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勵志小故事
每天看幾個勵志的故事養成一種積累正能量的習慣吧！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閱!
：他找到了上帝的祕密
斯科特上校是世界上第二個到達南極的人，我想，再也沒有比他的故事更動人、更悲慘的了。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兩個同伴在南極羅斯冰川的慘死，至今還令人痛惜不已。
1913年2月一個晴朗的下午，蕃紅花正在皇家花園裡熱烈地開放，斯科特上校的死訊傳到了英國。這個訊息震驚了整個英國。在此之際，只有納爾遜海軍大將在特拉法加海戰中陣亡的訊息，讓英國人如此震驚過。
在斯科特上校死後22年，英國人為他建了一個永久的紀念館———極地博物館，這也是全球第一家極地博物館。這個博物館開幕的時候，全世界的極地探險家們都趕來了。在這個建築的頂端，有一幅獻給羅伯特·斯科特的題詞，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他去探尋南極的祕密，找到的卻是上帝的祕密。”
斯科特上校去南極探險，乘坐的是“特拉諾瓦”號船。這艘船進入南極圈的冰洋後，他就屢屢遭遇厄運。巨浪怒吼著，不知疲倦地擊打著船身，將船上的貨物掃蕩一空，冰冷的海水湧進了船艙，鍋爐裡的火被澆滅了，抽水機停止了轉動，但這艘無助又無畏的船還是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了許多天。其實，斯科特的厄運才只是剛剛開始。
他曾帶了幾匹能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奔跑的強壯小馬，但它們到了極地卻受到了極大的折磨。它們的腿踏進冰窟中折斷了，它們在大雪中徒勞地掙扎著，無奈之下他們只好用子彈結束了它們的痛苦。斯科特上校從愛斯基摩人那裡帶來的能拖雪橇的狗，也在冰川的裂縫裡跑散了。
斯科特和他的四個同伴只好丟下馬和狗，拖著一輛約1000磅的雪橇，繼續向南極前進。一天又一天，他們拉著雪橇，在海拔9000尺的稀薄、嚴寒的空氣裡，在堅硬的冰地上掙扎著前行，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凍得喉頭梗塞。然而，誰也沒有抱怨，因為他們相信在最艱難的行程盡頭，南極的祕密正在等著他們。從創世紀以來，那裡就沒有被人打攪過。那裡沒有任何會呼吸的東西，連一隻海鷗也沒有，到處是一片死寂。
14天后，他們終於到達了南極———但是等待著他們的只有震驚和失望。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冰天雪地裡，立著一根木杆，上邊有一塊破布在呼嘯的寒風中飄搖。是國旗!挪威的國旗!原來挪威探險家阿蒙森比他們早了一步———他們沒想到自己經過多年的精心籌劃，數月的拼死掙扎，歷經了千辛萬苦，卻被阿蒙森捷足先登了———他僅比他們早到五個星期。
這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他們懷著失落的心情踏上了歸途。實際上，他們在返回文明世界時，才真正經歷了奧德賽式的巨大磨難。凜冽的寒風在他們身上裹上了一層冰，甚至連鬍子都凍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死神走去。
最先遇難的是強壯的軍官埃文思，他不小心腳下一滑，頭在冰塊上撞碎了。接著是隊長奧茨，他的腳凍壞了，一步也不能再走。他知道這會連累他的同伴，因此在一個夜晚，他做了一件神聖而悲壯的事———為了保全他的同伴，他從帳篷裡爬出來，在漫天風雪裡凍死了。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動人的表演，他只是平靜地說;“我想到外邊走走，過一會兒就回來。”然而，他卻永遠沒有回來。人們始終沒有找到他的屍體，現在，人們在他失蹤的地方豎起了一個紀念碑，上邊寫著“一位無畏的紳士死在附近”。
斯科特和剩下的兩個同伴繼續掙扎著往回走。他們已經被凍得面目全非了。鼻子、手指、腳都凍得一碰即碎。1912年2月19日，他們在離開南極後的第20天，最後一次支起了帳篷，他們的糧食只夠吃兩天了，剩下的燃料也只夠煮兩杯茶。他們以為自己肯定有救了———他們距來時埋藏糧食和其他物品的地方只有11英里了。只要拼盡最後一點力氣，他們應該可以到達那個地方。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這最後的時刻悲劇發生了。他們遭遇了猛烈的狂風，這場風暴竟然能把冰塊砍碎，地球上沒有任何生物能夠抵擋這種颶風的襲擊。斯科特和兩個同伴在帳篷中被困了11天，但狂風仍在怒吼，絲毫沒有要停的意思。這時，他們已經彈盡糧絕了。他們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一條很好走的路。他們出發時帶了不少鴉片，是為這樣的危急關頭準備的。他們只須多吃一些，就可以安然入睡，永遠不再醒來。但是，他們不想走這條路，他們決心以英國人的尚武精神和命運抗爭到底。
斯科特在臨死前一個小時，給著名作家巴里爵士寫了一封信，講述了他們臨終前的情形。他們的食物已經全部吃光。死神馬上就要降臨到他們頭上。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斯科特卻寫道： “如果你能聽到我們在帳篷裡唱著愉快的歌兒，你心裡也許會好受一些。”
8個月後，溫暖的陽光又重新普照著南極大地，一支搜尋隊找到了他們凍僵的屍體。隊員們就地埋葬了他們的屍體，並用兩根雪橇板做了一個十字架。在他們的墓碑上，寫著英國詩人丁尼生的長詩《尤利西斯》中的名句：
幾顆英勇的心，
雖然被時間和命運摧毀，
但堅強的意志仍在前進，
永不屈服。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
第一次見到盧斯卡教授，還是在1993年。當時，我正在重慶攻讀碩士，由於一箇中法合作的科研專案，在那一年的秋天，盧斯卡教授——法國圖盧茲大學城市與環境工程學院的終身教授，來到中國，就有關技術問題與中方課題組進行交流、討論。
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絕大多數是由外方提供關鍵技術，中方則組織力量消化和吸收，我們那個專案同樣採取的是這種模式。也正有鑑於此，加之盧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學術地位，全體中方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對他懷有一種很強的敬畏心理，而我這個資歷最淺的學生，更是暗自抱定了這樣的初衷：只做一個認真的聽眾，絕不開口參與問題討論。
大家都抱著與我類似的心態，因此註定學術交流從一開始便呈現出了明顯的不均衡態勢——向盧斯卡教授提出問題，中方課題組事先要做精心的準備，被推舉的代表發言時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語有失貽笑大方;而盧斯卡教授感興趣主動提出的問題，中方課題組又無人肯出頭做全面闡述，被“點將”不得不發言的，也往往三言兩語稍作闡述，接著便以“仍需我們進一步研究”畫了句號。結果，一場學術交流很快演變成了盧斯卡教授單方面“答疑”的獨角戲。坐在會議室的一角，我發現，面對這種令人難堪的默契，盧斯卡教授幾次搖頭苦笑，臉上也露出了深深的無奈與失望。
為打破這種頗為尷尬的氛圍，學院科研部的領導陪在一旁，立即顯出國人好客的一面。他滿臉堆出笑意，建議盧斯卡教授抽出一點時間，前往重慶的大足石刻、縉雲山等名勝古蹟瀏覽參觀。翻譯將這番美意譯作法語的過程中，盧斯卡教授卻開始聳動肩膀，並幾次將雙手攤在胸前，嘴裡也在小聲嘀咕什麼。
會議室沉寂了好一會兒，盧斯卡教授的臉上才重又浮現出一絲笑意，客氣謝絕主人好意之後，他清清嗓子說道：“其實，通過剛才的交流，我發現各位同行對流化床工藝還是頗有研究的，而我們的討論之所以不夠深入，恕我直言，是因為大家在交流過程中選擇了太多的妥協，這不由讓我想起一句法國諺語來。”說到這裡，他略作停頓，接著緩緩提高了聲量，“在我的國家，這句諺語是：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盧斯卡教授把這句諺語說了兩遍，也特意請翻譯加以重複。待翻譯的話音第二次落下，會議室裡頓時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約而同將頭低下，有的人甚至臉上漲得通紅。
又過去難捱的幾分鐘，我不知哪裡來的膽量，竟然初生牛犢不怕虎，第一個主動站了起來：“盧斯卡教授，我想就反應器的進水方向，談點兒自己的看法……”
時間到了第二年夏季，由於中法雙方的精誠合作，那個專案順利通過驗收並投入到了實踐應用，而我作為課題組一員，也沾上專案的光，在一項“新型斜螺旋沉澱裝置”的國際專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這項專利，它對我畢業後的求職幫助多多，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妥協是把好傘，但卻是個可憐的屋簷。”這句短小精煉的諺語，讓我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生活中於人於事的交鋒，適當的妥協固然必要，但開誠佈公的溝通與交流，更應作為雙方最初的選擇。
：絕不屈服命運安排
19年裡，她靠呼吸套管呼吸了17年，她做過14次全麻手術，收到過9份病危通知，可這個聞不到花香、不能唱歌、不能劇烈運動的女孩，努力而有尊嚴地學習、生活。在今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583分的成績，卻被幾所她心儀的學校婉拒??
一條細細的紗布繞過脖子，將拇指大小的金屬片固定在喉部，中央小孔不斷髮出氣流的嘶嘶聲——它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周采薇的呼吸“器官”。
上初中的第一堂課，老師命令周采薇摘掉脖子上的項鍊。在全班同學的注視下，周采薇笑著用力說：“老師，這‘項鍊’真的摘不掉。”
教室忽然陷入了寂靜。周采薇嘴邊傳出的是正常的聲音，而是未經聲帶振動的氣流聲，聽起來像是“悄悄話”。
這條“項鍊”是周采薇的生命線。今年19歲的她，已經戴了17年。從嬰兒型號，換到成人型號。
19年裡，她做過14次全麻手術，收到過9份病危通知，有兩次體徵消失，花費百萬元。 今年高考，這個湖北宜昌姑娘考出了583分的成績，超出當地一本錄取線12分。 她的理想是學農，像袁隆平一樣讓農民增收，夢想著能“禾下乘涼”，可在高招諮詢會現場，10多所學校都“好心提醒”她：恐怕無法完成學業。她心儀的一所農業大學表示理解，卻婉言告知她，“你的身體情況無法實地調研。”她委屈地說：“不管我怎麼用功，都是不合格的學生。”
兩歲時，她被診斷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缺損。心型修’補手術後，她氣管受損，不斷增生的肉芽讓氣管中只留下髮絲般細小的空隙，無法呼吸。最終，她接受了氣管切開手術，成了依靠人工套管才能呼吸的人。
她不能劇烈地奔跑，不能跳起來投籃，吃東西也要特別小心——不能嗆到，不能堵塞，西瓜、香蕉這樣普通的水果，都曾讓她差點兒走到死亡的邊緣。曾經沒有一所幼兒園讓她入托，上學要籤“生死合同”。她一度還想學跆拳道，衣服都買好穿好了，站在訓練館門口痴痴地看，可訓練館怕出事，就是不肯收她。從小到大，她總是“被選擇”的小孩。
可【網路日記】采薇不覺得自己與同齡人有什麼不同。她上每一堂體育課，慢慢地打排球，用多別人幾倍的時間跑完800米。跑步過程中，她耳邊聽到的是自己喉部劇烈的嘶鳴聲。她和同學一樣，喜歡日本的漫畫，穿卡通的T恤，喜歡在天花板上掛著風鈴。甚至說起自己的手術，她也像在說一場平常的感冒，她笑著攤開雙手聳聳肩，“麻藥——閉眼——睜眼——完事兒!”
她很少哭。母親說，一次開胸手術後，采薇的胸前插著好幾種血跡斑斑的導管，她讓人拿來鏡子，端詳了很久，然後默默閉上了眼睛。母親看見她嘴脣在顫抖，卻強忍著沒掉一滴眼淚。
要是被欺負了，她絕不示弱。小學時，同班男生在她的窗臺下，大喊：“啞巴!啞巴!”她端著水槍衝下樓，對著那男生一通“狂掃”。
她也不需要別人同情自己，相反，她同情別人。看到街邊的乞丐，她便央求父親給別人10元錢。那時，采薇家為給她看病，已經負債累累。父親睡醫院地下室的草蓆，蓋租來的軍大衣——一天的生活費才3元。
她最反感被當做異類。呼吸套管一天要清理 兩三次分泌物，如果正好需要在學校處理，她會謊稱“上廁所”，關上門，“最多兩分鐘搞定”，再若無其事地走出來。在她看來，當眾清理套管過程“太沒有尊嚴了”!她想活得體面而有意義。
據醫生說，套管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會讓人很不舒服，但周采薇矢口否認。比起沒有氣息、失去嗅覺的鼻子，她早已習慣了冷冰冰的套管成為身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