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椿(1777～1853)

[拼音]：Dai Wangshu

現代詩人。筆名艾昂甫、江思、蠖廬等。浙江杭縣人，出身職員家庭。在杭州宗文中學求學時即喜愛文學，與杜衡、施蟄存一起切磋詩歌藝術、辦文藝刊物等。1923年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學，學習法文，並於翌年就讀於該校法科。此時文學愛好上接近法國象徵派詩歌，如魏爾蘭等人的作品，這對於以後他的詩歌創作起了重大影響。1926年春，開始在與施蟄存合編的《瓔璐》旬刊上發表詩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因參與革命宣傳工作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避離上海，至江蘇松江。後到北京，結識馮雪峰、李霽野等人，並在《莽原》上發表詩作。1928年回上海，此後全力從事文學著作和編譯工作，開創了他詩歌創作的重要里程。詩集《我的記憶》(包括《舊錦囊》、《雨巷》、《我的記憶》三輯) 於1929年出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時，曾翻譯、介紹蘇聯的作品和論著。其中《唯物史觀的文學論》一書，為魯迅、馮雪峰合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即為成員。但後來對某些文藝問題的看法與左翼作家有分歧。1932年《現代》月刊創刊，他在上面發表許多著、譯作。同年11月，赴法國，曾在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肄業、旁聽，並繼續從事著、譯活動。此時編定詩集《望舒草》（收《我的記憶》集內部分詩作及此後所發表新作，並附《詩論零札》一文），於1933年8 月出版。1934年曾去西班牙旅行，1935年從法國回國。1937年1月，詩創作合集《望舒詩稿》出版。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上海“孤島”繼續著、譯，後於1938年5月赴香港。與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香港分會，任理事，後並在文協舉辦的文學講習所講課。在香港期間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國作家》等。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為日軍佔領。他未及撤退，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獄中數月，健康受很大損害。他在抗戰爆發後所作詩歌后收入《災難的歲月》(1948)。抗戰勝利後，回上海，在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教，並進行著、譯、研究等工作。1948年，因參加民主運動受國民黨政府通緝，再次去香港。1949年輾轉到達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工作。1950年2月8日因病逝世。他被稱為是“一個決心為人民服務的有才能的抒情詩人”(胡喬木《悼望舒》，1950年3月1日《人民日報》)。

戴望舒的創作發展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創作主要收集在《我的記憶》集的《舊錦囊》、《雨巷》兩輯內，這時詩作在藝術上保留著中國古代詩歌傳統及歐洲浪漫主義詩歌的痕跡，並具有明顯的法國象徵派詩人魏爾蘭等的影響，《雨巷》一首為此時期的代表作，詩作在對江南雨中小巷的抒情中，反映出大革命失敗後部分青年的壓抑心情，受到人們注意。當它在《小說月報》發表時，葉聖陶讚許作者“替新詩底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由此獲得“雨巷詩人”的稱號。第二階段的創作包括《我的記憶》集內《我的記憶》一輯、《望舒草》的全部以及《災難的歲月》集的前幾首。此時較多接受法國後期象徵派詩人耶麥、保爾福爾等人的影響，本人經過創作實踐，也對詩歌藝術建立了自己的見地。詩集《望舒草》中的《詩論零札》反映了他此時對詩歌的理解。如認為“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即不同於他第一階段的創作，不同於魏爾蘭，而接近後期象徵派詩人的觀念；又如對待韻律和形式，他反對“削足適履”或“選擇鞋子”，而主張“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即強調獨創。總之，這一階段詩歌數量較多，藝術上也較成熟，在他創作中最具代表意義，使他成為中國新詩發展中“現代派”(指主要以《現代》月刊為中心進行創作活動並形成了相近的藝術傾向的一部分詩人)的代表，較早就在中國出現的象徵派詩歌創作從神祕難懂到此時的為人理解或欣賞，有他的重要勞績。但這兩個階段的詩歌所表現的生活內容、思想情緒等都還有較明顯的侷限。一些論者，包括他的友人，曾指出其作品中“消極”、“狹窄”、“幻滅”、“陶醉”等因素。這既反映了在當時社會中一些有才智的青年的個人不幸、徘徊和憂鬱，也顯現了法國象徵派詩歌的影響。第三階段的創作，指《災難的歲月》集裡的大部分。抗戰開始後，他的詩歌從生活、情緒到藝術風格，轉向積極明朗。1939年《元旦祝福》一詩祝福祖國和人民，渴望自由解放。1941年在日寇監獄中所作《獄中題壁》和稍後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表現了民族和個人的堅貞氣節，對祖國的解放區懷著深情。現在見到的最後一首詩《偶成》，對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呼喚著“生命的春天重到”，“象花一樣重開”。這三個階段創作的發展，正反映了一個正直的、有高度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的真實而艱辛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