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業勵志故事
其實在大家的心中,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那就是金融界來錢比較快,意思是說在金融界能容易混出頭。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在金融界,你成功了可能會很風光,但是同樣的,在金融界,你要想成功是很難的。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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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綿陽。當時，他的父親正從陝西前往四川彭山縣去做縣知事，一家人乘著一輛馬車，沿著驛道賓士。就在經過綿陽小鎮的那一天，這個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個兒子。
父親自然很高興。但是他絕沒想到，就是這個孩子，日後會成為重慶舉足輕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沒出過什麼大官。康心如的父親最大隻做到縣令。這樣的官階，下可以直接接觸民間疾苦，上可以瞭解官場的腐敗和沒落，所以，他一直傾向於變法維新，認為不改變現狀，中國就沒有出路。對於自己的子女後代，他也主張接受西方科學、民主的教育，從這裡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他的長子康心孚，就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專科，並且成了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的積極追隨者，後來又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家裡有了個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歲時，就開始閱讀新書新報。1906年，康心如考進成都的客籍中學堂。哥哥康心孚在書信中不斷向他灌輸革命思想，年輕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鄉開設了一家小小的“粹記書莊”，大量推銷傳播哥哥從國外寄來的進步書刊。不久，康心如又來到當時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紹下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樣東渡日本，考進了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專科。除了學習，他還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經濟，特別是對明治維新後發展起來的大壟斷資本集團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這種大規模實業的出現，是民族復興的開端，也是謀求民富國強的出路。
不幸的是，幾個月後，他的父親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趕回家鄉奔喪。他本打算辦完喪事後仍回日本學習，可是就在這時，辛亥革命爆發了。康心如毅然放棄了繼續出國深造的機會，一頭扎進了革命的洪流中，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們一起，在成都先後創辦了《公論日報》、《國民公報》等進步報刊，宣傳國民革命和三民主義。1913年，康心如以《公論日報》京滬特派記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將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訊息及時傳送到四川。當時，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學教書，在哥哥的支援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創辦了《雅言》雜誌，以學術刊物的面貌出現，不斷髮表抨擊袁世凱復闢倒退的重頭文章。同時，他還兼任了四川浚川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的職務，實際上成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練。康心如發現自己對新聞和金融具有同樣的興趣，也自信在這兩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凱倒臺後，康心如來到北京，與好友張季鸞一起創辦了《中華新報》。由於宣傳革命，抨擊北洋軍閥政權，報紙被封禁，康心如和張季鸞竟被北洋軍閥逮捕，關了將近一年。
在監獄中，康心如仔細回顧了十幾年來的經歷，認識到憑自己過去那樣的奮鬥，還不足以改變中國的命運。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辦呢，他在迷茫中一時找不到出路。這時，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壓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掙扎，家裡的經濟狀況還是越來越差，最後不得不靠上當鋪當衣物過日子。康心如不得不開始尋找謀生的手段。
康心如並不缺少賺錢發財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機會。嚴格地說，過去他一心投身社會革命，根本沒有注意過這種機會。現在，他不能不關注這種機會了。
機會很快就來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鄉、重慶大鹽商鄧芝如來到北京，並且住進了康心如的家中。鄧芝如的父親和康心如的父親是結拜兄弟，兩家的交往很深。鄧芝如雖然是個土老財，但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也想在北京尋找一個同外國人合資辦銀行的機會。康心如這時也接受了“實業救國”的思想，所以熱心地為鄧芝如幫忙。當然，他也希望能在未來的銀行中，為自己謀取一個小職位，解決全家人的生活困難。
康心如原來有過銀行工作的經驗，對從事金融業也有興趣。在尋找外資合作的過程中，他對中國的金融業也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料定金融業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有大發展，而中外合資的銀行就更加有利可圖。在康心如的積極努力之下，鄧芝如與上海美豐銀行的代表談妥了在重慶設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豐銀行總經理、美國人雷文來到北京，與鄧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簽訂了合資合同。在談判中，康心如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教養。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鄧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獲得了雷文的賞識。雙方一致認為，四川美豐銀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這樣一員干將。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請康心如擔任這家新建銀行的協理。但是康心如卻婉言謝絕了。
因為，按照規定，銀行的上層領導人，必須由銀行的股東擔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貧困，連飯都吃不好，哪裡有錢來投資入股當股東呢?
雷文捨不得放棄康心如。他仔細權衡著未來銀行的領導人選問題。總經理自然是由他來擔任，可他的事務太多，主要精力肯定無法放在這裡;經理由他經營上的夥伴赫爾德擔任，也可定下來;而預定的兩位協理鄧芝如和康心如，鄧芝如雖然富甲一方，但只是箇舊式商人，未必合適，要想搞好中美雙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來只有一個康心如。
鄧藝如同樣也在盤算。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洋務”的能力，同時，他已經看到康心如與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說，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會有這個銀行，也就不會有他鄧芝如的協理位置;同樣，今後如果沒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難保住這個職位。他比雷文更離不開康心如。
實際上，美豐銀行四川分行還沒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經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後，鄧藝如毅然決定，借給康心如1.2萬銀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東的資格，名正言順地擔任協理的職務。
康心如非常感動。因為，這樣一大筆借款，不但使他從此可以養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進入金融界。他今後的一切發展，都將在這個基礎上開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豐銀行在重慶熱熱鬧鬧地開業了。
康心如是一個精明的人，還在銀行籌建之初，他就已將自己的四弟康心遠及朋友林少谷、賀友梅派到上海美豐銀行見習業務。後來，也是他親自從北京到上海，為新銀行招聘人才，並將他們帶到重慶。他既然當上了協理，就絕不能僅僅為了撈點小錢過日子，而應當將它作為通向未來巨集偉抱負的階梯，就此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
不料，四川美豐銀行出師不利，由於缺乏經驗，業務上沒有開啟局面，第一年甚至虧損了幾千元。更嚴重的是，中美雙方的職員從一開始就爭鬥不休。美方經理赫爾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國同事，而鄧芝如和舊式錢莊出身、不通新式銀行業務的業務主任陳達灣的業務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給了赫爾德驕橫跋扈的藉口。儘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間調解，雙方的矛盾還是越來越尖銳。脾氣火爆的鄧芝如幾乎每天都要在辦公室裡拍桌子，打板凳，大罵美國佬，說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視和侮辱，並且要康心如也站出來與洋人作鬥爭。他認為是他借給康心如1.2萬元股本，康心如才當上這個協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當然地應該同他站在一起打擊美國佬。
康心如卻讓鄧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終堅持在中間充當調解人，有時甚至站在美國人一邊反對鄧芝如。他從來不像鄧芝如那樣意氣用事，而是冷靜地從銀行的生存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比如鄧芝如為了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推薦了一大批舊商人、舊官吏要進銀行當職員，這些人連會計業務都弄不通，所以赫爾德堅決反對錄用他們。康心如在這一點上就支援赫爾德。結果，鄧芝如認定康心如忘恩負義，連康心如也成了他攻擊的物件。
面對銀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堅持請總經理雷文前來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來到重慶。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訪，冷靜地向他分析銀行虧損的原因：開業時的慶祝活動浪費太大;美方人員的薪金和開支過高，造成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美方經理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生搬硬套美國的經營方式，影響了業務的正常開展……為了擺脫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採取中西結合的經營方式，以適應中國的國情和商界的習慣;二是實行裁員減薪，以緩解銀行內部的矛盾。
雷文認真地聽取了康心如的意見。他立刻意識到，這兩條建議，尤其是裁員減薪一條，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員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摩擦爭鬥自然也就會少;降低美方人員的薪金，不但可以減少開支，更重要的是可以減少中方人員的不滿，緩解雙方的矛盾。在領導層調整方面，雷文毅然採納了康心如的建議，決定在兩個中方協理中裁去一個。結果當然是裁去不通業務的鄧芝如。為了安撫鄧芝如，雷文任命鄧芝如擔任顧問。鄧芝如當然明白這實際上奪去了他的實權，他無法對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處大罵康心如是“奸詐小人”。同時，雷文又決定，鄧芝如的心腹陳達璋可以繼續擔任營業主任，但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康心如的指揮。
接著，雷文又調整了美方經理，他物色了一個叫鄂更斯的美國人前來重慶，並且一再叮囑他上任後要“一切聽從康協理的安排”。這實際上就是把四川美豐銀行的大權，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鄧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銀行大權，於是便不顧一切地在銀行內外發動了一場“倒康”運動。他大量印發各種傳單，對康心如進行誹謗和攻擊，並且把銀行內部人事變動的內幕，也都宣揚出來，使不少人對康心如產生誤解，以為他“崇洋媚外”，又不講朋友交情。當然也有人看出鄧芝如太無能，認為他搞洋務根本就是一個誤會，當然要吃苦頭。
不管外面怎樣議論紛紛，康心如卻始終保持著過人的冷靜，不僅不向鄧芝如反擊，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釋。時間一長，人們聽厭了鄧芝如的謾罵，反而覺得康心如待人寬容，並不是鄧芝如所說的那種見利忘義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銀行大權的事實，決不會因為鄧芝如的攻擊有所改變，所以人們愈來愈對鄧芝如冷淡。鄧芝如也逐漸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他使出了最後的一招殺手銅：他宣佈退出四川美豐銀行，不但要銀行退還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還借他的1.2萬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這麼多錢來還他。
鄧芝如的所作所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認識到，對鄧芝如這樣的人，是不能遷就的，美豐銀行要發展，就一定要搬掉這塊絆腳石。但是，從哪裡弄錢來還債呢?他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將成都老家祖上遺留的產業賣掉。照中國人的舊觀念，這樣做是要被人罵作“敗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賣掉祖產，還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來的權力，也才能發展自己的事業。他認為這樣做是值得的。於是，他很快地辦好了變賣田產的手續，錢一到就還清了欠鄧芝如的債。
鄧芝如拿到錢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徹底失敗了。他自己把自己永遠趕出了美豐銀行。
新上任的經理鄂更斯，對康心如十分信任，言聽計從，兩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資銀行的種種有利條件，按照中國的國情，努力擴充套件銀行業務，很快扭轉了銀行的虧損局面，當年就獲得純利潤1.1萬元。1924年，銀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潤也達到7萬元，股東們開始分到股息和紅利，也真正認識到康心如的經營本領。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憑著過人的能力，在重慶金融界贏得了最初的聲望。康心如沒有滿足。一旦腳跟站穩，他所想到的便是事業的更大發展。而當時合資銀行的一個最大優勢，就是有權力自己發行鈔票兌換券，也就是說，銀行自己印發的兌換券，可以當鈔票在市場上流通，而使用者憑銀行印發的兌換券，隨時可以到銀行兌換成銀元或鈔票。儘管如此，康心如也沒有貿然行事，他首先著手調查社會和市場行情以及商業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銀行發行鈔票兌換券的成敗得失，分析自己的優勢和弱點，預測未來的市場效應。在對每一步都有了確切的把握之後，他才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使銀行發行美豐兌換券的工作萬無一失。
美豐兌換券發行後，康心如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傳措施，大做廣告。他甚至編造了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說有一次重慶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勢鋪天蓋地，結果把洋行所有的財產都燒完了，連保險箱裡的幾千元美豐銀行兌換券也烤成灰，幸好殘餘的部分，還能勉強認得出兌換券號碼，美豐銀行還是將這些美豐兌換券兌現了!“美豐兌換券燒成灰也能兌現!”這種說法一下在重慶以至四川傳開了。人們都相信美豐兌換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豐兌換券的發行量越來越大，最高曾經達到150萬元!
就在美豐銀行蓬勃發展的時候，又一個意外情況發生了。與康心如親密合作的美方經理鄂更斯，因故辭職離開了美豐銀行。繼任的美方經理經壽巖，雖然出生在北京，要算個“中國通”了，可是他卻是個花花公子，除了在養狗方面是專家外，其它一無所長，對專業化極強的金融業和銀行業務，就更是一竅不通，而且又不想學習，整天只顧與他心愛的狗兒作伴廝混。
康心如很快就對他感到失望。他對外國倫養狗始終抱著蔑視態度，認為養狗是養不出教養、養不出出息、更養不出百萬富翁的!
可是，那個鄧芝如的心腹陳達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經理的味道，認為這正是打擊康心如，為鄧芝如報仇、讓自己出人頭地的好機會!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投其所好，對經壽巖百般獻媚，為了他的養狗需要到處奔波。結果，經壽巖和陳達璋的關係越來越親密，與康心如的關係自然也就越來越疏遠了。
陳達璋抓住這個機會，拉攏銀行中的一些人，組成了一個排擠康心如的小集團。經壽巖也就撇開康心如，把銀行中的大小事務，全都交給陳達璋去辦理。儘管美豐銀行的業務狀況這時一天比一天差，他們卻好像沒有看見一樣。
康心如十分氣憤，對他苦心經營的美豐銀行眼看就要毀在這幾個無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採取了冷眼旁觀、等待變化的態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親為藉口，向經壽巖請假3個月。經壽巖很高興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親友，可連一天都沒有忘記金融事業，沒有忘記過美豐銀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滿足於協理這個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應該在發展美豐銀行的同時，發展個人的財力，並買下美豐銀行更多的股權，從而徹底擺脫被人控制的狀況，成為美豐銀行真正的主人!
此時，四川美豐銀行已經面臨危機。經壽巖倒不乏聰明，一看情況不妙，便向總經理雷文提出辭職的要求。康心如人雖不在重慶，但有親信立刻把這個重要資訊報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雷文，一方面揭露經壽巖、陳達璋的胡作非為，以及銀行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則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機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無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邊，全盤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經壽巖帶著他的洋狗灰溜溜地離開了重慶，而他帶不走的陳達璋，也被免去了營業主任的職務。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選了一個叫海翼德的人來擔任美方經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豐銀行的大權，而銀行內部已經沒有人敢同他唱對臺戲了。他不久就使銀行的業務情況恢復到興盛時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了。革命的目標，是推翻軍閥統治、驅逐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聲也越來越高。8月29日，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在四川雲陽長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國木船，數十名中國乘客落水身亡。當地的中國軍隊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國太古公司在萬縣的輪船。9月5日，窮凶極惡的英帝國主義竟派出軍艦，重炮轟擊萬縣，造成死傷近千人;燒燬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稱“萬縣慘案”。
慘案發生後，四川各界人士紛紛集會抗議、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工人罷工聲援。反帝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各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將在中國的僑民撤回國去。1927年2月，四川境內的外國僑民也陸續撤回。美豐銀行的美方職員自然也要撤離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轉達雷文的意見，要求在美方人員撤離前，將銀行的所有現金、帳冊、檔案等全部封存進庫房，然後把鑰匙交美方人員帶走，等他們以後有機會回來時再收拾殘局。
康心如認為美方這種要求是蠻橫無理的。因為，美豐銀行是中外合資的，怎麼能在美國一方撤離時，就完全封閉呢?這就是對中國人的不尊重!而且，這樣做必然要給中國股東和儲戶造成損失。康心如明確表示，雷文的要求是無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靜地思考對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豐銀行的辦法，就是拿出鉅額現金把美方的股權全部收買下來。他看透了，美國佬對於他們是否還有機會回到中國是毫無把握的，他們一定會接受這樣的辦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沒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議辦。
下面的問題，就是要在美國人離開重慶的最後期限之前籌集現金了。因為時間只剩下短短的幾天，這確實是個大難題。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當時重慶勢力最大的軍閥劉湘了。他當即找到美豐銀行的股東周見三，請他利用和劉湘的同學關係，去請劉湘出面幫助籌集這一筆鉅款。周見三連夜趕去，向劉湘陳述保住美豐銀行對於穩定四川金融局勢、穩定社會民心的作用，取得劉湘的支援。結果，由當地原商會會長曾禹欽出面，邀集劉湘的部下和當地大商人，組成一個“美豐新財團”，火速湊齊了這筆鉅款，在美國人撤出重慶之前，辦好股權轉讓手續。
海翼德離開重慶的最後期限是3月30日，而由於籌集現金的困難，股權轉讓手續也直到這一天才得以辦理。事關鉅額現金，手續是縝密而又繁雜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關閉城門的時間，如果城門一關，海翼德就無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劉湘聯絡。劉湘破例下令當晚推遲關閉城門，保證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燈火通明的美豐銀行裡，中美雙方代表在一份份檔案上簽名蓋章，一直到黎明時分，才將全部手續辦完。
美豐銀行四川分行的歷史結束了。從此它成為一家純粹屬於中國人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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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創使人陳東昇先生，有回去日本旅行，乘遊船遊覽城市風光。當他站在甲板上眺望城市的高樓大廈時，突然，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眾多高樓的頂端安裝著許多廣告牌和巨大橫幅，上面用日文寫著碩大的“火”字，他感到非常奇怪，就問導遊小姐：“這樓頂上寫著那麼多‘火’字究竟是何意?”導遊小姐笑著說：“先生，你可能誤會了，在這裡，‘火’字代表著保險的意思。”陳東昇這才恍然大悟，為自己的孤陋寡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原來，日文中包含著許多漢字，但念法與火字的意思完全不同。
“保險!為何在經濟發達的日本如此受關注?”帶著這個疑問，陳東昇拜訪了一些日本保險業人士，做了一番調查，對保險行業有了一些認識。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企業、個人對保險的需求越來越大，保險業的春天即將到來，而在中國，從事保險的也僅有幾家保險公司，老百姓對保險頭腦中還沒有什麼概念。可以說，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恰好是進入保險行業的最佳時機。
回國不久，一個名叫“泰康人壽”的保險公司成立了，它的創使人就是陳東昇，隨後，“泰康人壽”在保險業的名聲越來越大，成為知名的保險品牌。偶然的一次出國旅行，卻讓他發現了商機。陳東昇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他一味駐足於拍賣行業那片天空下，不去行走江湖，怎能發現這樣的商機?
溫州商人出國都有目的性的，是抱著向強者學習，向對手學習的態度走出去。比如，製鞋的商人，他出國關注的不是風景，而是所到城市那裡人們腳和腳上穿的鞋子。他將所見到的各種款式的鞋子記錄在相機裡。回國後，高層在一起，對著這些照片，共同研究，設計出符合國外人體型與文化喜好的鞋子。用不了多久，來自“中國溫州”各種款式鞋子就將登陸到這裡，並慢慢蠶食市場。以此類推，溫州人的皮鞋、眼鏡、閥門、打火機、服裝、變壓器、制筆、印刷品、鎖具等等都名揚國內外，中國鞋王、筆王、鎖王……比比皆是。“只有鳥飛不到的地方，沒有溫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溫州人的成功除了依靠自己能吃苦，不服輸的意志外，還靠這種智行天下、敢為人先的精神。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所以，行走江湖，是大有可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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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致中,荷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回憶起50多年來的人生歷程時,思緒翻飛,恍然是在向我們描述一部情節跌宕的影片:
如果時光再倒回去36年,1972年,18歲的他,此刻正投入到上海崇明農場熱火朝天的“雙搶”中,割稻、插秧、施肥……如果時光再倒回去30年,1978年,24歲的他,此時剛剛洗腳上田,參加完那場後來改變他命運的高考,他正焦急地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如果時光再倒回去28年,1980年,26歲的他,已漂洋過海,正攻讀他的紐約大學雙學士……如果時光再倒回去20年,1988年,已經獲得電力工程碩士學位的他,再赴哈佛攻讀MBA,成為首批中國學生……如果時光再倒回去16年,1992年,他說服仰融,促成華晨汽車在紐約上市,成為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第一單的“推手”,成功上市後獲接見……再回到1年前,2006年5月10日,荷蘭銀行宣佈,委任邱致中為荷蘭銀行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區主席。
2007年7月3日,荷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開業典禮上,邱致中以荷蘭銀行中國董事長身份出現,意氣風發。他是外資銀行在中國實現本地法人化後,首位擔任外資銀行董事長的內地人士。
回憶往事,邱致中感慨萬千。他說:“如果你知道投資銀行家也做過農民,你會更加懂得什麼是生活。”
憶往昔崇明農場務農6年是人生的一筆財富
和很多銀行家一樣,邱致中也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金融領域從業經驗。擁有美國紐約大學的電腦科學和電子工程學士學位、俄亥俄州立大學電子工程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商業院MBA學位,具有18年金融業務資深經歷。
但是,鮮有人知道,在讀大學之前,他曾在崇明農場務農六年。“那時,我下田、種地都幹過的。改革開放後,才重新考取大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政策,我可能永遠都呆在鄉下了。”邱致中說。
由於歷史的原因,邱致中把最好的青春年華留在了崇明農場,但他卻並沒有放棄希望。在那裡,他自學了初高中六年的課程,這也為他最終考取大學奠定了基礎。
談及過往經歷,邱致中認為這是一筆財富,這也形成了他後來的思維和處事哲學。“我很希望我的小孩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讓他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不同於理想的地方,讓他們知道世界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這樣才能更好地感受生活中美好的東西。”邱致中感慨萬千。
“現在大家都認為,投資銀行家很受人尊敬的、外表很光鮮,但是,當你知道一個投資銀行家也做過農民的時候,你才能更加體會到什麼是生活。”
想當年揭祕“中國第一單”兩三天也講不完
做企業上市、融資等傳統意義上的投行業務,邱致中始於1992年。
他成功地搶到仰融實際掌控的華晨汽車融資上市的單子,這也開創了中國國有企業概念股赴美上市的先河。1992年,仰融掌控的華晨汽車計劃赴美上市。邱致中所在的投行聽說了這件事情,就派香港團隊中唯一的一名中國人,也就是邱致中,負責聯絡此事。當年,中國證監會還沒有成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沒有一家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邱致中覺得這是極具挑戰性的事情,就去登門造訪仰融。
開門見山,仰融直截了當地告訴邱致中:“我已經口頭承諾另外一家投行,讓他們來做這個IPO專案了。”邱致中依然不願放棄,極力邀請仰融到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辦公室去參觀。由於雙方都講上海話,在鄉音、鄉情的輔助下,仰融最終答應到瑞信辦公室去看看。
有意思的是,邱致中將仰融邀請至瑞信衍生產品部門的交易樓層。“按道理講,接待他的應該是投行業務部門的人。但是,投行業務部門家家都一樣、一個個的小格子間,沒有什麼好看的。”邱致中說。瑞信的交易樓層有幾百臺電腦,無數個熒光屏在閃爍,上面顯示的是無數個市場的曲線、數字。“我剛剛加入瑞信的時候,第一次進入這個樓層,我面對這些時立刻就被震撼了。我想,仰融也一定會被震撼。”邱致中回憶往事,有著些許得意。
仰融來到我們的交易樓層後,說:“你們這裡一定比另外一家投行好,它們沒有這些東西。”“其實,它們也有的,只是在另外一個樓層而已。他去那家投行的投行業務部門,而去我們的交易樓層而已。”邱致中暗自得意。果然,兩三天後,瑞信就拿到了這筆美國上市的單子。
面對這開天闢地的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第一單,瑞信遇到很多問題。比如,1992年中國證監會還沒有成立,到底需要哪個部門批准,華晨究竟是國有還是私企。“這裡面有很多故事,寫出來的書都有這麼厚。”邱致中伸出右手比劃著,“大約有三寸厚。這裡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們兩三天可以講完的[”
談選擇投行業務最適合我的性格
從管理諮詢、投資銀行,到現在的綜合性銀行,邱致中的職業道路看似豐富多彩,但在他內心深處、卻保有一些“堅持不懈”的東西。“我並不總是在尋尋覓覓,如果去了一個喜歡的地方,我會從一而終的。”邱致中說。
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邱致中第一份工作選擇了著名管理諮詢公司BoozAllen&Hamilton。“但是我覺得提供諮詢服務的工作不適合我的性格,於是,我去了投資銀行,中間有各種各樣的機會,我都沒有選擇跳槽。”
邱致中認為,他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因此,極具挑戰性的投資銀行工作,才是最符合他追求的地方。“這適合非常有進取心的人來發展自我,鍥而不捨、迎難而上。”
電腦科學、電子工程,邱致中擁有純粹的工科背景,最終卻選擇了金融行業。在“轉行”的過程中,邱致中並不認為自己遭遇太多波折。
“最初在投行,我是從事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和交易,這是我的偏好。”邱致中說,從1991年到1999年,他的時間、精力全部都花在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在香港的金融衍生產品業務上。
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各種投資組合的建立,實際上依賴於“金融工程”的技術和創新。
在邱致中的眼裡,金融工程和電子工程存在諸多類似之處,這使得他可以觸類旁通、省去許多摸索的周折。1991年,邱致中加盟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香港團隊,潛心致力於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開發。“1991、1992年的時候,內地很多人連‘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都不知道,只知道‘利息’。”當時,在中國市場拓展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猶如“開荒牛”一樣艱難。“那時,我每年都會在內地舉辦幾次講座,講述衍生產品,當然這也對我們的業務開展起到很大作用。這段時間我很開心,我們從沒有衍生品交易到最後做到中國市場上最大的,提供很多尖端產品。比如,石油掉期等。”
到了1998、1999年,除了做衍生產品業務,邱致中開始分管中國市場的投資銀行業務。“當時中國市場投資銀行還沒有什麼業務,我的老闆說,你這個‘中國開荒牛’,既然衍生產品可以做那麼好,投資銀行業務也去‘開荒’吧。”
於是,2000年,趕在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前,邱致中領導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在中國市場上連做了搜狐網海外上市等三個專案。
聊新職綜合性銀行平臺是吸引我加盟的原因
2006年,在對個人職業生涯做了充分的“盡職調查”後,邱致中正式加盟荷蘭銀行,出任其亞洲區副主席暨大中華區主席,負責拓展荷蘭銀行在中國的所有業務。
“在荷蘭銀行的平臺下,包括零售銀行、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諸多業務板塊,這裡存在很多機會,這是我在投資銀行時夢寐以求的,也是最終吸引我加盟荷銀的原因。”邱致中娓娓道來。“如果有零售銀行、企業銀行業務在客戶源等方面的支援,投資銀行業務會做得更好,這是單純的投資銀行無法做到的。今年上半年,荷銀在內地市場上,投行業務可以增加2倍,不是沒有道理的。”邱致中對荷銀在內地市場上取得的成績頗為滿意。
邱致中為記者列舉了綜合性銀行平臺的優勢。以江蘇某企業為例,荷蘭銀行為它提供了其他單一業務銀行不能提供的“一條龍”服務。首先,該企業曾計劃增發,但是當時市場狀況很不好,增發對企業明顯不利。荷銀建議,等市場情況好的時候再進行增發,並向該企業提供一筆數額巨大的過橋貸款。“如果我們單純是投資銀行的話,就無法提供過橋貸款的業務。”邱致中說。提供過橋貸款的同時,荷銀在其中加入金融衍生產品,所以這就變成一筆結構性過橋貸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金融衍生產品部門也做成了一筆生意。”
今年上半年以來,市場狀況轉好,荷銀建議該企業發行5億美元的可轉換債券,代替直接增發股票。“這使得企業價值進一步提高,企業可以以超出市場價30%左右的價格來出售股票。”在增髮結束後,荷銀的資產管理部門又代為管理這筆增發款項,加入衍生產品、為該企業提供結構性存款。“投行業務、資產管理和衍生產品部門都做到了生意。”
“以後,這家企業的老闆,將來也有可能成為我們私人銀行業務的服務物件。”依賴“Crossselling”交叉銷售的技巧,邱致中將荷銀綜合性銀行業務平臺的威力發揮到了極致。“這是單一投行無法提供的,如果我不在荷銀,我就無法同時做到這些事情。”
看未來競購案不會影響荷銀對中國市場的承諾
目前,以蘇格蘭皇家銀行和英國巴克萊銀行為首的兩家競購團,分別對荷蘭銀行發出競購要約。
根據巴克萊銀行的最新正式要約,它將以換股和現金相結合的方式收購荷蘭銀行,每股荷蘭銀行普通股將可換得2.13股巴克萊銀行普通股,外加13.15歐元的現金。而蘇格蘭皇家銀行為首的競購團中,富通銀行[
荷銀競購案會對其在中國業務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也是邱致中就任荷蘭銀行中國董事長以來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以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問題。1992年的時候,ABN和AMRO合併成為現在的荷蘭銀行,當時它們是兩家互無聯絡的銀行。我想,當初也會有新聞猜測,兩家合併之後的前途會怎樣。”邱致中說。“但是,荷蘭銀行現在的全球業務中,無論是管理資產的總量、資產負債表,還是網點、業務等,沒有一樣是比92年合併之前差的。合併本身是一種市場行為,它一定會起到一種效益增加的作用。”
而對於併購後,荷銀在中國市場的業務發展,邱致中則持有樂觀態度。“無論和哪一家合作,都會對我們在亞洲、中國的業務有幫助,都不會影響我們對中國市場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