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級小學數學教學反思有哪些

　　小學是打基礎的階段，所以小學的教學至關重要，所以教師們都會進行教學反思。那麼?以下是小編分享給大家的四年級小學數學教學反思，希望可以幫到你!

　　四年級小學數學教學反思

　　作業的改革

　　在家長們看來，劉老師和其他老師的不一樣，最早就是從佈置作業開始的。

　　在那份告家長書裡，劉善娜詳細地羅列了家長簽字和不簽字的利弊，簡要地說，簽字便於家長了解每日學習情況，但比較辛苦;不簽字有利於放手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但不易於及時發現問題。

　　有三分之一的家長選擇不籤，她在這些孩子的作業本上貼上“免籤”標籤，告訴他們“一切靠自己了哦”。

　　“不能讓家長做‘監工’，因為作業不是負擔和懲罰。”劉善娜說。這本該是人人明白的道理，不少老師卻不知不覺朝著相反的方向去了，包括曾經的自己。

　　劉善娜也曾經把調皮的孩子留下來，並不自覺地警告他們：再不聽話我就多佈置作業了，但效果甚微。後來讀到教育專家尹建莉的話：“孩子天生不反感寫作業，之所以後來變得不愛寫作業，是因為在上學的過程中，尤其是小學階段，寫作業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壞了。被罰寫作業，就是弄壞胃口最有效的一招。”如醍醐灌頂。

　　“罰抄100遍!”這句話是不是很多人聽起來耳熟?有多少孩子，是在這樣惡狠狠的威脅下長大的?

　　可是無論哪門課，罰抄100遍，除了老師自己出一口惡氣之外，只能增加孩子對這門學科的厭惡。作為一個老師，怎麼能一邊要求孩子熱愛學習，一邊又把“學習”當作一種刑具呢?

　　劉善娜開始有意識地調整作業，每天數學作業只佈置預習和課上完成的隨堂練習，甚至“痛下決心”放棄了教育局統一下發的《每課必練》。

　　60頁的暑假作業被劉善娜認為是雞肋，因為多數孩子都不會認真完成，只是填滿以示完成任務，開學後老師也沒有時間去批改。“既然如此，何苦走這個形式呢?”於是每年暑假前，她會根據每個孩子的考試成績、進步快慢來減負。在作業本前寫上“減10頁”，“減20頁”……最多的孩子可以減50頁。

　　當然孩子們花在數學上的時間可沒有減少，每天放學前，劉善娜會給孩子留“每日一題”和“每日一算”，一個注重基礎的鞏固，一個略有拔高，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第二天到黑板前演算，不管做對哪一道都會表揚，做對難題的孩子還會贏得更多崇拜的目光，所以孩子們積極性很高。

　　還有個保留節目叫“探究性作業”，讓學生根據生活常識或各種方法演示知識點。從題中可以看出她的用心，而收上來的作業也往往妙趣橫生：比如為了考查對學生對小數的理解，她讓孩子以米為單位記錄自己的身高資料，並寫寫這個資料的意思。有個孩子用漫畫畫出了自己生老病死的每個過程，並標註了各階段的身高變化，劉老師的評語是“有才”;在另一個叫做“你能把今天所學的知識告訴生病請假的駱**嗎?”的題中，孩子們想盡了各種方法，用畫圖、寫信、講小故事等各種形式表達垂直與平行的關係，還有不同顏色的筆標出重點。

　　暑假，除了被精減的作業本外，孩子們還需完成一個數學繪本，就是通過畫圖講故事來說明一個知識點。開學收上來，充滿想像力的繪本不僅大大出乎劉善娜的意料，也讓孩子們充滿成就感。

　　做這些嘗試的時候劉善娜小心翼翼，她不確定題量的減少會不會影響解題速度和正確率。所幸孩子們都挺爭氣，常常比別的班考得好，給了她不少信心。

　　“和平行班級相比，感覺只要差距不明顯，那便是一樣的。”書中的最後一篇日記她這樣寫道。她覺得，孩子還小，沒必要太在分數上糾結。

　　起跑線的影響

　　劉善娜總不忍心把孩子逼得太緊，因為剛做老師的時候她也是個孩子。

　　那是1999年，她剛剛從奉化師範畢業，被分到裘村鎮曹村小學。那是一個偏遠的村辦學校，一共只有7個老師，住校的只有她一個人。學校都是破舊的磚木結構房，寢室都是空置的教室，一根根木櫞子的縫隙是蝙蝠們的家。晚上一關燈，蝙蝠們呼啦啦地飛過，聽得人脊背發涼。

　　那年劉善娜只有18歲，管29個孩子，幾乎包了他們所有的課。雖然有許多無可奈何的落後，但如今回想起來，卻是無比美好的時光，因為有足夠的教學自由。

　　她把每週的音樂課集中起來，排一個長長的舞蹈，孩子們唱著自己隨口編的歌，圍著小操場邊唱邊跳。歌詞拙得不能再拙了，但每個孩子很投入，歡歡喜喜地唱出天性;她提前教孩子們寫句寫段，把有意思地話刻在油墨紙上，一張張印出來;她帶著孩子到田野，說是感受季節的交替;有時候課上完了還沒到放學時間，她把孩子們抱到講臺上，讓他們來當老師講故事……

　　許多年後，有朋友告訴劉善娜，說其中一個男生被保送清華了。她第一反應是疑惑：當年也沒覺得這小屁孩特別聰明呀?後來看電視臺採訪這個“得意門生”，回憶起他小時候被她抱到講臺上講故事，露出一口小白牙害羞微笑的樣子，樂了：“挺能扯的一娃，從三國到水滸都能講一些，只是當時也沒覺得這是多大的優點。”

　　她從來不認為這個孩子被保送和自己有什麼關係，但這件事至少讓她堅定了一個看法：考上名牌大學的孩子，未必上的都是名牌小學，有成就的人未必小時候樣樣出挑，所謂的“起跑線”，未必存在。

　　調到市中心的公辦學校，身邊都是焦慮的家長，劉善娜只能償試著，先把自己的心態放平。“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觀點，其實是深入人心的。她在日記中寫著，有的課堂效率很高，老師覺得每天多學一點，總能比其他孩子跑得遠一點。其實從長遠看，學生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大受影響，不如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這就是起跑線和終點線的較量。”

　　對於自己的孩子，劉善娜也在努力營造一個寬鬆的童年。

　　“思維敏捷、運算極速的孩子，多討人喜歡，可惜不是他，這是他爸深以為憾的地方。讀書時一直是奧陣列成員的他，顯然窺見了兒子在這方面興趣缺缺。這，顯然像我了。”她在日記寫到。

　　他雖然成績不咋樣，課堂表現不咋樣，作業不咋樣，但是有自己的喜好，40多度的高溫，他還能頂著烈日觀察螞蟻。他會一遍一遍畫昆蟲，啃昆蟲記。因為擔心他被大馬蜂蟄傷，爺爺一個鞋巴掌拍死了大馬蜂，他又哭又鬧：“我已經對著它噴了水了，它的翅膀是溼的，他半小時內都不會飛，我又不會用手去抓，我都快成功了。這麼大的馬蜂，我上哪裡去找這麼大的馬蜂啊!”

　　劉善娜選擇理解：“我始終相信，任何成長，離不開的是發於內心的付出和執著的投入。”

　　暑假結束前，她給兒子的任課老師寫了封信說抱歉。“我擅自做主，只讓舒際樂同學選做了暑假作業本上的部分習題，此一;假期沒有讓舒際樂同學參與任何培訓，沒有讓他學習任何技能，此二;沃美女佈置的作文，我都允許他按著自己的思路寫成了動物文章，此三。”人生那麼漫長，她希望兒子在童年的時候有時間多做點自己喜歡的事，而不是和別人一比高低。

　　劉善娜還特別提到，支援三年級的兒子看《愛情公寓》，因為這是“和同學交流的需要。”她的觀點是，光聽家長話沒用，光在起跑線上跑得快也沒用。孩子們早晚要出來混，混得好不好，不在於小時候家長滿不滿意，而在於長大了同齡人接不接受。

　　她信奉哲學家弗洛姆的話：教育的對立面是操縱，它出於對孩子之潛能的生長缺乏信心，認為只有成年人去指導孩子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哪些事，孩子才會獲得正常的發展。然而這樣的操縱是錯誤的。

　　課堂上的驚喜

　　劉善娜剛工作時，特別佩服一些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人家都不用出現，遠遠地身影一閃，鬧轟轟的教室頓時鴉雀無聲，比有些老師吆喝半天都管用。她無比羨慕：“怎麼就這麼鎮得住呢?”

　　學生說，那老師眼裡有“殺氣”。她就對著鏡子嘗試，怎麼樣的目光，才算有殺氣?

　　後來日記裡記錄了這麼一件事，那時候還當班主任，班裡上科學公開課，她擔心客堂紀律，跟著孩子們去實驗室聽課。

　　“水能溶解哪些東西?”問題一出，孩子們交頭接耳，吵吵鬧鬧，她如坐鍼氈。下課後，有個女孩問她：“我們表現好嗎?”看著孩子期待的眼神，她不好意思說不好，只能反問：“你說呢?”

　　“我們覺得很好呀!”孩子的笑容綻放開。

　　劉善娜和科學老師探討，小心翼翼地問：“你怎麼不鎮住他們?”

　　科學老師說，幹嘛要鎮住他們?孩子天生有好奇心，想交流，想偷偷動手做實驗，一聲不吭是不可能的。如果孩子不說話，說明思維沒跟上。安安靜靜的課堂，是外行人熱鬧。因為課堂最重要的是參與，不是紀律。

　　頗有一語驚醒夢中人的感覺。

　　她有意在兩個班做了個實驗，一個班強調預習和課堂紀律，另一個班則順其自然。同樣上課，前一個班效率很高，學生舉手回答，盡乎完美;後一個班想什麼說什麼，回答常常無邊無際，但無邊無際裡卻有無限童真。

　　比如學習垂直和平行的時候，有個學生造了個句：“眼淚一滴滴垂直地掉下來”，讓她的心一動。

　　學習乘法分配律的時候，有學生站起來說：“我知道了，做乘法就像做辣子雞一樣。”全班笑開了花。在劉善娜的鼓勵下，那孩子支支吾吾總算表達清楚了意思：我媽說做辣子雞，可以先把雞和韭菜炒，然後炒豆芽，也可以先雞和豆芽炒，最後放韭菜，反正結果是一樣的，都是同一道菜。

　　原來每個匪夷所思的答案背後，都有一個我們想不到的“創意”。

　　教方程的時候，她循循善誘，為什麼2x-4=20要先消4，再消2呢?預習過的孩子會說，要先消已知數，再消未知數。沒預習的孩子卻脫口而出：“因為4離x遠啊，如果離家和親人告別，當然最親近的人放到最後告別啦。”另一個娃說，“就像給x脫衣服一樣，先脫外面的，再脫裡面的，最後露出脫光了的x。”

　　笑聲中，課堂生動起來。

　　很難說到底哪一種課堂更好，教育往往是件難以兩全的事。但是劉善娜越來越體會到科學老師當時說的“外行人看熱鬧”。“不走近孩子的內心，永遠只能做一個外行，紀律，表面上看是個很簡單的問題，藉助懲罰會產生一些效果，但往往治標不治本。”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只是幫助他們成長的人，我沒有那麼重要，那麼權威，也沒有那麼正確，我再不要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去苛責。”

　　小紅花的是是非非

　　幾年前，有個小女孩告訴劉善娜，她喜歡上了班上的一個小男孩。

　　六年級的孩子有這樣的心思，劉善娜已經見怪不怪，她只是好奇：“你為什麼喜歡他呢?你成績那麼好，數學比賽拿了那麼多獎，比他厲害多啦!”

　　小女孩說，他有禮貌呀，看到誰都是笑呵呵的，脾氣好，還喜歡幫助別人。

　　想想也是哦，以前怎麼就沒發現這個成績平平的男孩有這麼多閃光點呢?劉善娜一向覺得自己挺開明的，可是潛意識裡，還是不知不覺拿成績來比較兩個孩子。

　　她後來反思，這種想法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根深蒂固，從小開始，我們就習慣用一種“量化”的標準來評判孩子，從幼兒園起，我們就習慣給表現好的孩子獎一朵小紅花，然後大家都在看，全班誰的小紅花最多，最少的那個孩子家長會覺得很丟臉;以後就不必說了，分數、排名都是硬指標，學鋼琴就必須要考級，學奧數就必須拿獎，否則就沒用……大家都已經忘了，學習是為了成長，為了掌握可以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的本領，為了讓自己認識更大的世界並收穫更多的快樂。

　　在這樣的社會心態下，很多老師會不自覺地把孩子當作證明自己教育成果的工具。劉善娜在日記裡回憶，評流動紅旗的時候，有些老師就特別要強，不停地問：“為什麼扣分?”“怎麼會這樣?”搞得去檢查他們班的人也特別緊張。他們會把孩子逼到角落裡，自己不快樂，孩子更不快樂。

　　她引用了教育線上的紅人鐵皮鼓的話：“中國的教育，過份強調教師之間的競爭，正在把一批年紀輕輕的女教師培養成滅絕師太，男教師當然也好不到哪裡去，說到底，大家都在惡狠狠地教書。”她說，讀到這句話的時候真是會心一笑，不少老師的外號真的叫“滅絕師太”。

　　所以，如今再看低年級那些貼滿小紅花的牆壁，開始有了質疑：孩子們的學習是否成為了潛意識的就是為了得到小紅花，得到老師的表揚?那些總是得到小紅花的學生，在一次次得到小紅花的結果中，最終沉澱在他們心中的是一種健康的自信嗎?

　　劉善娜挺贊成全國模範教師竇桂梅的觀點，“不要僅僅以競技的原則發放小紅花，或者說不可將競技的獎懲原則過早地引入到小學生的學習中去。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個等待滋潤的孩子，每一個靈魂無論其智力高低，都應得到尊重、得到溫暖的照耀。孩子的心是透明而脆弱的，“小心輕放”孩子的心——這是為人師的底線。”

　　劉善娜後來對那個女孩說，你眼光不錯，我也覺得那他挺好的，不過可以暫時不說，萬一以後碰到更喜歡的男孩呢?那女孩又把心事告訴了自己的爸爸，她爸爸也是個挺開明的人，說挺好的呀，正好雙方家長也都認識。這樣吧，如果到了結婚的年齡你還喜歡他，爸爸就去他家提親，反正都這麼熟了。於是女孩子就很安心。後來兩個人都考上了重點初中、高中，還是好朋友，但小女孩早已沒那個心了。青春期的心動，就這樣風淡雲清的過去。但這樣的經歷對孩子來說，又何償不是一種勵煉和成長呢?

　　那女孩初三那年，周杰倫到寧波來看演唱會，她買了兩張票，請劉善娜一起去。劉不是周的粉絲，但還是打車陪她過去，深夜再打車回奉化。有同事說她，初三還敢這麼瘋，做老師的居然還一起瘋。劉善娜說，這有什麼關係，看偶象的演唱會固然不會讓她多考幾分，但是最好的年紀會多一點美好的回憶。

　　“教育者首先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單純、快樂、善良、優雅的人，再去琢磨教學技巧。因為教育不是一件功利的事，不該由那些量化的‘成果’評價。”這是劉善娜這些年的最大領悟，她喜歡央視記者柴靜在一篇採訪手記中寫的話：“ 教育，是人與人之間，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