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讀書協會

[拼音]：Zuoyi Yinyue Yundong

[英文]：Left-Wing Movement in Music

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左翼音樂工作者為骨幹並團結愛國民主音樂力量的無產階級革命音樂運動。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初，左翼文藝界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探討“文藝大眾化”時，就開始注意音樂問題。“左聯”機關刊物之一《大眾文藝》，曾連續發表《革命十年間蘇俄的音樂之發展》、《音樂之唯物史觀的分析》等譯文，以及有關音樂的評論文章，介紹蘇聯革命音樂和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呼籲造就真正能為勞動群眾所接受的大眾化的“新興的音樂”。“左聯”領導人瞿秋白，要求左翼文藝家們深入下層群眾，熟悉和利用各種傳統文藝形式，包括民間音樂形式，進行通俗的革命文藝創作。周起應（周揚）則要求“儘量地採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在其所譯《蘇聯的音樂》（〔美〕J.弗萊曼著，原譯佛里門。1932年9月良友印刷公司初版）一書的“譯後記”中，著重介紹了蘇聯的“大眾歌曲”和“大眾歌唱隊”，並指出：“內容上是無產階級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樂的創造，便是目前普羅作曲家的主要任務。”這些論述，為左翼音樂運動的開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1931年底，由謝韻心（章泯）、鄭導樂（沙梅）編輯出版的《戲劇與音樂》創刊號，發表了《音樂短論》等文章，闡述了“音樂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唯物主義觀點，曾給聶耳以啟發。1932年7月，聶耳在左翼影評刊物《電影藝術》1卷3期上，發表了《中國歌舞短論》一文，對氾濫一時的“黎派”歌舞音樂，進行了批評，號召音樂工作者要深入群眾，從中獲得“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此文鮮明地樹起了革命音樂的旗幟，起了集結革命音樂力量的作用。

1932年下半年起，為適應“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鬥爭迅速高漲的形勢，開始建立左翼音樂組織。先後成立的有：1932年秋，聶耳、王旦東、李健（李元慶）等組織的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1933年春，田漢、聶耳、任光等在上海蘇聯之友社內建立的音樂小組（又稱中蘇音樂學會）;與此同時，由聶耳、任光、張曙發起的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以及1934年春正式組成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參加者有田漢、任光、張曙、安娥、呂驥等。此外，當時還有一些音樂家，雖未正式加入上述組織，但有的早已從事革命音樂活動，並積極參加左翼戲劇、電影、音樂工作（如賀綠汀等）；有的在1935年後加入了左翼音樂組織發動建立的救亡音樂團體，並遵循左翼文藝運動的方向進行音樂活動（如冼星海、麥新等）。

左翼音樂運動的參加者，在思想上、組織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左翼文學、戲劇、電影工作相配合，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音樂活動：

（1）為左翼電影、戲劇和群眾救亡歌詠活動創作歌曲。自1933年起，聶耳、任光、賀綠汀、張曙、呂驥、冼星海等，先後為《母性之光》、《漁光曲》、《大路》、《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壯志凌雲》、《夜半歌聲》等影片和《揚子江暴風雨》、《回春之曲》、《復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戲劇，寫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後，他們和周巍峙、孫慎、麥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為群眾性的救亡歌詠寫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義勇軍進行曲》、《救國軍歌》、《中華民族不會亡》、《救亡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保衛國土》、《游擊隊歌》等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鬥爭的歌曲，具有廣泛的群眾影響。反映30年代工農群眾苦難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新女性》、《搖船歌》、《車伕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來的專業創作中，第一批把覺醒中的工農群眾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來表現的音樂作品。還有為電影、戲劇中各種人物寫作的獨唱抒情歌曲，如《漁光曲》、《鐵蹄下的歌女》、《春天裡》、《新編“九一八”小調》、《夜半歌聲》等，則從各個側面反映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苦難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現了他們對鬥爭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這些歌曲的音樂語言通俗生動，風格明快有力，結構短小精悍，常採用戰鬥性的進行曲、勞動歌曲和富於激情的大眾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於這些歌曲的問世，樹立了中國革命音樂創作的戰鬥傳統，開創了具有革命的時代精神和大眾化、民族化特點的專業音樂創作的嶄新局面。

（2）到群眾中去傳播革命音樂和開展救亡歌詠活動。左翼音樂家響應“左聯”發出的“到工廠、到農村、到戰場上、到被壓迫群眾當中去”的號召（“左聯”執行委員會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1930年8月），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以各種方式尋找接近和深入群眾的機會。當時，聶耳、張曙、呂驥、孫慎、麥新、孟波、冼星海、吉聯抗以及1935年5月成立的業餘合唱團的許多成員，都先後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區和農村、大中學校和市民群眾中，通過教唱革命歌曲、講授音樂知識和組織歌詠活動等方式，瞭解群眾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眾化歌曲創作的實踐。這是中國的革命音樂家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最早嘗試。

（3）團結音樂界愛國民主力量和擴大進步音樂陣線。為了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在更大範圍內傳播革命音樂，組織起廣大的進步音樂隊伍，左翼音樂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親自過問下，任光、安娥、聶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任職期間，將大批進步歌曲通過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國；同時還組織起百代國樂隊、百代新聲會、聯華聲樂團等，擴大了左翼音樂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又如:1935年春，通過左翼電影小組領導的電通影片公司，邀請趙元任和黃自同賀綠汀、呂驥合作，共同為進步影片《都市風光》製作音樂（趙元任作主題歌《西洋鏡歌》；黃自作片頭音樂《都市風光幻想曲》；賀綠汀作全片配樂；呂驥任樂隊指揮)，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詞曲作者聯誼會，爭取了更多的詞曲作家加入創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

除上述活動外，左翼音樂工作者在音樂理論方面也進行了初步的工作。特別是1935年7月以後，為悼念聶耳逝世，左翼音樂界和文化界就他的創作方向和道路，進行了廣泛的論述評價；1936年“左聯”解散後，相應提出了新音樂運動和國防音樂的口號，從理論上對左翼音樂運動作了總結，並闡明瞭組成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更大規模地發動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意義。

由於左翼音樂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造就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第一支自覺接受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音樂隊伍，在革命歌曲創作和群眾歌詠運動的發動組織方面，創造了豐碩的成果和成功的經驗，對中國新音樂文化的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