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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Tan Sitong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字復生，號壯飛，別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幼年喪母，遭繼母虐待。青少年時代，讀書雖頗廣博而屢試不第，通劍術，好任俠，遍遊西北、東南諸省，懷有濟世報國的大志。甲午中日戰後，受到極大的刺激，痛感國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上歐陽中鵠書》），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變法活動。一面融貫儒學、佛學和西學知識以及康有為的學說，撰寫《仁學》，闡述變法理論；一面在湖南從事於培養實學人才、興辦實業等，以求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協助湖南地方當局開設時務學堂。次年初，又與唐才常等在長沙組織南學會，創辦《湘報》，宣傳新學，推動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氣。七月到京師，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致李閏》）。不久，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拒絕出奔，慷慨陳言：“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流血者，流血請自譚嗣同始！”（《清國殉難六士傳》）遂被捕犧牲，為戊戌死難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是傑出的愛國志士，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仁學》“別開一種沖決網羅之學”（《致唐才常》），熱情宣揚民主與科學，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綱常名教和民族壓迫，甚至讚許通過起義、暗殺來推翻君主暴政。全書貫串救亡圖存的宗旨，表現了急進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觀點已經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傾向。儘管作者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還有模糊認識，對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動上未能超越維新派，但他的急進思想和為國家為改革英勇獻身的精神，對後來的革命黨人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譚嗣同留下了近200首詩。其中，大部分是他30歲以前的作品。這些詩作紀遊與詠懷相結合，“升峻遠覽以寫憂，浮深縱涉以騁志”(《三十自紀》)，常常在遊歷山川形勝時，抒寫其感時傷己的憂憤和濟世報國的壯志，如：《武昌夜泊》之預感社會危機:“但憂懸磬室，兵氣寓無形。”《出潼關渡河》、《覽武漢形勢》、《秦嶺》之歌詠“高吟擊楫”、“遠略未因愁病減”、“誓向沙場為鬼雄”的慷慨豪情。《述懷》、《夜坐》和《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等詠懷詩，反映了作者從一個追求“翱翔雲路”的青年到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士的成長髮展過程。後者寫於甲午戰爭前夕，表現了作者待時而起、澄清天下的強烈願望和急切心情：“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剩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崆峒》、《邠州》等詩，描摹景物雄奇開闊，同時展現了作者的胸襟與志懷。此外，《六盤山轉饟謠》、《罌粟米囊謠》反映了作者對苦難中的人民的關注與同情。譚嗣同前期詩滲透幽摯之思，慷慨之音，既具有強烈的個人抒情色彩，也傳達了窒息黑暗、動盪變革的時代資訊；或“紆徐愈婉”，或“激出彌勁”（《與唐紱丞書》），交織成幽邃沉雄、激越蒼鬱的藝術風格。有些作品著意刻畫衰頹淒涼的景象，流露了低沉黯淡的情緒，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與苦悶。也有些作品模仿晚唐、六朝詩風。

30歲後，譚嗣同轉向新學，投身變法運動，這對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的社會性、政治性更為具體、鮮明；二是鼓吹“詩界革命”，寫作“新學之詩”。前者如《有感一章》表達甲午戰後億萬人民無比悲憤的心情：“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阻風洞庭湖贈李君時敏》痛斥清政府迫害維新黨人的罪行，《秦淮河》、《自題山水畫扇》、《丁酉金陵雜詩》等揭露和諷刺清政府摧殘、出賣祖國的罪行。《獄中題壁》則以“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詩句，顯示了視死如歸的氣概。後者則同夏曾佑、梁啟超所寫這類詩一樣，“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非(佛、孔、耶)經典語不用”（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僻澀難懂，幾無詩味，如《金陵聽說法》等。對此，譚嗣同曾對人說：“爾為詩太奇誕，至不敢以示人。”（《致徐乃昌》）故所作寥寥。這類詩是譚嗣同等人追求思想解放、崇拜“新學”的產物，反映了他們在詩歌中表現新事物、新思想的強烈願望，企圖為傳統的詩歌找到一條新出路。與此相一致，在散文方面，譚嗣同也肯定和鼓吹“報章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