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宗師

[拼音]：Xu Guangqi

中國明代科學家，溝通中外文化的先驅者。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後累官翰林院檢討，禮部侍郎，禮部尚書兼文洲閣大學士。

徐光啟生活在明王朝瀕於覆滅的前夕。當時，國內朝政腐敗，土地兼併日盛，水旱蟲災頻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加之外有西方殖民主義者和倭寇乘機劫掠侵逼，國勢衰頹，民不聊生。他感憤於此，在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後，便潛心向天主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1552～1610）學習天文、歷算、火器等現代科學知識，欲以此富國強兵。後雖居高位，猶孜孜不懈地考察經濟，鑽研科學，特別關心農業。同時，通過譯著自然科學書籍，為引進和傳播西方科學技術作出了傑出貢獻。可惜，他的大多數濟世主張常遭豪門貴族阻撓，難能實現。其傳世著作現編有《徐光啟集》、《農政全書》、《徐光啟著譯集》以及由他主持編成的《崇禎曆書》。

徐光啟一生中特別重視農學，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晚年之作的《農政全書》中。該書共60卷、12大類，50餘萬字，在他死後經陳子龍等整理修訂，於崇禎十二年（1639）刊行。書中既輯錄有大量的歷史與當世的文獻，也總結了徐光啟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含他的富民強國的經濟思想。

農業是富民強國之本

徐光啟認為財富就是糧食和布帛。而貨幣只是財富的象徵，並非財富本身。由此他得出了“農者，生財者也”（《徐光啟集》）的結論，並指出中國貧窮的原因就在於曠土不耕，人多而不能生谷。為發展農業生產，他提出了移民墾荒和開發水利的正確主張。在他看來，增加糧食生產，從而改變南糧北調的不合理局面，最經濟便當的辦法就是依賴富戶大量募民去西北開墾水田，並“均浙、直之民於江淮、齊魯，均八閩之民於兩廣”（《農政全書·農事》）從事拓荒。同時，在中國南北普及植棉與紡織技術，以解決由於南方織布缺少原棉，北方產棉不會織布，致使南棉北布價格極不合理的現象。他還認為，欲墾荒拓田，水利必須當先，“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利則無田矣”（《凡例》），為此，《農政全書》特地以 9卷的篇幅來設計開發各地區的水利，還介紹了他和熊三拔合譯的《泰西水法》。

運用近代科學技術、發展農業生產

在《農政全書》中，徐光啟不僅雜採眾家之說使許多珍貴的技術經驗得以保留，尤為突出的是以其平生積累的大量資料，用近代的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分析總結，由此提出解決經濟問題，促進農業生產的創新意見。這方面的重要貢獻有：蒐集整理分析了從春秋至萬曆前兩千多年間一百一十一次蝗災記載，得出了蝗災高發時間與地區分佈的普遍規律；運用地理學知識，闡明瞭“風土”和作物分佈的關係;並用“緯度”這一科學概念論述了地區緯度不同，寒暖有別，種藝之法當據此確定的道理；從科學上破除了傳統的二十八宿決定農作物分佈的形而上學觀點。他還通過親自栽種，為推廣新作物、新品種總結出了新鮮經驗，如棉花的樹藝法，甘薯的“十三勝”（即十三個優點）和留種條件等。這些寶貴的知識，後世皆廣為流傳。此外，他對於把近代天文、氣象和算學知識用之於農事將會得到的經濟效益，也作了精闢的概括。如他指出:把曆象知識用之於晴雨水旱的預報，於民生財計大有利益；精於算學，明於度數，無論是測量田地、疏浚河渠，築堤灌田，還是製作機械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利民生。

做好備荒、救荒

明代的水旱蟲災，其嚴重程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徐光啟對其危害瞭解至深，所以，他在積極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十分關注備荒、救荒。他在《農政全書·凡例》中為防治災害造成的凶飢，提出了“預弭（事先採取積極措施以祛民害）為上，有備（節約、積糧、貿通有無）為中，賑濟（計戶給米，救濟饑民）為下”的三原則，若“預弭”不及，“有備”有失，“賑濟”不繼，還可用木葉草實以救民困。所以他把明周定王的《救荒本草》編進了《農政全書》，並對其中三十餘種一般人所不熟諳的草木，親予品嚐。

由於徐光啟認為土曠人多又不能生谷是國家貧窮之源，因此他還研究了人口增殖規律和解決人多的辦法。他提出了在正常情況下，人口大抵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觀點。對於眾多的人口，包括靠祿米供養的皇室兒孫，都應趣農就本。他提出的人口增殖規律，儘管是從明王朝三百一十年宗室人口繁衍之數推算而來的，未做科學論證，但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人口增殖率概念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