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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Aositeluofusiji

[英文]：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

俄國劇作家。父親是法官，母親是聖餅製作者的女兒。1823年4月12日出生在商人聚居的莫斯科河南區。父親退休後他也經營商業，因而從小就熟悉商人生活。1835至1840年在莫斯科第一中學求學，1840至1843年在莫斯科大學法學系肄業。1843至1851年在莫斯科法院工作8年，接觸到各種各樣訴訟者（特別是爾虞我詐的商人），目睹當時社會的眾生相和官場生活，這一切為他後來的戲劇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法院任職時開始寫作。最初的文學試筆《莫斯科河南區一居民手記》(1847)受到“自然派”的影響。同年發表喜劇《家庭幸福圖》（後名《全家福》）全劇和《破產者》的幾場戲。這幾場戲曾在幾個藝術家的家裡朗誦，使他在文學界獲得廣泛的聲譽，得到果戈理、岡察洛夫等人的讚賞。全劇完成後改名《自家人好算帳》，1850年正式發表於《莫斯科人》雜誌，作品按照果戈理的現實主義的方向對社會作了強烈諷刺，引起輿論界的注目。當時在文藝界頗負盛名的奧陀耶夫斯基公爵說，這部戲與其說是喜劇，不如說是悲劇。它應與馮維辛的《紈褲少年》、格里鮑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果戈理的《欽差大臣》並列齊名，稱為俄國的第四部喜劇。由於作者明顯的傾向性，尼古拉一世親自指令警察廳，對他暗中加以監視。而劇本迫於政府的禁令，直到1861年，即發表後11年，才得以初次公演。

奧斯特洛夫斯基從事創作39年，除了一部分散文和翻譯作品外，一共寫了50多個劇本，是俄國最多產的劇作家。但他的創作道路並不平坦：客觀上受到種種阻難，主觀上經歷了曲折的思想發展過程。

1850年《自家人好算帳》發表後，他被聘為《莫斯科人》的編輯和評論員，並且成為這個雜誌的所謂“少壯編輯部”的成員，和這個圈子裡的思想權威格里戈裡耶夫過從甚密。《莫斯科人》是一個保守的刊物，在它的影響下，他的劇本《各守本份》(1852)、《貧非罪》(1853)、《切勿隨心所欲》(1854)中流露出一種把俄國宗法制和舊習俗理想化的傾向，放低了暴露社會的調子。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對《貧非罪》和《切勿隨心所欲》的批評，使奧斯特洛夫斯基理解到自己的錯誤，重新回到民主主義的道路上。

隨著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他的創作進入新的階段。從1856年起，幾乎他的全部新作都由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主編的《現代人》雜誌發表。這時期他除採用商人題材外，還著手描繪官吏和貴族階層，既反對農奴制，也對新興資產階級有所揭露。在喜劇《代人受過》(1855)中創造了一個家庭獨裁者的典型，象徵黑暗勢力。另一喜劇《肥缺》(1856)抨擊官僚的貪贓枉法，《女弟子》(1858)強烈抗議壓制個性。這一時期的傑作是《大雷雨》(1859)。在這之前，杜勃羅留波夫把奧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繪的愚昧、專制、強暴、欺詐、壓迫的世界稱為“黑暗王國”；《大雷雨》一出現，他又把女主人公卡捷林娜為抗議封建勢力而投河自盡的舉動稱為“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1860)。而劇中的庫力金則代表理性和教化的力量。

奧斯特洛夫期基遵循《大雷雨》所開始的取材方向，在60年代繼續寫了《艱苦的日子》（1863）、《小丑》(1864)、《深淵》(1865)等以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喜劇和悲劇。這個時期他受到反動文人的攻擊和官辦劇院的抵制，暫時放下迫切的現實題材，根據大量的史料，寫了一組愛國主義的歷史劇，如《柯茲馬·扎哈里奇·米寧-蘇霍魯克》(1861)、《司令官》(1864)、《僭主德米特里與瓦西利·隋斯基》(1866)。從60年代末起又面向現實，開始了他的創作新高潮。他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劇作幾乎都由進步刊物《祖國紀事》發表。諷刺喜劇《智者千慮必有一失》(1868)、《熾熱的心》(1868)、《來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與羊》(1875)描寫了農奴制改革後從宗法制環境蛻化出來的新型事業家和歐化商人的典型，有些諷刺形象類似謝德林作品中的人物。《雪女》（詩劇，1873）和《血汗錢》(1874)表達了作者對人生的意義、理想、幸福與義務的觀點。

他晚年寫了一系列富於才能和感情的女性在虛偽、自私的社會裡的悲慘命運，如《沒有陪嫁的女人》(1878)、《最後的犧牲》(1878)、《名伶與捧角》(1882)等，這些戲著重人物內心鬥爭的描繪，是契訶夫型戲劇的先驅。

奧斯特洛夫斯基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戲劇創作，同政治上的阻難、官辦劇場的抵制、戲劇界的不正之風，進行頑強的鬥爭。1886年6月14日，他在謝雷科沃逝世。

奧斯特洛夫斯基為俄羅斯民族戲劇奠定了基石，給劇院提供了豐富的劇目，塑造了不少具有世界影響的典型形象。他的劇作生活氣息濃厚，運用民間和各階層生動活潑的語言，對白往往富於幽默感。他善於安排戲劇場面，劇情緊張動人。

奧斯特洛夫斯基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曾多方活動，籌集“文學基金”。1865年由他發起，建立了“莫斯科演員聯社”。5年後成立了“俄國劇作家協會”。他倡議創辦模範人民劇院，計劃出版專門的戲劇刊物，設立保障作家晚年生活的機構等等。

他曾在俄國大力傳播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以及其他世界大戲劇家的名作，親自翻譯和改編外國劇作。另一方面，他又反對一味上演外國喜劇的庸俗風氣，為建立俄國自己的戲劇排除種種障礙。他在培養傑出表演藝術家這一事業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好些作品的主題被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裡姆斯基—柯爾薩科夫、阿倫斯基等寫成歌劇、交響樂。馬科夫斯基、彼羅夫等畫家採取他劇作中的題材作畫。他的劇作對於亞美尼亞、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等少數民族戲劇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十月革命後，他的作品更受到各族人民的極大尊重，蘇聯沒有一個劇院不上演他的戲。在法、英、德等國劇院的劇目中常常列有他的作品。

中國文藝界向來高度評價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1921年出版耿濟之根據俄文翻譯的《雷雨》（後來改名《大雷雨》）。1922年出版鄭振鐸譯的《貧非罪》和柯一岑譯的《罪與愁》(即《孰能無過，孰能免禍》)。以後又有《沒有陪嫁的女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等相繼出版。錢穎和張唐根據《罪與愁》改編的《愛與恨》，1936年在上海演出；《大雷雨》從1937年起在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陸續上演；《智者千慮必有一失》1962年在北京演出。有些戲改編成中國形式，或在舞臺上演出，如陳白塵根據《沒有陪嫁的女人》改編的《懸崖之愛》（一名《賣油郎》）；或搬上銀幕，如根據《無辜的罪人》改編的《母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