上參與治國理政。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必須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對於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並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四個全面”剛剛提煉形成一個整體，所以還需要進一步由我們黨中央通過各種方式逐步加以探索，也需要我們深入加以研究。比如說“四個全面”與中國夢是什麼關係?是將“四個全面”歸入到中國夢裡面，還是將中國夢歸結到“四個全面”裡面。還有“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與“五位一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總佈局是什麼關係?兩者是從屬關係，還是並列關係;是互補關係，還是取代關係，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從政治紀律和組織程式上來說，這由黨中央和自己決定。從根本上來說，還要由實踐的成效來檢驗，由歷史的發展來決定。
三充分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的重要地位。
“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具體包含哪些內容，相互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整體上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構?對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開班式上親自做了說明。他指出：這個戰略佈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的這個說明，清楚地界定了每個“全面”的地位、作用，也從總體上界定了“四個全面”相互之間的邏輯關係。
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說，這是黨的提出的總目標。它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標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兩個數字都要翻一番。在此基礎上，還要在建黨一百週年時建成現代化國家。過去還有一個“基本”，叫“基本實現”。現在“基本”兩個字已經去掉了，就是實現，這樣要求就更高了。進一步，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三個連貫遞進的目標，構成了非常豪邁的中國夢。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向這樣的目標前進。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十分艱鉅，需要我們做出更大的努力。
從全面深化改革來說，規定的到2020年的目標，同時包含發展目標和改革目標兩個方面，報告的小標題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從邏輯關係上來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很難實現。
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說，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貫徹落實中共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內容，是順利完成各專案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從全面從嚴治黨來說，在“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黨的地位和挑戰決定了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從歷史的全域性的世界的角度指出，我們黨長期執政，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直接關係黨的命運。在當前情況之下，又面臨著一系列重要的考驗。因此，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其次，其他“三個全面”都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因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也在黨。
全面深化改革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因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如何推進這樣改革，需要縝密的思維和科學的領導。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叫《社會主義改革史》，當時我提煉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三大規律。第一個規律是自覺有序性規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之所以發展起來，首先是政黨認識到需要改革，這是自覺;然後是有序推進，如果無序了，就可能出亂子，會造成麻煩。第二個規律是整體性協同規律。各個方面的改革必須當成一個整體，相互之間協同逐步向前推進，如果搞亂了也不行。還有一個規律，叫週期性發展規律。這個就更復雜了，更麻煩了。從這些規律以及我們的經驗來看，推進改革，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同時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領導改革的科學化水平。
全面依法治國當然也必須由黨來領導。這個方面，已經多次闡述相互之間的關係。從實際的工作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比如說法院要獨立行使審判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一些案件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金融詐騙案，還有非法集資案，像這類案件的處理，不是法院做出一個判決就萬事大吉了，背後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關係，所以需要我們黨切實做好背後的深層次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個方面確實也離不開黨。
第三，全面從嚴治黨也離不開其他“三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滲透到其他“三個全面”當中，黨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只有正確地運用這種權力，才能實施正確的領導。那麼黨的機體是否健康，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是否適應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都關係著能不能正確地實施對其他“三個全面”的領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我們提高領導水平。黨領導改革，黨的自身建設也必須改革，並且提高黨對改革開放的科學化水平。黨領導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由此可見，在“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中，全面從嚴治黨佔有重要的地位，與其他“三個全面”的戰略舉措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必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互相滲透，共同推進。
所以，在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從治黨治國大思路的高度，全面領會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把全面從嚴治黨放到“四個全面”的佈局中來把握，正確處理全面從嚴治黨與其他“三個全面”的關係，堅持與其他“三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範文二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黨的領導和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提出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確保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不可否認，近年來一些地方的黨群、幹群關係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黨員幹部脫離基層、不接地氣、高高在上，不把群眾安危疾苦放在心上，導致黨群關係出現危機。克服黨員幹部脫離群眾、腐化變質的問題迫在眉睫。黨群關係就好比魚兒和水，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這就說明我們黨的根基在群眾、血脈在群眾、力量更在群眾。發揚密切聯絡群眾的優良作風，建立和諧良好的黨群、幹群關係十分重要。目前我國社會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時期，利益關係日趨複雜，如何建立良好的黨群、幹群關係是各級黨員幹部的必修課，也是黨的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們要堅持從嚴治黨，建立和諧的黨群、幹群關係。想群眾之所想，及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轉變工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接地氣、樹風氣，從根本上杜絕脫離群眾，堅決走群眾路線，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從古至今反腐都是歷朝歷代的重點任務，權利的產生以及人們的貪慾是腐敗滋生的土壤，所以，有權利以及人存在的地方就有腐敗。正確客觀的看待腐敗問題，只有物質資源得到極大豐富，人民素質得到極大提高，達到無產階級社會，腐敗問題才能得以根治。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新形勢下如何控制並打擊腐敗、解決幹部腐化的問題是我黨的重要任務。為政清廉才能取信於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打鐵還需自身硬，堅持從嚴治黨，培養黨員幹部廉潔自律才能確保黨的事業蒸蒸日上。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加強反腐立法，加強權力運用中的制約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杜絕權力濫用。其次，要嚴格司法，對於黨員幹部貪腐現象要依法予以嚴懲，一旦發現絕不手軟絕不姑息，發現一個處理一個，向廣大人民群眾和黨員幹部表明黨反腐的信心與決心。另外，對於廉潔自律的黨員幹部要予以表彰獎勵，並作為幹部提拔任用的首選物件，同時樹立學習典型，弘揚正氣。
古人云：力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事實證明，勤儉是通向成功的階梯和動力，奢靡則是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勤儉節約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共產黨人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化身, 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繼承和發揚好勤儉節約美德是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黨中央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戰略決策，事關現代化建設程序和國家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福祉和根本利益。堅持從嚴治黨，廣大黨員幹部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宗旨意識，帶頭抵制鋪張浪費、奢靡腐化的不正之風，厲行勤儉節約，提倡資源利用最大化，把勤儉節約的作風貫徹到衣食住行;堅持從嚴治黨，建立反對鋪張浪費的長效機制，對於對存在鋪張浪費行為的黨員幹部要嚴肅查處，嚴格落實責任追究制度。
新形勢下，我們只有堅持從嚴治黨，不斷提高治黨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才能更好的應對日益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才能更好的為人民謀福利，才能使黨永葆活力，事業蒸蒸日上。
範文三
王培洲
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嚴治黨的歷程。黨的以來，在新時期我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尤其需要從嚴治黨。在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中不斷凸顯著從嚴治黨的必要性;從嚴治黨在新時期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科學治黨的前提;在新時期從嚴治黨的方法論中，制度建設顯得越來越重要。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都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正是依靠從嚴治黨，嚴明黨的紀律，我們黨才在革命和建設中取得輝煌成就。當今中國處於深化改革階段，正經歷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時期，面臨著“四大危險”“四大考驗”“利益固化藩籬”等“命運性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因此，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必須堅持從嚴治黨，只有從嚴治黨才能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穩固黨的執政根基，才能把黨的提出的關於黨的建設的目標落到實處，才能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團結進步、國家長治久安。
新時期從嚴治黨的必要性
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不斷從嚴治黨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建立之時，一大就始終嚴明黨的紀律，大會決定“接受黨員要特別謹慎，嚴格審查”。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党進行過多次整風運動，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嚴肅黨的紀律，整頓黨風、懲治腐敗、從嚴治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面對經濟建設中暴露的弊端，鄧小平堅決地指出，“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從嚴治黨”在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並寫入黨章;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在黨建部分中反覆重申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的十七大將從嚴治黨
貫穿於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黨的報告指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鉅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根本原則，貫穿黨建始終。仔細分析黨的歷史上著重突出“從嚴治黨”的時間節點便能清晰地發現：在黨面對關乎黨的命運、國家生死存亡的時期，我們黨尤其強調從嚴治黨。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越是面對危險和難題之時，越是需要加緊對黨的治理、提高管黨治黨水平之時。因此，對當今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正在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來說，從嚴治黨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有深刻的現實內涵。
之所以強調黨的之後“新時期”語境之下從嚴治黨的必要性和極端重要性，原因主要有：一是從世情方面來看，隨著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世界中承擔著更多的大國責任，中國已經與世界各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構成“命運共同體”，如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彰顯世界意義，如何使中國道路更加可持續，如何打消“中國威脅論”“黃禍論”等西方偏見，始終要依靠作為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因此，我們黨能否加強紀律、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面對複雜國際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關鍵。從嚴治黨的世界歷史意義在於，我們黨會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受住各種風險與困難，完成時代賦予的光榮而艱鉅的任務。二是從國情方面來看，雖然我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方面均取得新進步，邁出了新步伐，但是需要看到的還有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範、誠信缺失現象;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增多等等。保持既有成就和解決新問題，同樣需要我們從嚴治黨。三是從黨情來看，我們黨執政已逾耳順之年，除了黨所處的社會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自身情況也發生很大變化。因此，“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這個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綜上所述，黨的以來，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和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黨必須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在新時期“蹄疾步穩”地進行全面深化改革。
新時期從嚴治黨的重要內涵
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在中國歷史上，因統治集團嚴重腐敗而導致政息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因為執政黨腐化墮落，導致脫離群眾進而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列舉。一個清正廉潔的執政黨,一定會對形成崇廉敬廉的社會風氣產生積極的引導作用;一個勇於對自身的不廉潔行為從嚴懲治的執政黨,也一定會對整個國家的廉政建設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黨風廉政建設是我們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黨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提到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有權力異化、進而腐化變質的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反腐敗鬥爭形勢複雜嚴峻，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黨的以來，中央巡視組發現的問題再次印證了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的判斷。
因此，從嚴治黨的“嚴”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嚴”字看似抽象，但是提出的“三嚴三實”為從嚴治黨語境中的“嚴”下了精準的定義，即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嚴以修身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自覺遠離低階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黨員幹部真正做到嚴以修身，才能率先垂範，堅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以用權就是有權者嚴格、科學地使用公權力，堅持公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嚴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獨慎微、勤於自省，遵守黨紀國法，做到為政清廉”，同時也是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必要條件。由此看來，黨風廉政建設作為廣大幹部群眾始終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從嚴治黨不僅僅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提供猛藥去痾、重典治亂的決心和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重要的是從嚴治黨內嵌著科學治黨、民主治黨的治黨機制，既是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國家戰略和頂層設計中的基礎環節，又是認真執行黨規黨法，並將其貫穿到改革和發展之中的行動力體現。
科學治黨的前提條件。從嚴治黨不僅僅是指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更是作為治黨中的科學理念和科學手段。科學治黨即黨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的黨的制度科學化，即“推進黨的制度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以及“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必須全面推進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從嚴治黨作為統領黨的建設的一項基本原則和基本思路，在党進行各個方面的具體建設之時就表現為科學治黨。“從歷史上看，當科學治黨與從嚴治黨契合時，黨的建設就能沿著正確軌道前進、黨領導的事業就能順利發展;當二者背離時，黨的建設就會成效大減、黨的領導就會面臨挑戰，黨的事業就會遭遇曲折。”在新時期尤其需要強調科學治黨是因為在進入改革開放深水區之後，我們黨面對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多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如何在紛繁的社會思潮中堅持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更好解決民生問題、公平公正問題等，都是需要我們在治黨中用科學理念著力解決的問題。科學治黨作為治理黨的一種機制，滲透著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的思維方式，這五種思維本質上是一種科學思維，在治理黨的過程中化作科學的執行力。
如前文所述，科學治黨的重要性在新時期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凸顯，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科學治黨始終是要在從嚴治黨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沒有從嚴治黨的“嚴”，科學治黨的“科學”維度便不能彰顯，抑或是科學的效能無法得到最大程度發揮。只有以“嚴”為前提，管黨治黨一刻不鬆懈，嚴明黨的紀律，才能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使黨法黨規有科學執行的前提條件。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從嚴治黨和科學治黨是內在統一的，在相當多的時候，在規定合理的條件下，嚴格執行某項規定本身就體現著對此規定的科學執行。所以說，新時期下科學治黨需要從嚴治黨作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