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八廟
[拼音]：Handai tongqi
漢代用青銅製成的器物，包括各種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飪器、用具、兵器、樂器、度量衡器，等等。總的說來，和商周時代相比，禮器的比重大減，生活用品的種類和數量增多，而兵器則因被鐵器取代而不斷減少。匈奴、東胡、西南夷等少數民族的銅器，在種類、形制和紋飾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風格，與一般的漢代銅器不同（見西豐西岔溝墓地、札賚諾爾墓地、貴州西部漢墓、晉寧石寨山滇墓）。傳世的銅器，在宋代以迄20世紀前期的許多金石學書籍中，頗有著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中又有了大量的新發現，為研究漢代銅器提供了更為豐富、可靠的資料。
種類和形制
漢代銅製的容器在種類和器形上與前代相比有許多變化。周代流行的簠、、敦等食器已經絕跡，豆在西漢時尚偶有所見。鼎、鍾、壺、鍅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它們繼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變。其中鍅只流行於西漢。其他盤、杯、樽、卮、鑑、、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具有漢代的特點。烹飪器如甗、釜、、鍪、鬥等，有的繼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變，有的為漢代所新創。用具中最常見的是燈和薰爐。銅燈樣式甚多，有“高燈”、“行燈”、“雁足燈”、“鹿盧燈”等類。形狀特殊、製作精巧的則有河北省滿城漢墓出土的“長信宮燈”、“朱雀燈”、“羊燈”、“當戶燈”，廣西壯族自治區合浦漢墓出土的“鳳鳥燈”，甘肅省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十二枝燈”，等等。薰爐亦有各種樣式，博山爐是主要的一種，為漢代所新創。其他銅製的用具，如案和熨頭之類，使用甚普遍。文具有銅書刀，偶爾也有銅硯盒。計時用的銅漏壺亦有發現。到西漢，銅劍逐漸被鐵劍所代替，銅戈亦在西漢中後期為鐵矛和鐵戟所取代。漢代銅製的兵器，主要是弩機和矢鏃，弩機始創於戰國時代，漢代在設計上頗有改進。矢鏃主要流行於西漢，其鋌部多改為鐵質，到東漢則被鐵鏃所取代。
度量衡器有尺、量和權。銅尺的長度一般都為當時的一尺，甘肅省定西出土的新莽銅丈合當時的十尺。江蘇省儀徵還出土了東漢的圭表尺。銅量分斛、鬥、升、合、龠5種，而新莽嘉量則集5者於一體。河南省陝縣出土的新莽銅撮，容積為龠的五分之一。有的銅量，特別是小型量，其容積也有不合整數的。量的主體以圓形和橢圓形的為多，方形的甚少。銅權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狀主要有錘形和環狀兩種。樂器有鍾、鉦、鐸、鈴等。但是，和前代相比，鐘的鑄造量大減。在考古發掘中，鐸和鈴等的出土亦不多。漢代有時還用銅製的俑和車馬的模型隨葬。雷臺漢墓出土的銅車、馬及騎馬武士，在造型和鑄造技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造型和紋飾
漢代銅器的造型，已擺脫了商周銅器那種莊嚴、厚重、古拙的作風，顯得比較靈便、輕巧，適應於現實生活的需要。與此相應，紋飾相當簡素，除了少數弦紋和鋪首以外，各種容器往往都是素面的。但另一方面，在銅器上鎏金、鎏銀以及用金銀、玻璃、寶石之類鑲嵌花紋的技術則相當發達。滿城漢墓出土的“楚大官糟鍾”、“長樂官鍾”、“錯金銀鳥篆紋壺”、“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徐州漢墓出土的鎏金銅硯盒和故宮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銘鎏金銅酒樽等，代表了這種工藝的最高水平（見彩圖）。此外，湖南、廣東、廣西等南方地區出土的銅器，多有用細線鏤刻花紋的，紋樣有各種獸類、鳥類及幾何圖案等，顯得甚為細緻、流暢。
銅鏡
在漢代，銅鏡的製作和使用比戰國時代更為普遍。西漢前期，銅鏡的形制和花紋保留著戰國時代的作風，常見的是帶有“地紋”的“蟠螭紋鏡”。與戰國時代不同的是，有些鏡上已經有了銘文。西漢中期，開始出現“漢式鏡”，主要是“草葉紋鏡”和“星雲紋鏡”，鏡上的 “地紋”都已消失。西漢後期有 “四螭鏡”、“重圈紋鏡”、“日光鏡”和“昭明鏡”等，其特點是花紋規整而簡潔，銘文加長，鏡鈕普遍成為半球狀。到了新莽時期，陰陽五行的思想反映到銅鏡上，便大量製作有青龍、 白虎等“四神”紋樣和子、醜、 寅、卯等“十二辰”文字的所謂“方格規矩鏡”，它們一直流行於東漢的前期乃至中後期。從新莽開始，在銅鏡的銘文中出現了紀年。東漢中後期，又開始流行“獸首鏡”、“夔鳳鏡”、“盤龍鏡”、“雙頭龍鳳紋鏡”等，都以圖案化的動物為花紋。長江流域還出現神獸鏡和畫像鏡；前者以東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龍、虎等獸形為主紋，後者除神像和獸形以外，還有車馬、歌舞、歷史人物和傳說故事等影象。漢代銅鏡的花紋，紋樣的設計多對稱於鏡面的圓心，可稱“心對稱”。到了東漢後期，有些銅鏡如有“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銘文的“雙頭龍鳳紋鏡”和“重列式神獸鏡”，其花紋則對稱於鏡面的直徑，可稱“軸對稱”。
工官、作坊和銅礦
在當時的都城長安、雒陽負責製造御用和官用銅器的工官，是少府的屬官尚方令丞和考工令丞，後者東漢時屬太僕。根據銅器的銘文，尚方分中、左、右3部分。中尚方所制器物有鼎、 鍾、壺、鬥、燈等，種類最多。弩機則為中、左、右3尚方所共制。考工所制銅器有鼎、鍾、鍅、燈、弩機等，與中尚方相似。但是，銅鏡都為尚方所制，不屬考工的製品。度量衡器的製作，多由大司農主管。漢朝政府在丹陽郡和河東郡設銅官，其產品除供官用外，也作為商品出售。蜀郡和廣漢郡的工官，除以製作漆器而聞名外，也製造銅器。上述有建武二十一年紀年銘的銅酒樽為蜀郡工官所造，其銘文說明製作銅器的工匠按職務不同可分為“銅塗工”、“雕工”、“凍工”和“造工”等。私營的銅器作坊也很多，其產品有時在銘文中標明價格。滿城漢墓出土的1件銅鍅和1件銅，分別在銘文中記明購自雒陽和河東，後者買價為八百四十錢。
漢代開發的銅礦甚多。據文獻記載，並參照銅器上的銘文，當時著名的銅礦有丹陽郡的丹陽、蜀郡的嚴道、犍為郡的堂琅和犍為屬國的朱提、越嶲郡的邛都和青蛉等處。在河北省興隆縣的壽王墳和山西省運城縣的洞溝分別勘查到西漢前期和東漢後期的銅礦遺址，發現了礦井、冶煉工場的遺蹟和銅錠。
參考書目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1984。
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