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元條法事類

[拼音]：chunqiu zhanguo shiqi jiaoyu

這一時期(公元前770～前221)是中國奴隸制社會解體和封建制社會形成的時代。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進入官學衰廢，私學興起的新時期。西周末年，奴隸主貴族的官學已經形同虛設，昔日莊嚴神聖的官學出現了學生無心讀書，整天遊蕩嬉戲的局面。這是奴隸主貴族壟斷的“學在官府”日趨沒落的反映。到了春秋時期，連虛設的官學也幾乎不存在了。古史資料關於春秋時期官學的記載只有兩條：一條是《詩·魯頌·泮水》中曾提到魯僖公立“泮宮”；另一條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傳記說鄭子產“不毀鄉校”。當時有些諸侯公開地說:“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左傳·昭公十八年》)這不僅是因為奴隸主貴族不可能再壟斷學校；同時，也是由於奴隸主貴族學校不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因而官學必然地要衰廢。春秋中期以後，諸侯國勢力的強大，迫使周天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新興的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中逐步取得了政權，這些是奴隸制官學衰廢的歷史背景；而“士”的出現，則是私學興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會基礎。

士階層的形成及私學的興起

“士”，是春秋時期新出現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中有文士、武士，也有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從奴隸主貴族遊離出來的，有一些是屬於平民階級，也有一些是屬於新興地主階級，以及獲得解放的奴隸上升為士的。周平王東遷時，王宮裡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在公元前 675年、前635年和前516年，先後發生了爭王位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馬氏流落到晉國，以後又分散到衛、趙、秦諸國。還有一部分文化官吏和百工，帶著宮廷的典籍逃亡到楚國。《論語·微子》記載了周天子宮廷中掌管禮樂的官吏紛紛出走的情況：大樂師摯到齊國，二樂師幹去楚國，三樂師繚到蔡國，四樂師缺去秦國，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入居漢水附近，少師陽和擊磬的襄移居於海邊。這些文化官吏由於失去了世襲的職守，流落於社會之後，成了歷史上第一批專靠出賣知識餬口的士。據有的人分析，其中有些人可能作了私學的教師。

在社會階級關係不斷分化集結的過程中，士階層有了新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貴族統治者或新興地主階級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爭先“招賢納士”。當時，士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士無定主”，因而成了統治者競相爭取的物件。春秋初期，出現了“養士”之風，如《國語·齊語》中說，齊桓公養遊士80人；“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到了戰國時期，“養士”之風就更為盛行，諸侯國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為士眾所歸。尤其是齊威王和宣王建築了高門大屋的稷下學宮，“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史記·田齊世家》中記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隨著階級鬥爭的深入，士階層中有些人抱殘守缺，墨守成訓，有些人則轉變成為批判舊奴隸制、批判舊文化的思想先驅。士階層產生、發展和分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產生、發展的過程。

從春秋時期階級鬥爭發展的形勢及士階層形成的歷史來看，有人認為私學在春秋初期就應該產生了，然而尚無確鑿的史料證明。但春秋中期已經有了私學，是可以肯定的。《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鄭國鄧析辦私學的事蹟。鄧析私學不講詩書禮樂這套舊課程，講的是自著的《竹刑》，專門教人打官司“學訟”；《列子·仲尼》中，記有鄭國伯豐子也和鄧析同時開辦私學。這些都是在孔子私學之前。魯國少正卯和孔子同時在魯國辦私學，傳說少正卯的私學名聲也很大，曾把孔子私學的學生吸引過去，幾乎使孔子私學垮臺。到了春秋末期，私學日愈興盛。儒墨兩家的私學，是當時的“顯學”。

儒家學派

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教育上影響都較大的一個學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丘、孟軻、荀況等。

孔子私學

孔子大約在30歲時，開始講學，創辦了儒家學派的第一所私學。顏淵、曾點、季路等就是他最早的學生。孔子平時在曲阜城北的學舍講學，出外遊歷時，弟子們也緊相隨。孔子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名聲，弟子也就越來越多，孔子私學成了規模很大的教學團體。孔子開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教育的物件，不分地區、不分貴族與平民，都可以入學。孔子私學的學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組成的，據近人考證，孔子學生真正來自貴族的，只有南宮敬叔、司馬牛和孟懿子等少數幾人。孔子私學教育的物件從貴族推廣到平民，適應了當時士階層的興起，順應了文化下移的歷史潮流，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孔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學而優則仕”，培養從政的人才。“學而優則仕”包涵著這樣的意思，即不學，或者雖學而不優，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孔子用它來補充世襲制，這一點對於奴隸制傳統是有所突破的，對以後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私學，以六藝作為教育的內容。這是儒傢俬學有別於墨家、法傢俬學的基本特徵。孔子私學裡主要的科目是“詩、書、禮、樂”，目的在於灌輸奴隸主階級的政治、道德思想，是為了“復禮”。但是，孔子私學所傳授的也不都是宣揚奴隸主階級意識形態的東西，其中一部分是關於自然科學的知識，以及反映了勞動人民對奴隸主貴族的反抗、控訴的材料。例如：《尚書》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據清代顧櫟高的《毛詩類釋》中的統計，《詩經》講到的動植物達 334種，而且記錄了大量關於動植物的形態、物性、栽培和飼養的方法。孔子通過辦私學，把奴隸主貴族壟斷的六藝推廣到平民中去。孔子私學裡，要求學生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而特別重視道德教育，而且積累了不少經驗。首先是重視樹立學生的道德信念，並予以感情的陶冶與意志鍛鍊，使之成為自覺的行為習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教育的客觀規律的。在春秋末期，孔子私學的規模最大，存在了40多年，弟子3000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這是其他學派的私學所不及的。它在學術思想上的貢獻和影響，也是當時沒有哪一傢俬學可以相比的（見孔丘）。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在教育上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私學和荀子私學。他們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教育學說。

孟子私學

戰國中期有很大影響的學派。“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明人倫”。孟子私學特別重視人的內在能力的培養，主張發揮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內發的作用。這種理論是神祕主義的，但觸及了制約教育的內在發展規律。孟子私學的這些理論和經驗，成了後世儒家教育的經典（見孟軻）。

荀子私學

戰國末期集大成的學派。荀子15歲時，到稷下學習，後來又在這裡長期執教，曾三次被尊為稷下學宮的“祭酒”，成為資望最高的“老師”。荀子打破了“儒西行不到秦”的慣例，帶著學生到秦國訪問。他晚年到了楚國，春申君派他當了蘭陵令，後來留居蘭陵，講學著書。荀子私學恰與孟子私學相反，把教育看作是“外礫”、後天的過程。所以強調“化性起偽”。荀子私學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知識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經典的傳授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西漢的許多經學大師，在學術思想上大多是淵源於荀子學派。荀子私學，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教師有絕對權威，因而能夠培育出像李斯、韓非這樣在當時屬於第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論家（見荀況）。

墨家學派

它在春秋末及戰國時期和儒傢俬學並稱為“顯學”。墨家學派成員多數來自社會的下層，有些人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墨家創始人墨子，早年受過儒家教育，做過宋國的大夫。他北至齊，西使衛，兩次到過楚國。所到之處，都有學生隨行。墨子死後，墨家分成三派：相里氏、相夫氏和鄧陵氏。南方、北方，以及西方的秦國都有墨傢俬學弟子的蹤跡。墨傢俬學是個嚴格而有紀律的政治團體和學派。“墨子之門多勇士”（陸賈：《新語》），“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墨傢俬學可以派學生去做官，但不能違背墨家“兼愛”、“非攻”的宗旨，否則隨時將學生召回。墨傢俬學要求學生具有刻苦、耐勞、服從和捨己為人的精神。莊子對此極為讚賞，他說：“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反對派孟子也不得不承認墨傢俬學"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的精神。墨傢俬學裡，生產勞動、科技知識是主要科目，並且要求學生參加實際的生產勞動（見墨家教育思想）。

道家學派

道傢俬學主要有兩派：一派集中在齊國稷下，稱為稷下黃老學派，以宋鈃、尹文、接予、環淵等為代表。另一派是以莊子為代表。他們都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老子》（即《道德經》）一書（見圖），有人認為可能就是環淵在稷下講學時寫成的。稷下黃老學派的學說經過荀子、韓非改造後，向唯物論方向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意義。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則把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思想引向極端。莊子說:“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莊子·駢拇》）。他認為教育是桎梏人性的，應該取消。莊子消極、頹廢的思想，對魏晉時期的教育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見道家教育思想）。

法家學派

法家學派的產生，與子夏有關。孔子死後，子夏到魏國，在西河講學，弟子三百多人，李悝、吳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學生。戰國中期著名的法家商鞅，就是李悝的學生。商鞅提倡“耕戰”，非議“詩書”，排斥“禮樂”，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以官吏“為天下師”，“學讀法令”。韓非發展了這些思想，提出了“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法家學派的這種主張，實際上是取消了學校教育，以後的歷史也證明了它是不可取的（見法家教育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發展，在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私學衝破了“學在官府”的舊傳統，學校從宮廷移到民間，教育物件由貴族擴大到平民，教師可以隨處講學，學生可以自由擇師，教學內容與社會現實生活有了較廣泛的聯絡。由於各家各派相互抗衡，又相互補充，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這既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同時又培養出了大批的人才，各家各派的大師輩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見彩圖)

春秋戰國時期的私學，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貢獻，還在於教育理論上的成就，尤其是儒家在教育理論上的貢獻。儒家後學，總結了這一時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經驗，撰寫了《學記》、《大學》、《中庸》，闡述了教育的作用、學制的體系、道德教育體系、教學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等方面的理論，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自成體系的教育著作，奠定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