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工業

[拼音]:Laixin

[英文]: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國劇作家、文藝理論家。

生平

1729年1月22日生於勞西茨地方的卡門茨,父親是教堂主持牧師,母親也出身於牧師家庭。拉丁文學校畢業後,被推薦入邁森“聖阿芙拉公爵學校”求學,精通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涉獵了宗教、哲學、數學等學科,愛好希臘、羅馬古典文學和德國文學,創作了第一部劇本《年輕的學者》。1746年6月提前一年畢業,在畢業時所作的題為《野蠻人的數學》的報告中論證了文化落後民族的智力並不低下。同年9月赴萊比錫進入大學學習神學,後改學醫學;但他的興趣在文學和哲學上。這時結識了魏瑟和諾伊貝爾夫人劇團,《年輕的學者》由這個劇團上演後獲得成功。從此他立下了要做“德國莫里哀”的志向。1748年5月諾伊貝爾夫人劇團解散,萊辛作為擔保人卻無力替演員償付債務,於6 月避居維滕貝格。1748年11月來到柏林。他父母以他“不務正業”停止對他經濟上的幫助。他不乞求統治者或貴族的支援與施捨,成為德國文學史上靠寫作維持生活的第一個職業作家。此後12年內,他不斷在柏林、維滕貝格和萊比錫之間為生計奔忙。他結識了哲學家門德爾鬆,書商兼作家尼科萊,詩人埃·克萊斯特和格賴姆,併為 《柏林特許報》編輯副刊 《新笑林》;出版季刊《歷史與戲劇叢刊》,介紹英、法、西班牙和荷蘭的近化文學,尤其是莎士比亞及其作品。1752年在維滕貝格研究德國宗教改革時期的歷史和羅馬文學,在柏林主持出版《戲劇文庫》,於萊比錫幫助尼科萊編輯《德意志萬有文庫》;與門德爾鬆、尼科萊合辦《關於當代文學的通訊》雜誌,1759至1760年秋共寫了55篇關於當代文學的評論,寫了悲劇《菲拉託斯》。他的《文集》(6卷,1753~1755)包括詩歌、寓言、劇本和評論,也於這一時期出版;他還翻譯了《狄德羅先生的戲劇》,介紹狄德羅的戲劇理論和作品。

1760年10月至1765年5月,萊辛在佈雷斯勞任普魯士將軍陶恩欽的祕書,研究古希臘文化與藝術,熟悉貴族的生活和普魯士軍隊情況,並研究宗教史和斯賓諾莎哲學,這對他的人道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形成產生了影響。1766年撰寫著名美學著作《拉奧孔,或論畫與詩的界限》;1767年完成喜劇《明娜·封·巴爾赫姆,或軍人之福》。

1767年4月,萊辛應邀到漢堡任“民族劇院”藝術顧問,他針對第一年演出的52齣戲撰寫了104篇評論。1769年輯成《漢堡劇評》出版。後“民族劇院”倒閉,萊辛與人合辦的印刷廠亦破產,又一次使他陷入經濟困境。與此同時,哈勒大學教授克勞茨撰文攻擊《拉奧孔》有材料錯誤,為回答這種指責,萊辛連續發表了55篇《關於古文物的通訊》(1768~1769)。

萊辛為了謀得固定收入,於1770年到不倫瑞克公爵的沃爾芬位元爾圖書館當管理員。1772年完成悲劇《愛米麗雅·伽洛蒂》,並在不倫瑞克上演。1775至1776年陪公爵的親戚出國旅行,1776年10月8日與夏娃·柯尼希結婚。次年年底妻子死於難產,這給萊辛精神上很大打擊。這時漢堡牧師葛茨關於宗教問題與萊辛辯論,萊辛撰寫了11篇文章,後結集為《反葛茨》(1778)。1778年7月,由於不倫瑞克公爵的干預,論戰被迫停止,次年萊辛以無韻詩體寫成《智者納旦》一劇,繼續反擊葛茨,並表達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1781年2月15日因腦溢血在不倫瑞克逝世。

寓言、箴言詩和抒情詩創作

萊辛的寓言有90多篇。他先用韻文寫寓言,後改用散文。他的寓言於1753年收在《文集》第一卷中,題名為《寓言和故事》。1759年發表用散文寫的寓言和論文《寓言·三卷·附關於此類文學體裁的幾篇論文》。萊辛的寓言超越了對一般人性弱點的鞭撻,而抨擊封建統治者的專橫和教會的愚昧,有時矛頭直指普魯士宮廷,如《鼴鼠和螞蟻》、《好鬥的狼》、《獅子和驢》、《驢和狼》、《水蛇》、《動物的等級之爭》。萊辛還用寓言諷刺當時文學創作中不講創新、只求模仿,以及華而不實、矯揉造作等現象,例如《猴子和狐狸》、《藏弓者》、《鴕鳥》。他的語言樸素自然,諷刺一針見血,他創造的新詞豐富了德語。他的關於寓言的論文,被認為是他寫《拉奧孔》之前的試筆。

萊辛的箴言詩有200首左右, 都是鍼砭時弊之作,其中如《高貴的笨伯》、《某地的女修道院》、《欣茨和孔茨》、《孔茨和欣茨》,諷刺了貴族和教會。它們在風格上則受羅馬箴言詩人馬爾提阿利斯的影響。1771年發表的《箴言詩和箴言詩人散論》,探討了箴言詩的淵源,分析了它的性質,提出箴言詩應有“鋒芒”的論點。他對箴言詩的看法,影響了後來歌德、席勒的箴言詩的寫作。萊辛在年輕時還寫了不少流行的阿那克里翁風格的抒情詩,歌頌愛情和美酒,但也不乏對封建宮廷的批評,如《為健康乾杯》。

戲劇創作

萊辛初期創作喜劇,具有社會批評內容,但尚未擺脫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的格式。他的第一齣戲《年輕的學者》諷刺死讀書的學習風氣。1749年創作了《猶太人》和《信仰自由者》,前者第一次讓猶太人作為正面人物出現在德國舞臺上,顯示了作者反對歧視猶太人的觀點;後者表現不同信仰和見解的人應該互相容忍和睦相處的主題,這在後來的《智者納旦》中得到充分發揮。1750年又將普勞圖斯的《三角錢戲劇》翻譯改編成喜劇《財寶》。

悲劇《薩拉·薩姆遜小姐》(1755)是萊辛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劇作,描寫一位純潔的少女薩拉與密勒封的戀愛悲劇。密勒封是一個性格軟弱的青年,在與薩拉結婚問題上猶豫不決。他舊日的情人瑪烏德出於妒忌乘機從中破壞,以致他與薩拉雙雙死去。這齣戲打破了只有王公貴族才能充當悲劇主角的陳規,使普通市民階層的青年男女成了悲劇的主人公,這在德國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在人物塑造上一反過去悲劇中人物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簡單格式。另外,戲文不再用韻文,而是生動的散文。劇本演出時以其高度的真實感,激起了觀眾強烈共鳴。萊辛創作這出悲劇,受到英國作家喬治·李洛的家庭悲劇和塞繆爾·理查遜的感傷主義小說的影響,它是德國的第一齣市民悲劇。

《明娜·封·巴爾赫姆,或軍人之福》是萊辛三大名劇之一,與克萊斯特的《破甕記》和豪普特曼的《獺皮》並稱為德國三大喜劇。作品以德國七年戰爭為背景,描寫普魯士軍人臺爾海姆在戰爭中負了傷,戰後卻被解職,有人還汙衊他貪汙。他在生活無著、名譽敗壞的情況下,出於自尊和對他人幸福的考慮,想解除與薩克森少女明娜在戰時訂下的婚約。明娜瞭解到他的處境和心理,在女僕的幫助下,與他的愛情終於得到圓滿結局。這是一出“分析劇”,一開始就把既成事實擺在觀眾面前,劇情圍繞愛情與榮譽逐步展開。歌德說此劇前兩幕“是永遠值得學習的”,“是情節介紹的模範”。雖然全劇以普王承認臺爾海姆清白無罪,答應恢復他的軍職告終,但真正解決戲劇衝突的契機是男女主人公高尚的品格和純潔的愛情。劇本的副標題雖叫《軍人之福》,其實是對普魯士在戰後大批解職軍人和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專制統治的嘲諷。這齣戲還表達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是一家人的觀點。歌德稱它為“第一個從重要生活中攝取素材,具有特定時代內容的劇作”。它的人物塑造排除了同時代喜劇型別化的毛病,都有獨特而鮮明的性格。它的成就標誌著德國民族文學進入了成熟時期,歌德形容它的出現象劃破黑暗的“光芒四射的流星”,對歌德等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它至今仍是德國劇場的保留節目。

《愛米麗雅·伽洛蒂》是萊辛最成功的悲劇,從1757年起經過15年的醞釀於1772年寫成。劇本描寫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北部瓜斯塔拉公國的統治者赫托勒親王,在愛米麗雅舉行婚禮那天派人殺死她的未婚夫阿皮阿尼,企圖霸佔她。愛米麗雅的父親奧多雅多為了保護女兒的貞操,親手將她殺死。劇中描寫的瓜斯塔拉宮廷是典型的18世紀德國的封建宮廷,作者用偽託手法表現了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抗議。這齣戲受羅馬歷史學家李維烏斯的啟發而創作。李維烏斯曾寫過一個父親為了維護女兒維吉尼亞的自由而將她殺死的故事,但萊辛略去了故事中由於維吉尼亞之死而引起平民起義的結局。歌德稱這齣戲為“激起對暴虐的專制統治道德上反抗的決定性一步”。在情節安排、人物塑造和語言運用等方面,體現了作者的才能和在《漢堡劇評》中闡明的戲劇觀點。梅林稱這齣戲是“《劇評》思想的行動表現”。它對狂飆突進派年輕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席勒寫《強盜》、《陰謀與愛情》,歌德寫《埃格蒙特》,都受了它的影響。

《智者納旦》(1779)是萊辛晚年和路德正統派牧師葛茨進行宗教爭論的產物,表達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進步的人道主義理想。作者把劇情發生的時間、地點放在12世紀的耶路撒冷,那時正值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會聚的地方。劇本中心人物是猶太商人納旦,他頭腦聰明理智,行為高尚俠義。劇中“聖殿騎士”隨十字軍來到耶路撒冷,在戰爭中被蘇丹薩拉丁俘虜,只因為他長得象薩拉丁失蹤的哥哥才未被處死。在一次火災中他救出了納旦的養女蕾霞,兩人發生了愛情。他想娶蕾霞為妻,礙於她在猶太教家庭長大,便去請教耶路撒冷基督教教會長老,得到的回答是,把撫養蕾霞的猶太人燒死,因為他沒有用基督教教義去教育孩子。這些戲劇衝突表明三大宗教互不容忍,而最頑固最狂熱的是基督教徒。萊辛的批判矛頭主要指向路德正統教派,那個長老的形象令人想到葛茨。劇情發展到最後一幕真相大白,蕾霞和聖殿騎士原來是親兄妹,他們的父親是蘇丹薩拉丁的哥哥阿薩特。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原來是一家人。

第三幕第七場是劇本的重心,薩拉丁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要向猶太富商納旦借錢,怕他不借,便想用問題難倒他。薩拉丁問: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哪一個信仰才是真理?納旦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說明,三個宗教都有價值,關鍵看它們的實踐。納旦的這個看法,是萊辛要在與葛茨論戰中表明的看法。三枚戒指的故事,來源於薄伽丘的《十日談》,萊辛對原故事稍加改造,以三枚戒指比喻三種宗教,說明它們應該互相容忍,互相尊重;關鍵不在於哪一種宗教信仰,而在於它們在實踐中發生的作用。這部劇本採用莎士比亞的五步抑揚格無韻詩體形式,在德國戲劇史上是首創,後為歌德、席勒所繼承和發展。

文藝理論和美學著作

萊辛在文藝理論和美學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關於當代文學的通訊》、《拉奧孔》和《漢堡劇評》。

《關於當代文學的通訊》採用與一位在遠方服軍役的朋友通訊的形式,定期向他報道文壇動態,發表評論。這55封信在發表時未用真名,後來將這些信輯在一起,簡稱為《文學書簡》,涉及教育、翻譯、詩律、語言等方面的問題。其中第17封信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以異常尖銳的筆調,批判了當時公認的文學權威戈特舍德,認為他進行的戲劇改革對德國戲劇的發展沒有絲毫好處。戈特舍德的最大錯誤是把德國戲劇法國化,而不管“法國化的戲劇是否適合德國人的思想方法”。萊辛認為德國戲劇應該學莎士比亞,而不是去生搬法國的高乃依和拉辛。他說“莎士比亞是遠比高乃依偉大的悲劇詩人”。後來萊辛在《漢堡劇評》裡糾正了對戈特舍德全盤否定的看法,說他若不是驕傲和僵化,或許會成為偉大詩人。萊辛還反對博德默和布賴丁格過份強調文學來自宗教虔誠的感情的觀點,他認為維蘭德在瑞士時期寫的詩和克洛卜施托克改動後的《救世主》所以不成功,恰恰是這種“宗教感情”損害了藝術。

《拉奧孔,或論畫與詩的界限》(1766)是萊辛的重要美學著作,它的論述是針對溫克爾曼《關於在繪畫與雕刻中摹仿希臘作品的一些意見》(1755)一文中的觀點而發。溫克爾曼通過對拉奧孔群像和維吉爾史詩中關於拉奧孔之死的描寫的比較,把希臘古典藝術理想歸結為“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萊辛不同意溫克爾曼的看法,他認為希臘藝術的理想固然是物體美,詩和畫也都是對自然的摹仿,但從畫與詩描寫的物件在時間與空間存在的特點,從描寫時的媒介、顏色、線條和語言的性質不同,從接受兩種藝術的感官和心理過程的不同,說明它們之間的區別是:畫適宜於描繪物體美,詩適宜於表現事物的動態美。詩以動作情節的衝突發展為物件,不以追求物體的靜態美為主要任務,它重在表情和顯出個性。這個結論一反自古以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看法,強調了詩與畫的不同特點。這種強調在當時是有革命意義的,它打破了文學和造型藝術以法國古典主義為代表的封建宮廷的藝術趣味和創作方法。當時在文學方面流行著毫無生氣的仿古的牧歌詩體,在繪畫中則側重宣揚封建社會英雄的歷史題材和宣揚封建道德理想的寓意體裁。由於萊辛強調了詩和畫的界限,一切沒有生氣和抽象的事物,都得從詩裡排除出去,從此,行動才屬於文藝領域。詩人必須把自然和人的行動結合起來表現。這自然是適合表現要求變革、要求行動的市民階級的生活的,是符合市民文學的需要的。《拉奧孔》表面看來討論的是一個抽象的學術問題,實際上接觸到了當時要使文藝創作從封建宮廷趣味下解放出來必須解決的重要理論問題。歌德回憶《拉奧孔》對他們年輕作家的影響時說:“這部著作把我們從一種可憐的靜觀境界中拉出來,引進爽朗自由的思想境界”,“這個美好的思想連同他一切的推論象閃電一樣照亮了我們”。

《漢堡劇評》(兩卷,1767~1769)不是一部系統的戲劇理論著作,但它討論的問題卻為德國現實主義戲劇(包括文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萊辛認為戲劇的首要因素是“真實”,劇情要合乎邏輯,要把“奇蹟”趕下舞臺去,人物行動應該隨著心理變化而變化。他反對過多地在舞臺上運用激情,也反對插科打諢,因為這都是違反真實的。萊辛提出摹仿自然和生活是藝術的目的,他強調的首先是藝術的真實,而不是細節的真實。他指出:“在劇院裡我們不要去管這個或那個角色做了什麼,而是具有一定性格的人在特定的環境裡將要做什麼。”這個論點已接近後來恩格斯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提法。萊辛反對模仿法國新古典主義悲劇,不是從狹隘民族主義出發,這是他的自覺市民階級意識的表現。他說:“公侯們和英雄們的名字能夠給一個劇本以華麗和威嚴,但它們不能使人感動。周圍環境和我們的環境裡最接近的人的不幸,自然會最深地打動我們的靈魂。如果我們同情國王,那麼我們就不是把他當作國王,而是把他當作一個人來同情。”這反映了當時市民階級在藝術領域中取得平等地位的要求。萊辛不僅在理論上,而且通過他的《薩拉·薩姆遜小姐》和《愛米麗雅·伽洛蒂》的創作實踐,摧毀了法國新古典主義戲劇在德國的統治。萊辛還討論亞里士多德的“淨化”說,他指出高乃依把憐憫與恐懼割裂開來理解,在實踐上會導致好人絕對地好、壞人絕對地壞的塑造人物的簡單化方法,在效果上亦不能達到真正道德上的提高。萊辛認為憐憫與恐懼是悲劇引起的一種狀況的兩個方面,對悲劇人物遭遇的憐憫應用於自身則產生恐懼之情。“淨化”所引起的趨善避惡的效果,不是出於被動的害怕,而是出於主動的認識,這種“淨化”是真正的道德上的提高。萊辛還分析了法國新古典主義戲劇錯誤地從希臘悲劇得出死板的“三一律”的原因,並指出中心問題是行動的統一,時間和地點的統一都是從屬性的,劇作家不能因遵守死板的規則而破壞行動的統一。在戲劇的語言問題上,他反對用矯揉造作的詞藻來掩飾內容的空虛,他以極其鄙薄的口吻說:“宮廷不是詩人研究自然的地方,包括那裡的語言也是不自然的。”

萊辛在創作和理論上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海涅稱“萊辛是德國文壇上的阿米尼烏斯,他把我們的戲劇從異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俄國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歌德、席勒只是完成了萊辛已經作了的事情”,歌德、席勒“思想中一切健康的東西都是萊辛提示給他們的”。

論戰文集、宗教和哲學文獻

萊辛的重要論戰文集有 3種:《給薩默埃爾·戈特弗德·朗格先生的入門手冊》(1753),收集了他同朗格就翻譯賀拉斯問題所寫的論戰文章。萊辛不怕朗格有普魯士王作為靠山,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朗格是一個並不精通拉丁文的翻譯家,卻是一個誹謗家。《關於古文物的通訊》是萊辛同哈勒大學教授克勞茨關於《拉奧孔》問題的論戰文集。萊辛揭露了克勞茨的門戶之見和挑剔《拉奧孔》的不良意圖,並宣佈了 3條區別對待的論戰原則:“對初學者採取溫暖鼓勵的態度;對大師採取尊敬的懷疑態度和懷疑的尊敬態度;對粗製濫造者大喝一聲,對誇誇其談者嗤之以鼻,對玩弄陰謀者則全力打擊。”《反葛茨》是萊辛與葛茨在宗教問題上進行論戰而寫。爭論的起因是萊辛發表了已故希伯來文學者賴馬魯斯幾篇討論宗教問題的文章,其中指出《新約全書》中存在著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認為《聖經》中關於神的啟示,特別是關於耶穌復活的說法,是耶穌門徒的杜撰。萊辛並不完全贊同這些觀點,為了引起討論和研究,他把這些文章題名為《隱名者的斷篇》發表。發表後遭到路德正統派的攻擊,其中尤以漢堡牧師葛茨的攻擊最為猛烈。萊辛先以有禮貌的方式回答了他的攻擊,後在一篇《對答覆的回答》一文中寫下了這樣的名言:“一個人並不是掌握或誤認為掌握了真理才使他具有價值,使他具有價值的,是追求真理的真誠努力。因為並非通過對真理的佔有,而是通過對真理的探索,人的力量才能得到擴充套件,從而才能使人趨向於完善。佔有只能使人安定,怠惰和驕傲。”

萊辛的重要哲學論文《論人類的教育》(1780)是德國思想史上第一次用歷史發展的觀點觀察問題的著作。萊辛把人類的認識分成 3個階段:幼稚時期(體現在猶太教中),少年時期(體現在基督教中),成熟時期(又稱啟蒙時期)。他認為前兩個時期,人類的行為靠直接的、感性的或間接的、精神的獎懲來推動。成熟時期的人“只因為是好事才去做好事,並不為得到報償”。他樂觀地預言,這個成熟時期一定會到來。萊辛另一篇重要哲學著作,是晚年寫的《共濟會對話錄·恩斯特和法爾克》(1778~1780)。作者採用共濟會傳點師回答新入會者的問題的形式,宣傳他的理想社會。萊辛認為,實現這樣的社會不能靠國家,也不能靠共濟會這樣的祕密組織,而要靠教育。這顯然不是共濟會思想,而是萊辛自己的理想和主張。

參考書目

Waldmar Oehlke, Lessing und seine Zeit,München, 1919.

Franz Mehring, Lessing-Legende, Berlin,1953.

Paul Rilla, Lessing und sein Zeitalter, Leipzig,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