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寫給大學生的一封信
此文是胡適1932年6月27日寫給當時的大學畢業生，至今讀來仍是那麼發聵。這份寄語不僅適合現今的大學生，也適合現今的知識分子。下面是小編跟大家分享的胡適給大學生的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習~
雖與胡適的時代也有些距離，但胡適的畢業忠告似乎就是給現在青年的。即使在這個畢業即失業的年代裡，我們也要奮勇向前，拒絕“墮落”。
這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人生的道路上滿是陷阱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慾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慾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裝置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此段講理想容易幻滅，人便甘心為現實奴役。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慾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認是“問題中人”而非“學術中人”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傢俬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定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 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
所從事的職業往往並不能滿足個人的志向。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餬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思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
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 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祕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 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
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 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
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 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現實往往是勞而無獲，因此理想也就喪失，心靈也就麻木了。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你不信嗎?
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一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二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三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夠永遠有這樣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拓展：給胡適的一封信
尊敬的胡適先生您好：
好久不見，我們中學生都很喜歡你的作品，每時每刻都在看你寫得散文詩。我看過你的很多文章和作品在課本上也學過你寫的作品，你是怎麼當上這35個博士學位，應是智慧一流。我也想像你一樣成為博士，可我必是很懶不是很喜歡學習，你知道我應當怎麼學才能有好的成績，我知道了。只要勤學好問這樣我的學習成績才會提高。
記得在你的一片文章中我看到了，你的小時候的生活，我知道你的小時候的生活和我小時候的生活很類似，在你的小時候得了病眼，可我小時候得了怪病，母親也很類似，你的母親給你添病眼，我的母親帶我去看看怪病，先生你有過讓一件事讓你難到的麼，我想是有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解不開的問題。
不過先生你你可難不到我，我看過你的一片小文章，你被一個小小的蘋果難到了，這是你在美國留學時，發現的一個問題，你在美國留學時，幹過不少農事，每一個人都做過農事，而在城市中，城市的人很懶尤其是城市的女人比毛毛蟲還懶，你在美國紐約州康奈爾大學的農學院幹過農事，包括洗馬，套車，下玉米田。而先生你在一個蘋果中發現問題怎樣讓你頭大了呢?在三十個蘋果中給你難到了，正應了那句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祝你：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你的讀者：楊建俊
2015年3月28曰
李敖給胡適的一封信
適之先生：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我不喜歡假惺惺地謙虛，我自覺我個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我個人的歷史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某一些青年人，--他們怎樣在長成、在選擇、在迷亂，最後怎樣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這一段辛苦的過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運氣較好的一個，因此我還能自由地活著，活著講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幾歲起就在山東做叫化子，後來替人趕馬車，流浪到關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幹過十分之一，還有「外一章」--做過土匪，一次負了傷，躺在土坑裡窮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討了她做老婆。我爺爺也是個PTT，從此洗手從良，幾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銀樓。我奶奶真能生，獨力生了十二個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她是熱河人，我爺爺一生氣就罵她「窮山惡水，醜婦刁民」。可是「醜婦」頗有眼光，至少她說動了我那目不識丁的土匪爺爺，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師大學堂。
「老二」在民國九年入了北大國文系，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沒有，一畢業，十幾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棄了吉林送他留學的公費，使他在抗戰時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動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平，我父親到處找事都沒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的。後來他總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辦移交的表現，居然使一位朱九爺賞識了他，此後一直保薦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菸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裡掏出一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谷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汙，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獄后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菸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幹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奸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臺灣來，箱裡的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檢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面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安心做了一個好老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臺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人送喪的場面，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罵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裡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間，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麼脫俗的影響與身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裡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分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佈「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已經為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緝規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儘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裡，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的小學生的書架上，客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不少的驕傲，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裡，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復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麼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臺灣來就被發現，他的妹夫葉明勳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裡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麼改造，也是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願偷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我的精神好象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那時候，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葉明勳也為這事丟了官，兩年以後，嚴僑竟死在火燒島。在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六十八歲條下寫著：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兒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訴他祖父什麼「象」呢?嚴僑死了，在他原來的神到自由主義的神的路中間，他倒下了。
「嚴僑事件」是我生命裡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離去使我有很長一陣子心灰意懶，「嚴僑事件」對我是一個總結，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給我自己結一次帳。那時候的「李敖思想」是一個大雜燴，那時候的我，做過全臺灣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的得獎人、臺中市祝壽論文的冠軍以及錢穆的忠實讀者。一箇中學生，收到錢穆寫的信、送的書，竟沒有變成錢穆的徒弟，竟在幾年後放棄了「錢穆的路線」，這不能不說是怪事吧?
如果我沒有看過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國粹派的書，而只看過你的書，而受你深刻的影響，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當我在右派的書堆裡打過滾、在左派的遠景裡作過夢、又在國粹派的本位論底下受過歡迎以後，轉而拿起「胡適文選」，這該是一件很有味兒的事。就老一輩的人說，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帶給我這麼大的變化，使我在迷亂裡面，放棄了舊有道路--那些使我著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熱，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臺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你，那時我才十七歲，對你免不了多少有點「人身崇拜」。從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中副」發表文章駁太希的「胡適舊詩詞」起，我陸續寫了不少介紹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現在看起來雖然太糟太濫，但是動機卻很單純，--為了我深受過你的影響，我也願意別的青年人認識一下胡適之。
當時許多人笑我，奇怪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為什麼專門寫關於胡適之的?甚至有的朋友開玩笑說：「李敖是吃胡適飯的。」
對別人的誤會我很難解釋，他們不曉得我「宣傳」胡適思想，是因為我在右派左派國粹派中有過很長一段的矛盾，他們不曉得我對胡適之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情，這種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別人亂罵你或亂捧你，因此我很費力地寫了一陣子文章，希望人們看看胡適的真面目，雖然我那一陣子的表現可能費力不討好。
等我又大了幾歲，對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跡了，我覺得我比較能夠更清楚的認識你、瞭解你，你有許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非常可愛，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象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我這種感覺只是感覺而已，我把它們多少表示在我給你的信和詩裡，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我沒有用看「太老師」的眼光來看你，我支援你，向別人為你辯誣，使我在軍隊中得到「思想遊移，態度媚外」的紀錄我想你不知道軍隊中有著很盛行的「槍斃雷震，趕走胡適」的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同時還有蔓延成「槍斃胡適」的趨勢。同時我也批評你，我不忌諱，如果我遠遠站在一旁，誠惶誠恐地「執弟子禮」，或是滿紙「道席」、「鈞鑒」，那未免太俗氣。我喜歡你，為了你是一個「人」，有尊嚴、有味兒，我受你影響和期望自己的，也無非是在權威和群眾底下努力做一個「人」，不出賣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歡麝，為了牠們在必要時會毀掉自己，為了換取不妥協。有一次我向殷海光開玩笑，我說：「殷先生，你在臺大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幾個自由主義者，一受軍訓，全都變成國民黨了，據我所知，他們有幾個還是自願的。憑這一點，你應該佩服我。」
也許我值得驕傲，為了我始終未曾放棄我的信仰，雖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點才幹而不能照我的意思來「行道」，我會毫不費勁地背起我的「自毀主義」下鄉去。
我像不相信權威那樣不相信傳統，我是一個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麼，但是他們除非很費勁，否則也很難打倒我。我像一個王八，他們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們幾口，使他們氣得血壓高一高，如果他們勃然大怒操刀而來，那我就只好縮頭不出，任他們花言巧語，我也是不妥協，我可能是一個最沒出息的Cynic，在青龍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選擇羅素的洩氣論，不過套一句蔣總統的話即「不到最後毀滅關頭絕不輕言屈服」，這一點總可得「最佳勇氣獎」。好在我對自己目前的韌性還算滿意，我從軍隊裡走回來，還是無黨無派無宗教，還可以很神氣地寫這封長信告訴你，我還堅守我們的崗位，在你大博士的領導之下，一同長期發展、一同宣傳自由主義、一同歌頌馬維君的美麗。唯一不同的是你是頭兒，我卻不過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寧下勿高」的哲學，也許我比你還痛快。收到你限時寄來的一千元，開心之至，溫源寧、朱文長他們都記述過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褲子既贖回，可說句大話，就是錢本是身外之物，你對人的體貼該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書的事來「誘」我收下這錢，其實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錢是可愛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說這是不「苟取」，老祖宗們鼓吹「一介不苟取」，何況一千元乎?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要堅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這麼好心幫我一個大忙，那麼就讓我把它做為一項借款，用它救一下急，週轉一下，緩一口氣。我決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還你，「你千萬不要推辭」，這樣辦，又不過分貪財、又不過分狷介、又沒有利息、又穿上褲子，真是再好沒有了!
如果「謝謝」兩個字能表達我的感動，我一定毫不遲疑地用它來表達;如果我不用這種字眼，請你允許我尋找另一種表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