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勵志小故事

  每天看幾個勵志的故事養成一種積累正能量的習慣吧!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閱!

  :他找到了上帝的祕密

  斯科特上校是世界上第二個到達南極的人,我想,再也沒有比他的故事更動人、更悲慘的了。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兩個同伴在南極羅斯冰川的慘死,至今還令人痛惜不已。

  1913年2月一個晴朗的下午,蕃紅花正在皇家花園裡熱烈地開放,斯科特上校的死訊傳到了英國。這個訊息震驚了整個英國。在此之際,只有納爾遜海軍大將在特拉法加海戰中陣亡的訊息,讓英國人如此震驚過。

  在斯科特上校死後22年,英國人為他建了一個永久的紀念館———極地博物館,這也是全球第一家極地博物館。這個博物館開幕的時候,全世界的極地探險家們都趕來了。在這個建築的頂端,有一幅獻給羅伯特·斯科特的題詞,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他去探尋南極的祕密,找到的卻是上帝的祕密。”

  斯科特上校去南極探險,乘坐的是“特拉諾瓦”號船。這艘船進入南極圈的冰洋後,他就屢屢遭遇厄運。巨浪怒吼著,不知疲倦地擊打著船身,將船上的貨物掃蕩一空,冰冷的海水湧進了船艙,鍋爐裡的火被澆滅了,抽水機停止了轉動,但這艘無助又無畏的船還是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了許多天。其實,斯科特的厄運才只是剛剛開始。

  他曾帶了幾匹能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奔跑的強壯小馬,但它們到了極地卻受到了極大的折磨。它們的腿踏進冰窟中折斷了,它們在大雪中徒勞地掙扎著,無奈之下他們只好用子彈結束了它們的痛苦。斯科特上校從愛斯基摩人那裡帶來的能拖雪橇的狗,也在冰川的裂縫裡跑散了。

  斯科特和他的四個同伴只好丟下馬和狗,拖著一輛約1000磅的雪橇,繼續向南極前進。一天又一天,他們拉著雪橇,在海拔9000尺的稀薄、嚴寒的空氣裡,在堅硬的冰地上掙扎著前行,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凍得喉頭梗塞。然而,誰也沒有抱怨,因為他們相信在最艱難的行程盡頭,南極的祕密正在等著他們。從創世紀以來,那裡就沒有被人打攪過。那裡沒有任何會呼吸的東西,連一隻海鷗也沒有,到處是一片死寂。

  14天后,他們終於到達了南極———但是等待著他們的只有震驚和失望。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冰天雪地裡,立著一根木杆,上邊有一塊破布在呼嘯的寒風中飄搖。是國旗!挪威的國旗!原來挪威探險家阿蒙森比他們早了一步———他們沒想到自己經過多年的精心籌劃,數月的拼死掙扎,歷經了千辛萬苦,卻被阿蒙森捷足先登了———他僅比他們早到五個星期。

  這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他們懷著失落的心情踏上了歸途。實際上,他們在返回文明世界時,才真正經歷了奧德賽式的巨大磨難。凜冽的寒風在他們身上裹上了一層冰,甚至連鬍子都凍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死神走去。

  最先遇難的是強壯的軍官埃文思,他不小心腳下一滑,頭在冰塊上撞碎了。接著是隊長奧茨,他的腳凍壞了,一步也不能再走。他知道這會連累他的同伴,因此在一個夜晚,他做了一件神聖而悲壯的事———為了保全他的同伴,他從帳篷裡爬出來,在漫天風雪裡凍死了。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動人的表演,他只是平靜地說;“我想到外邊走走,過一會兒就回來。”然而,他卻永遠沒有回來。人們始終沒有找到他的屍體,現在,人們在他失蹤的地方豎起了一個紀念碑,上邊寫著“一位無畏的紳士死在附近”。

  斯科特和剩下的兩個同伴繼續掙扎著往回走。他們已經被凍得面目全非了。鼻子、手指、腳都凍得一碰即碎。1912年2月19日,他們在離開南極後的第20天,最後一次支起了帳篷,他們的糧食只夠吃兩天了,剩下的燃料也只夠煮兩杯茶。他們以為自己肯定有救了———他們距來時埋藏糧食和其他物品的地方只有11英里了。只要拼盡最後一點力氣,他們應該可以到達那個地方。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這最後的時刻悲劇發生了。他們遭遇了猛烈的狂風,這場風暴竟然能把冰塊砍碎,地球上沒有任何生物能夠抵擋這種颶風的襲擊。斯科特和兩個同伴在帳篷中被困了11天,但狂風仍在怒吼,絲毫沒有要停的意思。這時,他們已經彈盡糧絕了。他們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一條很好走的路。他們出發時帶了不少鴉片,是為這樣的危急關頭準備的。他們只須多吃一些,就可以安然入睡,永遠不再醒來。但是,他們不想走這條路,他們決心以英國人的尚武精神和命運抗爭到底。

  斯科特在臨死前一個小時,給著名作家巴里爵士寫了一封信,講述了他們臨終前的情形。他們的食物已經全部吃光。死神馬上就要降臨到他們頭上。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斯科特卻寫道: “如果你能聽到我們在帳篷裡唱著愉快的歌兒,你心裡也許會好受一些。”

  8個月後,溫暖的陽光又重新普照著南極大地,一支搜尋隊找到了他們凍僵的屍體。隊員們就地埋葬了他們的屍體,並用兩根雪橇板做了一個十字架。在他們的墓碑上,寫著英國詩人丁尼生的長詩《尤利西斯》中的名句:

  幾顆英勇的心,

  雖然被時間和命運摧毀,

  但堅強的意志仍在前進,

  永不屈服。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

  第一次見到盧斯卡教授,還是在1993年。當時,我正在重慶攻讀碩士,由於一箇中法合作的科研專案,在那一年的秋天,盧斯卡教授——法國圖盧茲大學城市與環境工程學院的終身教授,來到中國,就有關技術問題與中方課題組進行交流、討論。

  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絕大多數是由外方提供關鍵技術,中方則組織力量消化和吸收,我們那個專案同樣採取的是這種模式。也正有鑑於此,加之盧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學術地位,全體中方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對他懷有一種很強的敬畏心理,而我這個資歷最淺的學生,更是暗自抱定了這樣的初衷:只做一個認真的聽眾,絕不開口參與問題討論。

  大家都抱著與我類似的心態,因此註定學術交流從一開始便呈現出了明顯的不均衡態勢——向盧斯卡教授提出問題,中方課題組事先要做精心的準備,被推舉的代表發言時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語有失貽笑大方;而盧斯卡教授感興趣主動提出的問題,中方課題組又無人肯出頭做全面闡述,被“點將”不得不發言的,也往往三言兩語稍作闡述,接著便以“仍需我們進一步研究”畫了句號。結果,一場學術交流很快演變成了盧斯卡教授單方面“答疑”的獨角戲。坐在會議室的一角,我發現,面對這種令人難堪的默契,盧斯卡教授幾次搖頭苦笑,臉上也露出了深深的無奈與失望。

  為打破這種頗為尷尬的氛圍,學院科研部的領導陪在一旁,立即顯出國人好客的一面。他滿臉堆出笑意,建議盧斯卡教授抽出一點時間,前往重慶的大足石刻、縉雲山等名勝古蹟瀏覽參觀。翻譯將這番美意譯作法語的過程中,盧斯卡教授卻開始聳動肩膀,並幾次將雙手攤在胸前,嘴裡也在小聲嘀咕什麼。

  會議室沉寂了好一會兒,盧斯卡教授的臉上才重又浮現出一絲笑意,客氣謝絕主人好意之後,他清清嗓子說道:“其實,通過剛才的交流,我發現各位同行對流化床工藝還是頗有研究的,而我們的討論之所以不夠深入,恕我直言,是因為大家在交流過程中選擇了太多的妥協,這不由讓我想起一句法國諺語來。”說到這裡,他略作停頓,接著緩緩提高了聲量,“在我的國家,這句諺語是: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盧斯卡教授把這句諺語說了兩遍,也特意請翻譯加以重複。待翻譯的話音第二次落下,會議室裡頓時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約而同將頭低下,有的人甚至臉上漲得通紅。

  又過去難捱的幾分鐘,我不知哪裡來的膽量,竟然初生牛犢不怕虎,第一個主動站了起來:“盧斯卡教授,我想就反應器的進水方向,談點兒自己的看法……”

  時間到了第二年夏季,由於中法雙方的精誠合作,那個專案順利通過驗收並投入到了實踐應用,而我作為課題組一員,也沾上專案的光,在一項“新型斜螺旋沉澱裝置”的國際專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這項專利,它對我畢業後的求職幫助多多,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這句短小精煉的諺語,讓我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生活中於人於事的交鋒,適當的妥協固然必要,但開誠佈公的溝通與交流,更應作為雙方最初的選擇。

  :絕不屈服命運安排

  19年裡,她靠呼吸套管呼吸了17年,她做過14次全麻手術,收到過9份病危通知,可這個聞不到花香、不能唱歌、不能劇烈運動的女孩,努力而有尊嚴地學習、生活。在今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583分的成績,卻被幾所她心儀的學校婉拒??

  一條細細的紗布繞過脖子,將拇指大小的金屬片固定在喉部,中央小孔不斷髮出氣流的嘶嘶聲——它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周采薇的呼吸“器官”。

  上初中的第一堂課,老師命令周采薇摘掉脖子上的項鍊。在全班同學的注視下,周采薇笑著用力說:“老師,這‘項鍊’真的摘不掉。”

  教室忽然陷入了寂靜。周采薇嘴邊傳出的是正常的聲音,而是未經聲帶振動的氣流聲,聽起來像是“悄悄話”。

  這條“項鍊”是周采薇的生命線。今年19歲的她,已經戴了17年。從嬰兒型號,換到成人型號。

  19年裡,她做過14次全麻手術,收到過9份病危通知,有兩次體徵消失,花費百萬元。 今年高考,這個湖北宜昌姑娘考出了583分的成績,超出當地一本錄取線12分。 她的理想是學農,像袁隆平一樣讓農民增收,夢想著能“禾下乘涼”,可在高招諮詢會現場,10多所學校都“好心提醒”她:恐怕無法完成學業。她心儀的一所農業大學表示理解,卻婉言告知她,“你的身體情況無法實地調研。”她委屈地說:“不管我怎麼用功,都是不合格的學生。”

  兩歲時,她被診斷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缺損。心型修’補手術後,她氣管受損,不斷增生的肉芽讓氣管中只留下髮絲般細小的空隙,無法呼吸。最終,她接受了氣管切開手術,成了依靠人工套管才能呼吸的人。

  她不能劇烈地奔跑,不能跳起來投籃,吃東西也要特別小心——不能嗆到,不能堵塞,西瓜、香蕉這樣普通的水果,都曾讓她差點兒走到死亡的邊緣。曾經沒有一所幼兒園讓她入托,上學要籤“生死合同”。她一度還想學跆拳道,衣服都買好穿好了,站在訓練館門口痴痴地看,可訓練館怕出事,就是不肯收她。從小到大,她總是“被選擇”的小孩。

  可【網路日記】采薇不覺得自己與同齡人有什麼不同。她上每一堂體育課,慢慢地打排球,用多別人幾倍的時間跑完800米。跑步過程中,她耳邊聽到的是自己喉部劇烈的嘶鳴聲。她和同學一樣,喜歡日本的漫畫,穿卡通的T恤,喜歡在天花板上掛著風鈴。甚至說起自己的手術,她也像在說一場平常的感冒,她笑著攤開雙手聳聳肩,“麻藥——閉眼——睜眼——完事兒!”

  她很少哭。母親說,一次開胸手術後,采薇的胸前插著好幾種血跡斑斑的導管,她讓人拿來鏡子,端詳了很久,然後默默閉上了眼睛。母親看見她嘴脣在顫抖,卻強忍著沒掉一滴眼淚。

  要是被欺負了,她絕不示弱。小學時,同班男生在她的窗臺下,大喊:“啞巴!啞巴!”她端著水槍衝下樓,對著那男生一通“狂掃”。

  她也不需要別人同情自己,相反,她同情別人。看到街邊的乞丐,她便央求父親給別人10元錢。那時,采薇家為給她看病,已經負債累累。父親睡醫院地下室的草蓆,蓋租來的軍大衣——一天的生活費才3元。

  她最反感被當做異類。呼吸套管一天要清理 兩三次分泌物,如果正好需要在學校處理,她會謊稱“上廁所”,關上門,“最多兩分鐘搞定”,再若無其事地走出來。在她看來,當眾清理套管過程“太沒有尊嚴了”!她想活得體面而有意義。

  據醫生說,套管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會讓人很不舒服,但周采薇矢口否認。比起沒有氣息、失去嗅覺的鼻子,她早已習慣了冷冰冰的套管成為身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