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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zhanlüe
[英文]：strategy
指導戰爭全域性的方略。即戰爭指導者為達成戰爭的政治目的，依據戰爭規律所制定和採取的準備和實施戰爭的方針、策略和方法。
戰略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對國內外形勢的估量和對敵對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科學技術等因素的分析；對戰爭可能爆發的時機、戰爭的性質、特點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戰略方針、戰略任務、戰略方向、戰略階段和主要作戰形式的確定;戰區劃分;戰場準備；武裝力量的建設；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的研究；戰略資源的開發、儲備和戰略後方建設；國防工業的佈局和武器裝備的研製、更新；動員體制的確立；國防工程的計劃和實施；戰略指揮系統的組建和完善；作戰序列的確定；戰略協同的組織；戰略預備隊的使用；戰略後備的調配，以及如何抓好有關全域性的樞紐和環節，適時實施戰略轉變，奪取戰略主動權，等等。
戰略作為駕馭戰爭的藝術，源遠流長。中國古代常稱之為謀、猷、韜略、方略、兵略等。西晉曾出現司馬彪以“戰略”命名的歷史著作。英語中與“戰略”相對應的詞“strategy”，源於希臘語“stratēgos”，原意是“將兵術”或“將道”。近代，戰略在世界各國先後發展成為軍事科學的專門領域。現代戰略涉及的範圍日趨擴大，西方國家陸續提出了“大戰略”、“國家戰略”、“全球戰略”等一類概念。他們認為，大戰略的任務是協調和指導國家的全部力量，以便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即國家政策所確定的目標。國家戰略，則指在平時或戰時使用武裝力量的同時，發展和使用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心理力量，以實現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所謂全球戰略，一般用於國際鬥爭的場合。有時專指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現在，“戰略”一詞已被各個領域所借用，諸如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外交戰略，人口戰略，資源戰略，體育戰略，等等。
戰略是同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生產方式相聯絡的。它依賴於社會物質生產、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和人的覺悟程度，為國家或政治集團所規定的基本政策服務。國家的社會制度，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主觀指導，對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起決定作用。戰略同國家的自然條件、地理位置、面積、人口、資源、交通運輸，以及作戰地區的地形、水文、天候等，也有密切關係。
戰略和戰役、戰術是全域性和區域性的關係。戰略對戰役、戰術起指導、制約作用。同時，戰略企圖的實現，又有賴於戰役、戰術的勝利。
戰略的基本型別是進攻戰略和防禦戰略。許多國家，把正確確定戰爭目的和作戰目標，以及主動權、靈活性、統一指揮、集中兵力和節約兵力、機動、突然和快速反應等問題，當作戰略的一般原則。這些都反映了戰略思想的某種共同性。但是由於戰爭的性質不同，各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民族、宗教、軍事傳統等條件的不同，以至統帥個人素質的差異，又使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戰略，具有不同的特色。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域和民族、不同性質的戰爭的戰略，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
古往今來，有過各種各樣的戰爭和戰略。儘管在一個個的戰爭場合中，戰略的優劣成敗，具體的戰爭發展的道路，情況複雜紛繁；然而，綜觀歷史的發展程序，各個時代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一些階級，其戰略思想一般比較先進，較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反動沒落階級的戰略思想則往往因其違反客觀實際，最終在戰爭實踐中遭到失敗。
簡史
古代戰略
中國古代一些較大的部落聯盟間戰爭，如傳說中的涿鹿之戰，以及進入奴隸社會之後的許多戰爭，如夏啟伐有扈的甘之戰、湯滅夏的鳴條之戰、周滅商的牧野之戰等，有關戰爭謀略的運用已略具雛形。諸如乘勢待時、合眾擊寡、伺隙擊弱、機動進退等，在《尚書》、《周易》及其他不少中國古籍的記述中多有反映。春秋、戰國時期，戰爭日趨頻繁，規模不斷擴大。同武器、戰陣、兵制等方面的改革相適應，各種作戰方略應運而生。晉楚城濮之戰中晉軍的“退避三舍”、後發制人；吳國破楚入郢之戰的疲敵誤敵、乘隙遠襲、“半渡而擊”;越滅吳戰爭的生聚教訓、乘虛待隙;齊魏桂陵之戰的“圍魏救趙”、馬陵之戰的減灶誘敵；秦、六國戰爭的“合縱”與“連橫”、遠交近攻等，都是顯例。戰爭實踐促進了軍事思想、戰略理論的發展和成熟。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孫子兵法》就是這個時期的一部傑出的代表作。孫武把道、天、地、將、法等五事、七計，列為戰爭制勝的根本；強調伐謀、伐交、“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及廟算、先知，知彼知己，審己量敵，以策先勝;首倡“兵者，詭道”、“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論證了因敵制勝、因利制權、示形、任勢，以及機變、用間等一系列用兵之法；對利害、巧拙、眾寡、虛實、勞逸、勇怯，以及奇正、迂直等的相生相發的辯證關係，作了精闢的闡述。孫武前後的管仲、司馬穰苴、吳起、孫臏和尉繚等人，都有著述傳世，對作戰理論和方法多有增益。這是中國古代戰略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孫、吳等人的軍事思想，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的戰略理論和實踐，並流傳在世界上，受到許多國家的推崇。
自秦、漢迄清代，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國家的統一和分裂，王朝的更迭，民族間的相互攻伐，農民的武裝起義，各種戰爭綿延不絕。繼秦始皇之後，一些新興封建王朝的帝王將相，如劉邦、韓信、曹操、諸葛亮、李世民、成吉思汙、朱元璋、努爾哈赤等大都是深謀善算，戰略上高人一籌，其中多數又都利用農民反抗運動所造成的形勢，結聯盟好，治軍整武，進而積極進取，各個擊破對手，奠定新王朝統治的根基。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諸如漢王朝對匈奴，唐王朝對突厥，蒙古諸汙對夏、金、南宋，清康熙、乾隆帝對三藩、準噶爾部、大小金川地方土司的大舉用兵等，在戰略的運用上，強調軍事和政治並用，實施遠距離的迂迴、奇襲和分進合擊，曾取得過重大成就（見清平定三藩之亂，清廷與準噶爾部之戰，大小金川之戰）。從陳勝、吳廣到王仙芝、黃巢，再到李自成、張獻忠，歷代農民戰爭的領袖，在作戰中除暴安良，趨利避害，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在戰略上也多有建樹。他們的正義鬥爭雖然都以失敗告終，卻廣泛得到人民的同情和讚頌。兩千多年間，戰略運用在戰爭中不斷獲得繼承和發展。在這期間的兵書，如《三略》、《將苑》、《李衛公問對》、《武經總要》、《籌海圖編》、《武備志》、《洴偽百金方》、《讀史方輿紀要》，以及眾多的史書和專集中，對戰略的運用，均有豐富的記述。世代相傳的以安邦定國、富國強兵為謀，而廣攬人才，籌耕教戰；重視戰爭準備，注重軍工軍技；講究出奇制勝，敢於以弱敵強；審時度勢，因勢利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等等。這些都具有中國古代戰略運用的一些傳統特色。
在外國，古代埃及、亞述、腓尼基、波斯以及希臘、羅馬、馬其頓、迦太基等奴隸制國家，都擁有大量的軍隊，長期間戰爭頻繁，在戰略運用上也各有其特點。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三世、迦太基統帥漢尼拔、羅馬統帥G.J.凱撒等，對西方古代戰略戰術的形成和發展，有過較大的影響。當時戰略所解決的問題主要是訓練和裝備軍隊，組織遠征，組織協同，規定作戰線，實施機動，爭奪交通線，以及籌集人力物力，以支援曠日持久的戰爭。
歐洲從公元 5世紀進入封建社會之後，戰爭長期在騎士制度支配下進行，戰略的發展緩慢。15～16世紀，一些中央集權國家開始形成。由中國傳去的火藥，逐漸廣泛地運用於軍事，戰爭進入了火器時代，戰爭形式和戰略戰術也發生變革。義大利政治理論家N.馬基雅維利對軍制改革和戰略上“權變”、“智勇”以及對會戰的注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對炮兵和機動作戰的成功運用，通常被看作是西方近代戰略理論和實踐的重要開端。
近代戰略
由於工業革命導致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一些國家確立，國際爭端空前加劇。從18世紀迄20世紀初，對戰爭和戰略的科學認識和系統研究，有了明顯的進展。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被迫處於內線的戰爭中，善於有節制地使用兵力，運用頻繁的機動和翼側攻擊的戰法。英國軍事理論家H.H.E.勞埃德論證了基地、作戰線、地形、戰場面積、軍隊數量等的相互關係及其在戰略上的運用。普魯士軍事理論家A.H.D.von比洛區分了戰略和戰術，認為戰略是“關於目力和火炮射程以外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並闡述了戰略從屬於政治的觀點。
拿破崙一世是資產階級出眾的軍事人物。他一貫實行的戰略是：集中優勢兵力，選定進攻方向，突然、猛烈地實施進攻，給敵軍以致命的打擊。他認為統帥的藝術就是永遠做到在必要的時間和地點上比敵人強大。軍事理論家A.-H.de若米尼和普魯士軍事理論家C.P.G.von克勞塞維茨從不同的角度總結了拿破崙一世進行的戰爭以及這個時代歐洲其他戰爭的經驗。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1838)，論證了戰爭種類、戰爭的基本原則、軍隊建設、軍事訓練等問題。他認為在戰略上的確有原理存在，把戰略歸結為“進行戰爭的科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論述了戰爭的性質、戰略的要素、戰鬥的目的，以及防禦和進攻的原理原則等，認為戰略是“為了達到戰爭的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他提出的“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著名論斷，以及有關民眾戰爭、積極防禦的一些見解，得到В.И.列寧的較高評價。
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加快了發展步伐，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鐵路和電報線路的修建，大大方便了軍隊的動員、集中、後勤供應和戰略機動，併為依靠司令部進行的作戰指揮提供了有利條件。海軍在這個時期有了相應的發展：具有強大艦炮火力和機動能力的蒸汽裝甲艦隊，不僅能在海洋上獨立作戰，而且能在瀕海方向配合陸軍作戰，保障了戰略性遠征的實施。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戰爭的演進，出現了一些新的戰略理論。例如：德國軍事家H.K.B.von毛奇強調速戰速決的進攻戰略;德國軍事家A.von施利芬提倡殲滅戰略，制定了有名的“施利芬計劃”；美國海軍理論家A.T.馬漢提出以“海權論”為中心的海軍戰略。他們是帝國主義早期戰略理論的代表。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國家把重新瓜分世界作為戰略目標，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交戰雙方都信奉速決進攻戰略，企圖通過強大兵團的機動作戰，迅速結束戰爭。然而，在戰略的通盤計劃和統一指揮，以及戰爭的經濟、人力後備和戰略資源的籌劃等方面，都顯得缺乏遠見。戰爭陷入綿亙的陣地攻防，長期僵持，互拼消耗。戰略指導落後於戰爭現實的情況至為明顯。
馬克思主義誕生後，人民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蓬勃興起。K.馬克思和F.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對戰爭和戰略的決定作用。他們著眼於無產階級為掙脫資本枷鎖而進行的暴力革命，深刻地總結了革命武裝鬥爭實踐的經驗，提出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戰略，特別是有關人民戰爭、游擊戰爭等的指導原則。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口號，領導俄國工人、農民，實行武裝起義，推翻沙皇統治，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1918～1920年的國內戰爭和粉碎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中，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戰爭偉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工農紅軍，在四面受敵的危急情況下，正確規定戰略方向，實行各個擊破，粉碎國內外敵人的進攻，鞏固蘇維埃政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思想。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它的戰略戰術理論和指導原則，從此成為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有力武器。
中國在鴉片戰爭（1840～1842）後，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許多人士群起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開始引進外國的武器裝備，籌議海防邊防，倡辦兵工船務，建立新軍，移用外國的操典、教範、條令。幾十年間，屢經挫折，各種“師夷制夷”的理論，始終不得實現。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前期戰略指導正確，故能乘虛擊弱，長驅湘鄂，直取南京，據為根本；後期由於內訌分裂和戰略上犯了冒險、保守、力量分散等錯誤而失敗。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等，雖有許多愛國人物提出過不少積極的戰略主張，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實行妥協政策而不能實現。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為目的，團結了海內外愛國力量，籌集款械，聯結會黨，組織多次武裝起義，終於取得辛亥革命的勝利。由於復辟勢力繼之而起，國家又陷入長期軍閥混戰的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以孫中山、廖仲愷等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驅們，提出要“以俄為師”，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共同致力於喚起民眾，建立國民革命武裝，發動了北伐戰爭，正確的戰略使革命形勢得以發展。
現代戰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軍備競賽步步加劇。資產階級的各種戰略理論應時而生：義大利G.杜黑的“制空權論”，英國J.F.C.富勒的“機械化戰爭論”等，對不少國家都發生過影響。1933年A.希特勒在德國上臺，承襲了施利芬、E.F.W.魯登道夫等人殲滅戰、總體戰的戰略思想，形成了以閃擊戰為核心的進攻戰略。法國仍然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陣地戰經驗，認為防禦比進攻有效。英、美繼續實施其“海權論”的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次由德、意、日等軸心國發動的規模空前的世界戰爭。侵華日軍猖狂進攻，中國大片國土淪陷;德國法西斯軍隊接二連三的戰略閃擊，席捲了除英倫三島以外的整個中、西歐國家。1941年，希特勒發動了侵蘇戰爭，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蘇聯在И.В.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中央的領導下，實施積極防禦，扭轉了初期的被動局面，並進而組織戰略反攻和進攻，逐次圍殲了德軍的重兵集團。美國正式參戰後，堅持了“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整個反法西斯同盟國的聯合作戰，迫使德國法西斯處在兩面作戰中，陷入戰略上的絕境。中國人民長期堅持的抗日戰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使日本侵略軍主力深陷泥淖，對遠東和歐洲兩大戰場都起到巨大的戰略配合作用。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見彩圖），使美英軍隊能夠在太平洋戰場發動強大攻勢，蘇聯乘時出兵，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滅亡。歐、亞、非洲各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佔領軍的解放鬥爭，對整個戰爭的勝利起到巨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現代化的戰爭。戰場遼闊，各主要交戰國都大量使用坦克、飛機、火炮、新型艦艇和各種先進技術裝備。戰略面臨著許多複雜而困難的課題，諸如：在最高領導層對同盟戰略，以及軍事、經濟和政治戰略的總體謀劃；陸、海、空軍的作戰協同和不同戰略方向聯合軍事行動的組織配合；對戰爭的轉折和結局，以至戰後的軍事政治格局等問題的探討和研究等。這些問題的解決，使現代戰略理論有了很大發展。空軍、海軍和許多技術兵種在現代戰爭中的戰略運用更顯得突出。戰爭末期，原子武器開始使用，也給戰略注入了新的因素。與此同時，戰爭前、戰爭中尤其是戰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等一系列國家和地區人民革命戰爭的實踐，創造了異常豐富的經驗，使現代革命戰爭戰略得到巨大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步形成了三個世界。超級大國為第一世界，它們為爭奪世界霸權，不斷加緊軍備競賽，成立條約組織，締結軍事同盟，激烈爭奪戰略要地、戰略通道和戰略資源。受它們操縱以至直接參與的一些區域性戰爭不斷髮生。第二世界的許多國家，為著維護本身的利益與安全，謀求擺脫控制、獨立於超級大國的傾向在持續發展。第三世界國家這一廣大新興力量日益壯大，成為反帝、反霸、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主力軍，有力地影響著世界歷史的程序。
隨著各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發明和不斷更新，現代戰爭將具有更大的突然性和破壞性。許多國家正在改變著原有的戰爭和戰略的概念。超級大國由於掌握和積聚了大量的毀滅性武器，因而設想在未來全球性戰爭中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求得初期決勝，成為它們戰略思想的核心。核攻擊、核反擊和核防護的戰略研究，對化學戰、生物戰、生物戰，特別是天戰、電子戰等領域的戰略研究，都倍受重視。由於核壟斷的被打破，核僵持局面的形成，也促使他們在注重核戰爭的同時，對常規戰爭越來越重視。未來戰爭可能是常規戰爭，也可能是核戰爭，或由常規戰爭發展為核戰爭。既準備打核戰爭，又準備打常規戰爭，已成為一些國家軍事戰略發展的一般趨勢。
中國革命戰爭戰略
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是毛澤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中國人民對國內外敵人的長期鬥爭中，不斷地總結戰爭的豐富經驗，並汲取古今中外戰略理論的積極成果創造出來的。它是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體系，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形成和發展
長達20多年的中國革命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巨集偉的戰爭。伴隨著革命戰爭的歷史程序，戰略也經歷了形成、充實和豐富的發展過程。
北伐戰爭（1926～1927）
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進行的戰爭。當時的戰略，以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為目標，以廣東革命基地為依託，採取長驅直入、奪取大城市以及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和分進合擊等作戰方針。在廣大工農群眾支援下，戰爭進展順利。由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以及當時中國共產黨處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使這次戰爭遭到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7）
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工農紅軍，以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在國民黨統治薄弱的許多地區，中國共產黨廣泛發動農民群眾，實行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設根據地三結合的“工農武裝割據”，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總戰略。中國工農紅軍在最艱苦的條件下英勇奮戰，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就是紅軍初期作戰經驗的理論概括。隨著戰爭的勝利發展，紅軍實行了由游擊戰向遊擊性的運動戰的戰略轉變，提出併成功地運用了“誘敵深入”的方針，運用預有準備，後發制人，慎重初戰，集中兵力打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作戰原則。建立紅色政權，組織和武裝群眾性的赤衛隊，配合紅軍作戰和補充紅軍，以及實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經濟工作等建設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政策，對於戰爭的堅持和作戰的勝利，起了極大的作用。上述戰略方針，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各次反“圍剿”鬥爭以及後期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中，從正反兩個方面充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長征是對工農紅軍的一次生死考驗，由於糾正了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者錯誤的戰略指導，採取了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粉碎了國民黨軍隊重兵集團的圍追堵截，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抗日戰爭（1937～1945）
是全民奮起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從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研究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基本特點，提出了放手發動群眾，動員一切力量，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實行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作戰，以挫敗敵人的戰略進攻；經過相持階段，逐步轉變戰爭形勢，創造條件，實施戰略反攻，打敗日本侵略者。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曾對日軍進行過一些英勇的抗擊。但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執行片面抗戰、單純防禦的方針，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遭受了很多損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以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為具體的戰略方針，把游擊戰提到戰略地位，順利地實施了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運動戰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轉變。敵後軍民，在極其艱苦的反“掃蕩”中，對日、偽軍進行殊死搏鬥，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消耗和削弱了敵人，儲存和壯大了自己，積蓄了反攻力量。在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與蘇聯和其他國家反法西斯力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終於取得最後勝利。
解放戰爭（1945～1949）
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是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中國共產黨科學地分析了戰爭的形勢，為了實現“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戰略總目標，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在全國組成強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取得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人民解放戰爭的全力支援。人民解放軍執行以殲滅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為主而不以奪取和保守地方為主的戰略方針，總結出十大軍事原則，無論實施戰略防禦還是戰略進攻，都取得豐富的經驗。諸如：大踏步地進退，打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殲滅戰；到敵人深遠後方建立新的根據地，實行戰略外線作戰；進行陣地攻堅和陣地堅守作戰；以及決戰方向和決戰時機的選擇，逐次決戰、就地殲滅的方針的實施，“天津”（武力解決）、“北平”(和平改編)、“綏遠”(暫時保留，待後改編)三種不同方式的採用；各野戰軍的戰略協同、戰略阻隔、戰略包圍的運用，戰略追擊中採取大迂迴、遠距離堵殲逃敵的部署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顯示出高超的指揮藝術。司令部工作和各兵種的建設，新式整軍運動、殺敵立功運動和改造俘虜等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後勤保障和人民支前等，也有許多創新。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更趨成熟和完善。
1950年，美帝國主義者派兵侵略朝鮮，把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在此嚴重關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戰爭前期，充分發揮了戰略突然性，採取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敵後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連續進行了五次戰役，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附近，穩定了戰局。以後又根據實際情況，適時採取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實行以坑道為骨幹的陣地堅守和反擊作戰。在政治、外交等各種鬥爭配合下，終於迫使美國簽字停戰。這場戰爭的特點，是在現代條件下，運用運動戰、陣地戰緊密結合的作戰形式，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優勢裝備的敵人。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人民解放軍還先後進行過幾次邊境地區的自衛反擊作戰。所有這些，都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現代戰爭戰略指導方面積累了許多新的經驗，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基本理論原則
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統一戰線，依靠人民軍隊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它經過長期戰爭實踐的檢驗，具有豐富的內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和戰略的原理、原則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1）實事求是地研究戰爭，指導戰爭，使戰爭指導符合於客觀實際。這是革命戰爭戰略的立足點。人民軍隊在同國內外敵人的長期作戰中，所以能夠以弱敵強，經常處於主動地位，就因為它的全部作戰方針和指導原則，都是建立在這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人民軍隊“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朱德選集》第168頁）。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以客觀現實條件為轉移。善於根據部隊的武器裝備、敵情和地形、時間等客觀條件來定下決心，確定戰法。重視別國、別人的經驗，但決不呆板移用；即使是自己成功的經驗，在變化了的條件下也不因襲固守。依靠對敵、我、友各方面情況的全面熟悉，把握其行動規律，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使人的自覺能動性在各項戰爭活動中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些都是制訂和實施戰略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原則、方法。
（2）軍事戰略服從和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基本政策，以解放人民、建立和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為目的，這是革命戰爭戰略的根本出發點。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指揮槍”。把無產階級的政治，看作是最主要的作戰要素。軍事上的一切作戰原則和方針、計劃，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礎之上。把打軍事仗同打政治仗緊密結合起來，使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同政治上的戰略戰術密切配合，成為完整的一套，這是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克敵制勝的根本。
（3）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實行人民戰爭，這是革命戰爭戰略的基礎。人民是革命戰爭的主體，戰爭力量的源泉。依靠人民戰爭取勝，這是馬克思主義戰爭觀、方法論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人民戰爭實踐中，創造了一整套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方針和方法，諸如:黨政軍民“一齊軍事化”和實行一元化領導；人民子弟兵緊緊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政治工作當做軍隊的“生命線”，團結人民、團結友軍、瓦解敵軍，實行官兵、軍民、軍政之間以及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一致，保證作戰的勝利；實行野戰軍、地方軍、民兵三種武裝體制的結合，使軍隊與各種人民鬥爭的全面配合一直貫徹到戰略、戰役、戰鬥中去。凡此等等，都為人民戰爭戰略的運用，提供了巨大的活力。
（4）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在歷次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分析和認識了國內外一切敵人雖然貌似強大，然而內在腐朽、虛弱的反動本質，堅定了新生力量能夠依靠戰爭的正義性和正確的主觀指導，由小到大、最後戰勝強敵的信心。毛澤東曾經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這些都是充分得到了歷史驗證的科學預見。一方面，要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另一方面，又要善於鬥爭，在每個戰爭場合、在每個具體的作戰行動中，高度地重視敵人，講求指揮藝術，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認真研究敵情，善於儲存和集結自己的有生力量，捕捉戰機，決戰殲敵。藐視敵人和重視敵人是辯證統一的。具備一定的主客觀條件，弱的終可勝強，小的終能克大。通過強弱、優劣的轉化贏得勝利，是人民革命戰爭的一條重要指導規律。
（5）積極防禦，持久作戰。這是統管革命戰爭全域性的指導方針。國內外敵人挑起戰爭，總是依仗其優勢的軍力發動進攻，妄圖短期內消滅人民的武裝力量。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者，無論所處環境和情況如何嚴重，都要堅持獨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做到洞察敵人，預有準備，機動靈活地運用作戰形式，在持久作戰的過程中，把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結合起來，不斷削弱敵人，壯大自己，挫敗敵人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轉換戰局。積極防禦戰略，深刻地體現了“儲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和本質。它是攻防手段巧妙的交替運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這些指導原則和“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等傳統戰法的戰略運用，加之人民戰爭所具備的政治、經濟條件以及根據地、群眾等條件，在戰爭實踐中，就總是成效卓著，使反動軍隊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
（6）集中優勢兵力， 各個殲滅敵人。 這是實施積極防禦戰略的主要方法。“戰略的奧妙就在於集中兵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 326頁）。兵力的集中，是至關緊要的一項指揮藝術。通常在同一時間內，集中主要兵力於一個戰略方向，力求分割敵人，以便能夠以絕對優勢的兵力，逐個圍殲敵人。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正確地選定作戰方向，儲存和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採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就能從全域性的劣勢中取得區域性的優勢，化全域性的弱者為區域性的強者，隨著時間的推移，積小勝為大勝，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人民革命戰爭制勝敵人的一條重要法則。
革命戰爭戰略的全面實施，還有賴於其他許多指導原則的正確運用，諸如巧妙地運用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三種作戰形式；適時正確地實施戰略轉變；掌握決戰時機；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和穩定、高效能的戰略指揮，以及按照“平戰結合”、統籌兼顧等原則，周密而充分地作好戰爭準備，等等。革命戰爭戰略這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必須按照不同的歷史條件加以具體的發展和運用，依據新的情況，制定戰略行動的具體指導方針，才能引導戰爭走向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堅決地執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制定的方針原則，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十分重視軍政素質和戰鬥力的提高，按照現代戰爭的要求，不斷改革部隊的編制、體制和教育訓練，加強軍種、兵種建設，發展科技和研製新式武器，把自己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面對複雜動盪的國際局勢，中國人民武裝力量十分注重現代戰爭特點和規律的研究，力求有效地解決戰爭指導上面臨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使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戰爭和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為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作好一切準備，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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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列寧軍事文集》，戰士出版社，瀋陽，1981。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斯大林軍事文集》，戰士出版社，北京，1981。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部，北京，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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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戴維·佐克、羅賓·海厄姆合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簡明戰爭史》，商務印書館，上海，1982。（David H.Zook，Jr.and Robin Higham，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Twayne Publish-ers，New York，1967.）
小山內巨集著，吉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現代戰略論》，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1975。（小山內巨集，《現代戰略論》，株式會社產報，日本東京，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