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夕

[拼音]：Xu Mei

中國清代貨幣理論家。字金門，號辛木，浙江海寧人。道光癸巳（1833）進士，曾任通州敦善書院講習。著有《真意齋隨筆》、《真意齋詩集》、《真意齋文集》、《鈔幣論》等，其中以《鈔幣論》影響較大。楣兄許槤（1787～1862），字叔夏，號珊林，也是癸巳進士，曾為《鈔幣論》寫序並加按語。這些按語成為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認為《鈔幣論》是許氏兄弟合著。

《鈔幣論》刊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是為批判王瑬的《錢幣芻言》而寫的貨幣理論專著，同時也是西方貨幣理論傳入前，中國貨幣金屬主義的代表作。書中批判了王瑬的名目主義貨幣理論和力主無限發行紙幣，鑄大錢，搜刮民財以“足君”的荒謬主張。

對鈔幣的看法

許氏兄弟認為紙幣有兩種，一種是可兌現的，即“以紙取錢”，另一種是不可兌現的，即“以紙代錢”。前者是“良法”，而後者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弊法”（《鈔幣論·通論一、通論三》）。他們認為，貨幣必須是具有價值的商品。金銀等之所以能作為貨幣，不在於形制或其他，而在於其本身具有價值。許楣還認為貨幣和其他商品相交換，必須按照彼此的價值等價交換。在許氏兄弟看來，不兌現的紙幣，只是價值很低的紙，不能代替金銀作為貨幣；金屬幣與不兌現的紙幣有貴賤之分，實虛之別，兩者不能混同。

對貨幣價值的看法

許楣認為，金銀與紙在價值上之所以有貴賤之分，是由於物“有盡故貴，無盡故賤”（《鈔利條論一》），即物的價值由數量決定。許槤則認為，“物之貴賤，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顛倒”；但如何“自定”，他不知道。許槤還根據“自定”論，糾正許楣的數量論，認為紙幣和金屬幣的流通規律是不同的。“多出數百千萬之鈔於天下，則天下輕之”（《造鈔條論七》），“驟增百萬即賤，驟增千萬則愈賤”（《鈔利條論一》）；而金銀則不同，“多散數百千萬之金銀於天下，天下必不輕也”（《造鈔條論七》）。

對王瑬貨幣觀點的批判

許楣批判了王瑬認為紙幣可以無限發行的觀點。王瑬認為，紙幣的價值由國家權力決定，因此“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錢幣芻言·錢鈔議一》）。許槤在按語中指出：“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雖盡蠲天下之賦可矣，如不能何！”（《鈔幣論·鈔利條論八》）。許槤還指出國家只能規定紙幣的票面價值，而不能規定它實際代表的價值：“鈔文一貫亦只是一貫，然能令商賈之必當千錢乎？”（《鈔利條論十》）許槤又指出，為財政目的濫發紙幣必然造成紙幣迅速貶值，不僅沒有王瑬所講的“大利”，而且使百姓的財富“即化為紙”，“貧民抱空票而婦子愁嘆”（《鈔利條論五》）；還使商品流通混亂，物價波動，錢莊虧空，給人民的經濟生活造成嚴重惡果。

對銀貴錢賤現象的分析

許氏兄弟認為白銀是最理想的貨幣，當時的貨幣制度是好的，出現銀貴錢賤的現象，不是由於幣制，而是由於“漏卮”，即由於鴉片輸入造成的白銀大量外流引起。因此。銀貴錢賤不是改革幣制所能解決的。王瑬提出行鈔禁銀，不但不能解決“漏卮”，還將“驅銀出洋”（《鈔利條論四》），加速白銀外流。

許楣、許槤兄弟對王瑬企圖用無限發行不兌現紙幣，以搜刮民財的荒謬主張的批判，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具有進步意義。但否定不兌現紙幣，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因為紙幣可以代替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紙幣的發行量不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也不會貶值。由於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發行紙幣的目的在於搜刮民財，總是導致通貨膨脹，而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又不具備穩定地發行不兌現紙幣的條件，所以許氏兄弟對不兌現紙幣持根本否定的態度，有其為歷史時代所侷限的客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