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藝舟(1875～1936)

[拼音]：dizhujieji gaigepai de falü sixiang

中國19世紀前期地主階級中一個進步派別的法律思想。這個派別以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包世臣(1775～1855)、林則徐(1785～1850)等為主要代表。鴉片戰爭前後，封建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發動侵略，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他們以匡時濟世自許，倡言“經世致用”，鞭撻封建制度弊端，主張更法改圖，並在反侵略的鬥爭中，開始注意研究西方情況，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

這一派別激烈批評了封建法律制度。熟悉刑名的包世臣指責清朝官吏在司法審判中官官相護，幕友胥吏操縱訟獄，朋比為奸，營私枉法，“視民瘼若兒戲，玩條例如弁髦”，司法領域是以獄為市，“無非同有非，無罪同有罪”，其黑暗難以言狀。龔自珍則指責封建法律是帝王用以維護其權威的手段和束縛臣民的“長繩”，在“不可破之例”的約束之下，大臣的才智受壓抑，士大夫的廉恥道德之心被摧殘，從而給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這一派別針對舊法的積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龔自珍較早發出“更法”的呼聲，指出“一祖之法無不弊”，“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魏源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批評固執已過時的舊法之人“不謂大愚，則謂大戾”。然而，他們雖主張“變”，但又認為變的只是“勢”而不是“道”。因此，魏源一方面主張“變古愈盡，便民愈甚”；一方面又認為除弊不能“太盡”，求治不能“太速”，從而陷於自相矛盾之中，他們要求改革，但又提不出根本性的變革措施和方案。

這一派別的法律觀基本上仍是傳統的儒家觀點，重視禮治、德教。龔自珍認為，先王之治，“全德不恃力、莫肯不服，其次用力”。包世臣強調“貴禮”，他說“明農以養之，貴禮以教之，刑且可以不施，何論於兵”。魏源也強調以教化治民，指出“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他反對“刑名者流”專任督責，“萬物一付諸法”。這一派別認為犯罪的重要起因是人們喪失廉恥之心，因此應以教化消患於未萌。包世臣說：“凡以恥者，人所共受於天。懷於心則為恥，見於事則為義。人而無恥，惟利是趨，無所不至。是故吏無恥則營私而不能奉令，士無恥則苟且而不畏辱身，民無恥則遊惰而敢於犯法。”要解決“廉恥之道不昌”，只有靠貴禮明德以化之，“而非傷肌刻膚之所能奏效也”。

但是，他們並不否認法律的作用，而是認為在恃德、貴禮之下，禮和法可並用。魏源承認法令是“治之具”，並主張在治國中，可“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包世臣則把禮、農、刑、兵視為“齊民四術”，認為要使國家致治，應將此四者結合起來運用。他還指出，法律除了可“飭邪禁非”之外，還有“一民”、“省身”等作用，並強調治獄是關係人命大事，“萬民託命於此”，應認真對待。當然，他們承認法律在治國中的作用，主要是從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出發的。例如，魏源為了對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就在其轄區施行“峻刑以靖內奸”的政策。林則徐對所謂“亂民”“匪徒”的“滋事”，也主張嚴法鎮壓。包世臣等人還繼承了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思想，注意到社會經濟同刑獄之間的關係。包世臣指出：“民富則重犯法”，強調“夫民歸農，則谷殖繁，奸邪息，上明農則力作勸侈靡衰，倉廩實而知禮節，先王之本政已。”所以，包世臣認為明刑要和明農結合。

這一派別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們主張以嚴法重典推行禁菸。林則徐認為要制止販運和吸食鴉片，需用“攻破之峻劑”，為此他擬定了一個禁菸治罪條例。此時，隨著中外聯絡的加強，發生了一些涉及中外法律關係的案件，林則徐在處理這類事件時，堅持了維護中國主權與法律尊嚴的正義立場。他堅持外國人來華，應懍遵天朝法度，外國人在中國犯法，應受中國司法管轄，並受中國法律制裁。他在處理英人殺死華民林維喜的案件時，堅持不能因英人而廢法律的原則，同英領事義律妄圖破壞中國司法主權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林則徐、魏源在提倡研究西方知識的過程中，也開始接觸到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法律知識。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輯錄了英、美等國的一些司法制度的資料，以及若干有關戰爭和貿易方面的法律條文。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瞭解西方資本主義法律的開端。林則徐、魏源向西方學習的主張，其具體內容雖尚限於近代工業技術方面，但影響卻是深遠的。後來，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採用西方法律制度，提倡包括法學在內的新學，正是沿著林則徐、魏源等人所開拓的道路向前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