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拼音]:shouru fenpeilun
[英文]: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關於收入的來源和歸屬問題的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收入是由各有關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所有者在經濟活動中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服務,被認為是他們的收入的來源;而所謂分配,是指他們各自在提供生產要素的服務之後而獲得收入,從而在總收入中各自都有一定的份額歸屬於自己。
歷史發展
分配理論在古典經濟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有的古典派經濟學家(如D.李嘉圖)甚至把分配問題說成是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問題。古典經濟學的分配理論,有兩個特點:
(1)古典經濟學處在國內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尚未充分展開的歷史時期,不但能夠提出勞動價值理論,而且把分配理論與之聯絡起來。例如,A.斯密曾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利潤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在補償資本家所預支的工資之後的餘額,從而實際上認識到了剩餘價值的真正起源。又如,李嘉圖也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分析了工資、利潤、地租三種分配形式,從中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資本家、地主這三個主要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古典派經濟學家能夠以比較科學的態度來探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問題,從而使其收入分配理論具有相當的科學成份,為經濟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2)古典經濟學處在資本主義上升的歷史時期以及它所持的資產階級立場,又使得它往往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想化,把這種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看作是“自然的”、“合理的”和“永恆的”,從而使它的分配理論具有很大的侷限性。
隨著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激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從古典的階段轉入到庸俗的階段,這個庸俗化的轉變突出地表現在分配理論上。例如,法國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J.-B.薩伊,在其“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用“效用價值論”取代了勞動價值論,認為生產三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在生產過程中所提供的“服務”是各種收入(工資、利息和地租)的源泉,把三種收入分配歸屬於三種要素的提供者(工人得工資,資本家獲利息,地主獲地租)說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樣,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便完全被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掩蓋了。
19世紀70年代以後奧地利學派的F.von維塞爾,在主觀主義的邊際效用論和生產要素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歸屬論”的分配理論。按照他的理論,任何產品都是幾種生產要素的共同產物;而參與了某種物品的生產過程的每一種生產要素,都對生產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也應該從這個生產成果中獲取一份報酬。他提出運用數學的方法,把產品的價值分為若干份額,將這些份額分別歸屬於參與該產品的生產過程的每一種生產要素。他認為,這不僅說明了各生產要素的價值,還同時確定了各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土地等)在收入分配中所應得的份額。
19世紀末,美國經濟學家J.B.克拉克在生產要素論、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又結合運用生產率遞減律,提出所謂邊際生產率論來說明分配問題。他說,在其他生產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任一要素每增加一單位所帶來的產品增量將是遞減的,最後增加的一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最低,被稱之為邊際生產率,由它來決定各種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報酬。他運用這種理論來說明工人工資和資本利息,還把地租視為利息的特殊形態。他企圖用各要素的所謂生產率來說明各種收入的源泉以及生產要素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權利。如果說,在克拉克那裡,所謂“邊際生產率”是工資、利息等分配形式的唯一決定因素,那麼,在英國經濟學家A.馬歇爾那裡,邊際生產率僅只是它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為馬歇爾從其均衡價格論出發,把提供生產要素視若提供商品,把提供生產要素而獲得的“報酬”也視為一種讓渡價格;而作為一種價格,既取決於邊際生產率之類的需求方面的因素,也取決於供給成本之類的供給方面的因素。這樣一來,馬歇爾便用生產要素價格論,取代了收入分配理論。這一點影響非常深遠。當代西方經濟學至今仍承襲著這個傳統,把這種生產要素價格論奉為分配理論。
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分配理論
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問題變成了一個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問題。按照這個理論,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分配中所獲得的各種報酬(工資、利息和地租),也就是它們各自的價格,而各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取決於它的需求與供給這兩個方面。
各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它是由於消費者對企業的最終產品的需求而引起來的。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是大是小,據說取決於該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於是,勞動、資本、土地等不同種類的生產要素,便分別有所謂勞動邊際生產率、資本邊際生產率、土地邊際生產率等。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或邊際收益產品提高,將會吸引人們更多地開辦企業或擴大企業,從而擴大生產要素的需求;反之,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降低,會導致生產要素的需求下降。
然而,生產要素的價格,除了取決於需求方面的邊際生產率因素外,還取決於供給方面的邊際成本因素。所謂“邊際成本”,是指為增加最後一單位生產要素所支付的費用。如果某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每增加一單位所帶來的收益大於所支付的成本,則廠商將增加這種投入的數量;反之,則減少這種投入的數量。所以,生產要素的價格,是生產要素市場上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以資本這一生產要素的價格(利息)的決定為例。從需求方面看,投資者之所以願借入資本進行投資,是因為這種投資的邊際生產率會給他們帶來收益;從供給方面看,資本供給者之所以願貸出資本,是因為他為此獲得的報酬(利息)足以補償他對現在消費的犧牲,即足以補償其供給成本。從這個意義說,利息之多少又取決於資本的供給成本。因此,在資本這個生產要素的市場上,它的價格──利息取決於由資本的需求因素(資本邊際生產率)和供給因素(供給成本)二者所達成的均衡水平。圖 1中以y軸表示利息率水平,x軸表示資本的需求或供給的數額,D表示資本的需求曲線,S表示資本的供給曲線,E表示均衡點,O r表示均衡利息率,O Q表示在均衡利息率O r下投資的供求數額。如果利息率水平高於均衡利息率O r,則資本需求者將趑趄不前,而資本供給者將踴躍擴大供給,資本市場上勢必出現供過於求;反之,則出現供不應求。其結果,都將導致利息率回到它的均衡水平。
至於其他生產要素(土地、勞動)的價格決定,據說雖然也取決於它們的需求與供給,但各稍有特點。例如,土地這一生產要素被看成是資本的特殊形態,地租也被看作是利息的特殊形態。土地的需求,取決於土地邊際生產率。但土地的供給是有限的而且缺乏彈性,與資本的供給不同,因而租用土地所付的代價──地租是僅只取決於需求方面的因素──土地邊際生產率。可用圖2來表示,供給曲線S便是一條與y軸平行的直線。又如勞動這一生產要素的價格──工資,也取決於勞動的供求。勞動的需求,取決於所謂勞動邊際生產率。勞動的供給,則取決於:
(1)勞動者本人生活、教育、培訓的費用以及贍養家庭的費用;
(2)閒暇的效用。據說,工資率的提高會對勞動的供給產生兩種不同的效用,圖3中y軸表示工資率,x軸表示勞動。一是替代效應,即在一般情形下,工資愈高,會使人們感到閒暇的代價越大,人們寧願用勞動來替代閒暇,這時,勞動的供給隨之增加,勞動供給曲線S′S″從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動(從S′→C)。另一是收入效應,即在工資率提高到相當水平後,人們也覺得較為富裕,可以多享得閒暇,反而減少勞動的供給,導致勞動供給曲線反而向左上方倒移(從C→S″)。
上述各種分配形式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均衡價格論的基礎上,並且是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的。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中,並不存在所謂“完全競爭”,存在的是所謂“不完全競爭”或“壟斷競爭”。據說壟斷因素的存在,無論是出現專賣抑或專買,都給收入分配帶來一個重要影響,即出現了剝削。
在存在專賣的情況下,處於壟斷地位的生產者(大企業)可以確定產品價額,而處於買方的許多企業只能接受價格。圖4y軸表示價格,x軸表示產品的產量。MC表示產品的邊際成本,可視為該產品的供給曲線;MR P表示產品的邊際收益產量,可視為該產品的需求曲線;VMP表示該產品的邊際價值。當產量為Q時,MC和MR P相交於A,在A點上,產品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如果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任何一家企業的產量都不能影響產品的價格,產品價格O P便由MC和MR P兩曲線的交點A來確定,價格O P等於邊際收益或邊際成本。這時,邊際收益產量等於邊際生產實物量乘以邊際收益的乘積,而且邊際收益產量跟邊際價值一致。但在本圖所示的壟斷條件下,壟斷企業所確定的產品價格高於邊際收益,導致它的邊際產值高於邊際收益產量(VMP>MR P),使該企業獲得的利潤超過正常水平。這個超額部分(=P P′×O Q=P P′×P A),被稱之為剝削。
在存在專買的情況下,處於壟斷地位的企業可以確定投入要素的價格,而處於賣方的許多企業只能接受價格。如圖5所示,對該企業來說,MR P和VMP兩條線是一致的。它仍根據產品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來確定對自己最有利的購買量O Q,但並不據此而把投入要素的價格訂在O P水平上,而是根據市場的投入供給曲線S,把收購價格規定在與O Q產量相聯絡的O P′水平上(由於供給成本一般都低於邊際成本,故S處於MC曲線下方),於是,形成了一個由於壓低收購價格而帶來的剝削(=P P′×O Q=A B×O Q)。
總之,當代西方經濟學儘管對“壟斷”持譴責態度,斥其為剝削,但它所分析的剝削,以及它所分析的各種分配形式,都被錯誤地歸結為流通領域裡的現象,被割斷了它們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聯絡。
後凱恩斯派的分配理論
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中,以J.羅賓遜、P.斯拉法、N.卡爾多、L.帕西內蒂(1930~)為代表的英國後凱恩斯派提出了一種獨特的分配理論,在觀點上或方法上都與上述的傳統分配理論不同。他們有如下一些基本觀點:
(1)堅決摒棄傳統分配理論的理論支柱──邊際生產率論,認為它是完全錯誤的理論。他們認為:從方法上看,邊際生產率論一方面用生產要素的所謂“邊際生產率”來說明各自的“報酬”,另一方面又用各種“報酬”來測量各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完全陷入了一種迴圈論證;從理論上看,邊際生產率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資本、土地都和勞動同樣是價值或收入的源泉,但實際上它們的唯一源泉是人的勞動;邊際生產率論的一個基本命題是:各種生產要素之間,各種收入之間,以及它們各自的所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和諧”、“合作”、“公平”、“均衡”的關係,從而抹煞了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衝突與矛盾。後凱恩斯派認為,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及長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都揭示了這個理論的虛妄性。既然如此,建立在它上面的分配理論自然也是完全錯誤的。
(2)他們主張把分配論跟價值論聯絡起來,主張回到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去。他們認為,價值決不是象“邊際效用”那樣的主觀的、心理的範疇,它的客觀性與物質性體現在人的勞動上。他們認為,作為資本的商品和作為商品的商品,都同樣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其價值、價格都應還原為“有時間的勞動量”。為了確定商品或資本的價值,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企圖建立一個“標準合成商品生產體系”,以充當“不變的價值尺度”。這個價值理論,為後凱恩斯派探討資本價值、利潤率以及利潤與工資的相對份額等分配問題,提供了理論工具。
(3)他們主張用歷史的方法來分析經濟,認為收入分配問題總是取決於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制度因素”,特別是財產佔有制度。他們的這種歷史觀點,再加上他們的勞動價值論觀點,使他們在探討分配理論中,能夠提出資本家的資本收益乃是憑藉其資本所有權而獲得的非勞動收入的觀點,提出資本主義分配關係是不公平的而應予以改革的主張,從而觸及分配關係中的階級矛盾與衝突。
(4)羅賓遜、帕西內蒂等還建立模式來進一步分析現代資本主義下兩大階級之間的分配關係;並著重分析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率的增長如何影響國民收入在工資和利潤之間分配。他們把國民生產劃分為消費品生產和投資品生產兩個部門,把國民收入劃分為利潤和工資兩個部分,它們分別代表資本家和工人兩大階級的收入。他們關於分配關係的分析分兩個步驟進行:
第一步,他們假設:國民收入Y僅由工資W和利潤P兩部分組成;工人的工資W全部用於消費,資本家的利潤P全部用於投資I,儲蓄S全部來自利潤,工資中儲蓄的比率S W為零,利潤中儲蓄的比率S P為1。在上述假設(I=S=P,S W=0,S P=1) 下,消費品生產和投資品生產之間的比例關係,基本上反映出國民收入在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分配。他們根據上述假設提出了一個簡單模式如下:
Y=W+P(1)
S=S W W+S P P=I (2)
據此推算出:(S/Y)(1/S P)=P/Y=(I/Y)(1/S P) (3)
S/Y=P/Y=I/Y (4)
(4)式表明,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應等於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換言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將隨著投資率的提高而增長。
第二步,他們假設:工人的工資並不全部用於消費,也用一部分去購買債券、股票以獲得利息、紅利或股息;資本家也將一部分利潤用於消費,即S W>0,S P<1。他們分析的結果表明,在這新的假設下,國民收入中工資與利潤的比例,不再反映兩個階級在收入分配中所佔的份額,因為工人除了工資收入之外,還有一部分利息、紅利、股息的收入。他們的分析還表明,工人的收入會因有一部分利息、紅利、股息的收入而增長,資本家的收入會有所減少,但總消費需求、淨儲蓄都不受影響,因而上述模式在這裡仍可適用,利潤收入在國民收入份額隨投資率的提高而增長的這個基本趨向不會改變。為此,他們認為,只有採取某些“收入均等化”措施,才可在利潤收入份額增長的同時避免導致兩個階級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
後凱恩斯派的分配理論有如下幾個特點:
(1)它的收入分配論是與經濟增長論結合著的,它所研究的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國民收入在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分配問題。
(2)它的經濟增長理論基本上建立在J.M.凱恩斯的理論上,但它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會使兩個階級的分配關係惡化,而凱恩斯主義又缺乏一個分配理論,於是為了提供一個分配理論而又求助於古典派勞動價值論。所以,從理論上說,它的分配理論也是凱恩斯理論和古典派理論相結合的產物。
(3)它認為收入分配不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嚴重弊病,主張要加以改革;但它又認為資本主義生產製度必須維護。這種把生產與分配割裂開來並幻想通過改善分配狀況來“改善”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觀點,給它的分配理論深深地打上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烙印。
參考書目
M.C.Howard ,Modern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1979.
J.Tinberg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Policies,North-Holland,Amsterdam,1975.
S. Weintraub, ed., Modern Economic Though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