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阜西
[拼音]：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
[英文]：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的教育、建國後對舊有學校的接管和改造、教育改革與教育事業的調整、“文化大革命”對教育事業的破壞、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和調整改革、建國以來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進行闡述。
中華民族以勤勞、勇敢、富於革新的精神，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很早就發明了造紙法、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造福於人類。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裡，教育的發展是緩慢的，特別是從19世紀中葉，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後，中國的教育事業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教育的歷史轉折。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批判和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博採眾國之長，在3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進行了教育的改革。當前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的道路上，開拓前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的教育
建國前基本上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教育：一種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新民主主義的教育（見新民主主義教育）；一種是國民黨統治區奴化的、封建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教育（見國民黨統治區教育）。
建國前國民黨統治區的教育事業，十分落後，而且帶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色彩。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統計，1947年高等學校在校學生15萬人，1946年中等學校在校學生 179.8萬人，小學在校學生2285.8萬人。按當時全國 4.7億人口計算，平均每萬人中僅有高等學校學生3人，中等學校學生38人，小學生486人。全國80％以上的青壯年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通常在20％左右，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中勞動人民子女極少。幼兒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更為落後。
在舊中國的教育中，封建的私塾佔相當大的比重，城鎮私立學校中受外國津貼的所佔比重也比較大，而且學校的分佈也很不平衡。中等學校絕大多數設在縣城以上城鎮，有的地區，縣無中學，鄉無小學。高等學校有41％是設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漢、廣州六個城市，國立大學的40％、私立大學的46％是設在沿海地區。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很少。1946年新疆只有一所100名學生的新疆學院和8所中學，寧夏只有5所中學，青海只有 4所中學，西藏連一所中、小學也沒有。
但是，舊中國學校的進步師生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創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19年北京大學學生髮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投降賣國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後，中國教育界的進步力量，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1926年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師生參加了“三·一八”反帝愛國大示威，同年11月清華大學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成為清華大學地下革命活動的中心。1935年在北平爆發了偉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後來，中國各地學校師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廣泛地開展革命鬥爭。例如，1945年在西南聯合大學掀起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二·一”學生運動；在全國解放前夕，各地學校進步學生在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開展的護校鬥爭，等等。在學生運動中廣大青年和有志之士，與反動當局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有的英勇犧牲，為爭取社會進步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學生運動中的骨幹分子，經過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培養，後來大多數都成為黨的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
舊中國的教育界為中國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也不乏其人。如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共產黨員楊賢江，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寫作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綱》，在教育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的力圖促進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並組成各種教育團體，進行教育試驗，積累了一些辦學經驗，培養了一批人才。著名的如蔡元培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主張，黃炎培等人發起成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陶行知創立的生活教育社，等等。他們提出的主張和教育工作的實踐，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對中國的教育事業有相當的影響。
建國後對舊有學校的接管和改造
建國之初，全國人民面臨的任務是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與此同時必須對舊有教育事業進行改革。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為改革與發展教育事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全國解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各級公立學校，採取了“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辦法。1950年12月，按照政務院《關於處理接收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接管了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21所，中等學校514所，初等學校約1500所，收回了中國的教育主權。1952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人民政府接辦，改為公立。此項工作到1956年才基本結束，共接辦了私立中等學校1412所、小學8925所。還有65所私立高等學校，在1952年開始的院系調整中全部改為公辦。
在接管和接辦舊有學校的過程中，進行了教育改革。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強調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對舊教育進行改革的主旨是按照1949年9月1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要求，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當時中國教育工作的任務，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老解放區的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的經驗，藉助蘇聯的教育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因此，在這時期，對舊有學校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完全是必要的。最初人民政府宣佈廢除了國民黨設立的“黨義”、“公民”、“軍訓”、“童子軍”等課程和教材，開設了“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新課程。從1950年末開始，結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對師生進行了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教育，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流毒，清理以親美、恐美、崇美為主要內容的帝國主義奴化思想，並開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運動。另外，當時還實行了“向工農開門”的方針，政務院頒佈了《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這對於改造舊教育都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徹底改革舊有的學校教育，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學習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並對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
學習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建國初期，中國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而且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封鎖，只有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可以借鑑。所以，各級各類學校都學習了蘇聯的教育理論和教育經驗，有組織地翻譯了蘇聯的各科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和各種教育文獻資料，聘請了蘇聯專家。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1950年創辦和改建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蘇聯先進的教育經驗，結合中國實際，對於清除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影響，改革不合理的教育體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曾出現了結閤中國的實際不夠，生搬硬套的偏向。
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也是在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過程中進行的。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在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指導下，進行了院系調整。當時以華北、華東、中南地區為重點，實行全國一盤棋，儘可能使學校的佈局合理。在院系調整中，使大多數省份都有一所綜合大學和工、農、醫、師等專門學院；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改造成多科性工業大學，並加強了綜合大學和師範院校。這對於改變舊中國高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使教育適應經濟建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在舊中國，高等教育中的法律、文科的比重太大，應該適當調整。但是，當時對文科一些專業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認識不夠，不適當地把這些專業砍掉，致使財經、管理、政法、哲學社會科學多數學科、專業受到嚴重削弱，這是錯誤的。在院系調整中，對高等學校的專業也進行了調整，但是也出現了文科與理科、理科與工科分割的現象，有些學校專業設定過細、專業面過窄，這也是一個缺點。
教育改革與教育事業的調整
為了糾正在學習蘇聯經驗過程中出現的缺點，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針對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為了克服教育工作中忽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傾向，毛澤東還強調要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並指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當時，正是按照毛澤東的上述指示進行了教育改革，然而，隨後進行的反右派的鬥爭，雖是必要的，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傷害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給教育事業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此後，中共中央又於1958年4月召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教育方針，批判教條主義、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批判脫離生產和脫離實際以及忽視政治的“錯誤”，隨即發動了“教育革命”，並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交織在一起，持續了三年之久。當時，是試圖突破蘇聯教育經驗的侷限性，走自己的路。同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釋出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為了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必須採取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全面規劃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原則。在全國統一的教育目的下，辦學的形式應該是多樣性的，即國家辦學與廠礦、企業、農業合作社辦學並舉，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並舉，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並舉，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業餘學校並舉，學校教育與自學（包括函授學校、廣播學校）並舉，免費的教育與不免費的教育並舉。並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在以勤工儉學、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中心的“教育革命”中，繼反右鬥爭之後，又錯誤地批判和傷害了一批知識分子。同時，由於教師和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政治運動過多，忽視了課堂教學與教師的主導作用，打亂了正常的學校秩序，降低了教育質量；不顧主客觀條件，提出三、五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張，造成了教育事業的盲目發展。
但是，在當時，劉少奇提出的“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主張，對教育的發展還是起了積極的影響。如各地採取多種辦學形式開展半工（農）半讀、勤工儉學，創辦多種職業學校，為中國後來教育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途徑。此外，當時在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教育實踐中，也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如清華大學完成了北京密雲水庫和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工程設計，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參加了首都十大工程的美術設計，北京大學與有關單位聯合研製成功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等等。
為了糾正1958～1960年出現的“左”傾錯誤，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教育工作在貫徹“八字方針”中，從1961～1963年也對教育事業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高等學校由1960年的1289所裁併為 407所，在校學生由96萬人壓縮到75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併為1355所，在校學生由 221.6萬壓縮到45.2萬人。普通中、小學也作了較大的調整，1958年興辦的半工（農）半讀學校（包括農業中學）大部分被砍掉。同時還裁併了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45萬多人，教職工43萬多人。
在調整教育事業的過程中，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指示，草擬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和（《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總結了建國以來教育工作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1961年6 月15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試行“高教六十條”的指示中強調指出：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社會活動的時間應該安排得當，以利教學；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服務;正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高學術水平；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充分發揮校長、校務委員會和各級行政組織的作用；做好總務工作，保證教學和生活的物質條件；改進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試行“中學五十條”和“小學四十條”的指示中指出:中、小學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的基礎;提高中、小學的教育質量，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任務，應該把這個問題擺到黨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在中、小學階段，必須十分注意德育；在智育方面，小學階段必須注重語文和算術的教學，中學階段必須注重語文、數學和外語的教學；中、小學校還要適當注意體育；各級黨委必須加強中、小學教育的領導，充分發揮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行政領導的作用，改進教學計劃，抓緊教材建設，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切實辦好師範學校。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概括了建國以來教育工作的經驗，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
在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後，從1963～1965年，中國教育事業得到了穩健的發展。據統計，1965年高等學校達到 434所，在校學生達到67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達到1432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5％。1964年在劉少奇的倡導下，半工（農）半讀學校取得較快的發展，成為中國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65年全日制高等學校試辦半工半讀班次的有177所，在校學生達到4.4萬人；獨立設定及工廠、農場、人民公社試辦的半工半讀高等學校10所，在校學生達到 2.9萬人；半工半讀中等學校和農業中學在校學生達到 433萬人。成人教育也有較大發展，成人高等學校在校學生達到41萬人，成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達到 354萬人，成人初等學校（包括掃盲班）學生達2960萬人。
“文化大革命”對教育事業的破壞
建國後的17年，中國的教育工作，雖然也曾出現失誤，特別是“左”傾的錯誤，但是大部分時間內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1966年5月，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左”傾錯誤論點，炮製了一個教育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全盤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後，於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縱下編造的一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又對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謬的“兩個估計”：一是所謂教育部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二是說什麼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教育領域在十年動亂中，成為重災區。各級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特別是一些學術上有成就的專家、教授，均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有的被迫害致殘、致死。教育事業也受到嚴重破壞，不僅耽誤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質量急劇下降。
高等學校由1965年的434所減為1971年的328所，減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銷，原有財經院校18所被撤銷16所。被撤銷、裁併、搬遷的院校都遭到嚴重損失。在十年動亂中，高等學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1970年和1971年開始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每年只招 4.2萬人。後來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學生大多數只有相當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學制由“文革”前的4～6年縮短為2～3年。學生在校期間主要的任務是所謂“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開門辦學，上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所以也並沒有學到多少知識，名為大學畢業，實際上並沒有達到大學本科、專科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估計為國家少培養了10萬名研究生、 100多萬名合格的大學生、專科畢業生和200 多萬名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因而，造成了人才青黃不接、知識匱乏的嚴重問題。
由於批判了劉少奇倡導的“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造成了中等教育的結構單一化，職業中學和農業中學一掃而光。成人教育機構系統也基本上被搞垮。普通中、小學，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實行“開門辦學”，頻繁地下鄉、下廠、下連隊，學農、學工、學軍；以及批判“智育第一”、“師道尊嚴”等等，造成了“讀書無用”的不良風氣，嚴重降低了學生的學業水平。中、小學畢業生，實際多數達不到畢業程度。各級學校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劇下降。許多青少年學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不清是非界限，有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十分嚴重。
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和調整改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教育戰線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進行撥亂反正。鄧小平1977年4月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清理“左”傾指導思想，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主持教育工作時期，對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見。1977年9月19日，他指出“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對1971年“四人幫”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應該進行批判。此後，這個會議紀要，於1979年3月，由中共中央根據教育部的報告，正式予以撤銷。1978年4月22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講了話。這次講話，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教育方針和對教育工作的要求。教育戰線在撥亂反正過程中，調整了各級學校的領導班子；重新頒發了大、中、小學《條例》；重申了辦好各級重點學校;加強了教材建設;平反了歷次運動中特別是“十年動亂”中製造的冤、假、錯案，調動了教育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為了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 克服“左”傾指導思想， 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1979年和1980年曾召開過三次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會議。1979年1月國家科委、教育部和農林部聯合召開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工作會議，1980年1月教育部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研究了教育事業的調整工作，總結了建國以來教育工作的經驗。1980年12月教育部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著重分析和批判了“左”傾錯誤對教育工作的影響。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對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確定了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在他的倡導下，教育被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並在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予以確定。與此同時，各級黨委和政府都把教育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逐年增加了對教育的投資。
（2）提高了教師的社會地位，鄧小平在1977年8月3月《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中和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都特別強調要尊重教師，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並明確提出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中共中央還多次指示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並決定恢復評定教師職稱的制度，建立學位制度。
（3）加強了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談話》中指出：必須批評思想戰線出現的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改變思想政治工作中渙散軟弱的狀態。為了貫徹上述精神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教育部於1981年8月召開了全國學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聯絡學校實際，研究瞭如何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84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和全國教育工會聯合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按照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和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研究瞭如何適應新形勢，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這一時期對教育事業作了調整：
（1）對教育結構開始進行調整。在中等教育方面，主要是恢復和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改變中等教育單一化的狀況。1979年教育部和國家勞動總局經過調查研究，提出了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方案，經過試點後，1980年9月草擬了《關於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同年10月，國務院批准了這個報告。到1981年底，全國普通高中的校數和學生數大大減少，職業學校迅速發展。據統計，全國城市職業中學（班）、職業學校在校學生達到21.3萬人，農業中學在校學生達到26.8萬人，佔高階中學在校學生總數的23.8％，初步改變了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的狀況。高等教育的結構，自1980年起，開始逐步增加政法、財經和工科中輕紡、食品等科類的招生比重。財經類的比重，由1976年的1.1％增加到1981年的4.5％，在校學生數也由1.2％增加到3.3％。政法類招生數，也由0.1％增加到1.3％，在校學生由0.1％增加到0.8％。1982年和1983年，對上述教育結構又進一步作了調整;主要是又發展了一批中等職業學校，增加了高等學校文科的比重，新建了一些職業大學。
（2）加強了教育事業中的薄弱環節。如：a.加強了幼兒教育。198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兒童和少年工作座談會。要求全黨全社會都要重視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並指出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一項戰略任務。同年5月27日，國務院托幼工作領導小組和全國婦聯召開了北京、天津地區托幼工作者代表會議，進一步推動了全國託兒所幼兒園工作的開展。b.重申普及小學是一項大政。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普及小學教育作為國家四化建設的一項根本任務來抓，並要求全國在80年代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此後，全國大多數省份都加快了普及小學教育的步伐。c.加強了成人教育。1979年11月，教育部、農業部和共青團中央、中國科協聯合召開了農民教育會議，對農民教育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198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國務院召開了全國職工教育會議，提出對職工要實行全員培訓，做到思想、計劃、組織、措施“四落實”。為了更廣泛地開展成人教育，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於1979年開始招生；1981年又決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製度，並在北京、天津、上海、遼寧四省、市進行試點後，逐步向其他省、 市推廣。d.加強了少數民族教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和國家民委《關於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1981年2月教育部和國家民委聯合召開了民族教育會議，研究和確定加強民族教育的方針、任務和具體措施，推動了各級各類民族教育的發展。e.加強了留學生的工作。教育部和外交部等有關單位聯合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了相應的措施。f.加強了研究生的培養工作。1981年以後，建立了培養高階人才的學位制度。招收研究生的人數，到1981年底共 2萬多人。1982年後，招收研究生的人數不斷增加，1983年招生達 3.7萬多人。
在開創教育工作新局面中，許多地區進行了教育改革的嘗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了各種教育事業。其中，有多種形式的職業學校、職業大學、短期大學和大學分校等等。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大學正在進行改革;其他地區和有些學校也在進行改革的試驗。這些改革，將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教育質量的提高和教育結構的合理化。比如：初步改革教育管理體制，廣開教育經費的來源；改革學校管理制度，建立崗位責任制，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有利於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學校教學、科研面向社會、經濟、技術工作的實際問題，有利於教育更密切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等等。1984年5月15日， 趙紫陽在全國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更加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加強智力開發，不斷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各級政府應當把教育體制和科研體制的改革，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抓。”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為此要把發展基礎教育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改革招生計劃和分配製度，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建國以來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84年，中國的教育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歷程。這期間雖然在工作中有不少失誤，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遭到嚴重破壞；但是從全域性來看，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1949～1983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為國家培養了1600多萬建設人才。其中，普通高等學校由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805所;本、專科在校學生120.68萬人，比1949年增加 9倍多，共計培養本、專科畢業生411.02萬人，等於舊中國36年畢業生總數的19.5倍;培養了畢業研究生4.18萬人，尚有在校研究生3.71萬人;派出留學生2.7萬人，加上自費留學生共有3.4萬人。中等專業學校已發展到3090所，在校學生114.33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近4倍；培養了畢業生722.4萬人。各種型別的成人高等學校(包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夜大學、函授大學)、成人中等專業學校的畢業生約 500萬人。以上這1700多萬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是中國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依靠力量，他們正在發揮著骨幹的作用。
（2）普通教育也發展得相當快，為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和勞動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據統計，到1983年，全國共有普通中學9.65萬所，在校學生達到4397.73萬人，比1949年增加41.3倍;共有小學86.22萬所，在校學生達到13578萬人，比1949年增加4.6倍。學齡兒童入學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加到94％。有的地區，如上海市郊區(縣)、江蘇省蘇州地區、山東省煙臺地區、吉林省延邊地區、廣東省佛山地區以及有些大中城市，不僅普及了小學教育，而且正在普及初中教育。幼兒教育也發展得很快，1983年全國共有幼兒園（包括獨立設定的）13.63萬所，在園幼兒1140萬人，比1950年增加87倍。
（3）職業教育的網路正在形成。到1983年，全國職業學校已有5481所，在校學生122萬人（其中農業中學4073所，在校學生68萬人）。據18個省、市統計，各地職業學校設定了近 400個專業和工種。1983～1984年職業大學發展得很快，已達60多所。技工學校和就業前的培訓也有較大發展。有的地區，如遼寧、山東、江蘇、上海等省、市，一個從初級到中級(包括中等專業學校)、高階的職業教育體系正在形成。
（4）建國以來成人教育得到普遍的發展，特別是1984年前後，全國城鄉興起了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為目標的群眾性的讀書自學活動，參加自學活動的職工達到三千多萬人，成人教育的發展方興未艾。1983年全國共有多種型別的成人高等學校1196所（其中，廣播電視大學29所，職工大學841所，農民大學4所，教育學院和教師進修學院304所，獨立函授3所，管理幹部學院15所)，普通高等學校舉辦高等函授教育的有 155所，辦夜大學的有 169所，同時舉辦函授、夜大學的有54所。成人高等學校在校學生共112.84萬人。自從1981年建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製度以來，全國有25.9萬人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已頒發 11.38萬張合格證書。1979年創辦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以來，已有16萬人畢業，有20萬人單科結業。全國中等成人教育在校學生達974.75萬人（其中成人中等技術學校在校學生236.57萬人，包括農民 200.8萬人，成人中學在校學生646.52萬人），各類成人學校學習時間在一年以下的短訓班、進修班在校學生527.69萬人，全國成人初等學校在校學生817.24萬人。1949～1983年，全國已掃除青年文盲 1.5億人。1983年全國約有650萬人參加識字學習。
（5）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高等學校也是全國科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軍，為國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57年高等學校有 6項自然科研成果獲得國家科學獎金。1982年7月國家科委評選的自然科學研究 122項重要成果中，高等學校（包括與其他系合作的專案）獲獎56項，其中一等獎 4項。自1978年國家恢復頒佈發明獎至1983年止，高等學校在國家批准的642項發明獎中佔170項，為全國獲獎總數的26.5％。這些獲獎專案絕大多數已被推廣應用，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其中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成果得到的經濟效益 5億元。1984年前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每年進行的科研專案約有三、四千項，被鑑定的成果每年有 300餘項，其中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的約佔50～60％，填補了國內空白的約佔10～20％，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約佔20％。
高等學校的文科科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在6萬多名文科教師中，有4000多名專職研究人員，有130多個研究所，300多個研究室，學報280種，專業性刊物50餘種。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力量，80％是在高等學校，其中有許多著名學者、專家，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中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研究成果，為各項事業的改革與發展，發揮了參謀作用。
（6）各級學校的教材建設保證了教學的需要。建國以來，共編輯出版了六套中、小學教材。第一套是1951年修訂改編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材，第二套是1954～1956年編寫的中、小學十二年制教材，第三套是1960～1961年編寫的十年制中、小學實驗教材，第四套是1961年開始編寫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材，第五套是1977～1979年編寫的十年制中、小學教材，第六套是1982年開始編寫的六年制重點中學課本。在編寫每套教材的同時，都編寫了與之相適應的各科教學大綱和教學參考書。例如在1977～1979年編寫的一套32種課本 106冊的教材，同時還編寫了教學大綱19種，教學參考書27種90冊。這些工作為中小學的教材建設打下了基礎。
高等學校的文科教材，從1961～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編出73種 187本教材和參考教材。1978年以後，先後由有關部門制訂了四批教材編寫計劃，共 430多個專案，已完成了70％以上。
高等學校理工農醫各種教材，是從1958年開始編寫的，到1961年全國理工農醫高等學校 530多個專業中，就有360多個專業統一選編了教材。中等專業學校340個專業中，有 300個專業統一選編了教材。1977～1982年，30個部、委、局，34個出版社，共編審出版了2881種教材和教學參考書（其中包括中等專業學校教材 682種，技工學校教材50種），初步滿足了教學的需要。
（7）建立了一支社會主義教育的教職工隊伍。到1983年，全國大、中、小學和幼兒園共有教職工 1186.75萬人，約佔全國職工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專任教師923.4 萬人。據1983年的統計，在普通高等學校的35.8萬教師中，有教授5282人，副教授 31782人，講師149987人，共計187051人，相當於1965年講師以上人數 37088人的 5 倍以上。中、小學教師經過近來的整頓、考核和培訓，素質有新提高。1984年起，正在採取措施，改革師範教育，把已有的197所高等師範學校、861所中等師範學校辦好，並有計劃發展師範教育，以適應普及小學教育，發展中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的要求。
（8）逐步改善了辦學條件和校舍、裝置。建國以來，為各級各類學校修建了大批校舍、購置了各種教學裝置和圖書資料。1977年以來，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指示，逐年增加了教育經費。1979～1981年，教育經費在國家事業經費中的比重由9.95％提高到13.5％；教育基本建設投資佔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提高到3％。除了國家投資外，各企事業單位、農村集體組織、機關團體、愛國華僑等，也投入不少資金。從1978年中央和各地成立電化教育機構以來，逐年增加了電化教育設施。1984年電化教學比較經常並設立電教機構的學校約 16000多所，其中高等學校近500所，佔高等學校總數的70％；中等師範300所，佔中等師範總數的40％；中學7000所，佔中學總數的7.5％;小學7000所，佔小學總數的0.88％。有一些學校正在陸續開展電子計算機的教學。
（9）廣泛開展了教育外事國際交流。在50年代，中國的教育國際交流主要是在蘇聯東歐等國之間進行。派出的留學人員主要是去蘇聯。據統計，先後派往蘇聯的留學生和進修生9106人，派往其他國家的較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1984年前後已向54個國家派出了公費留學人員 18500多名，已經學習結業回國的有7000餘人。還有自費留學生7000多人，正在國外學習。同時還接待了來自世界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地區的大批外國留學人員。1983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人員5000餘人，其中學習2～5年的有2000多人。應28個國家的聘請在外國高等學校任教的有 120多人，主要的是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之外，尚有許多學者、專家應聘出國短期講學。中國教育系統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的活動日益廣泛，僅1979～1982年就有370次，839人。1984年，中國已有106所高等學校同外國151所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校際聯絡，互換留學人員、進修教師、學者、交流資料、學報、學術論文，並進行教學、科研方面的合作。有的中、小學也同外國的同類學校建立了校際聯絡。通過與世界各國的教育、學習交流，對提高中國的教學、科研水平，瞭解世界的教育、學術動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中國的教育，在建國後35年中，雖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許多問題。“左”的思想還未完全克服，教育體制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教育結構還不合理，管理過於集中，有一部分師資的水平不高，教育的發展緩慢，有些學校教育質量較低，還有2 億多文盲，幼兒教育落後，小學教育還有不少地方沒有普及，等等。中國正在按照鄧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進行全面的教育改革，開創社會主義教育的新局面，努力建設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