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爾默,V.

[拼音]:Qian Qi Zi

明代文學流派。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針對當時虛飾、萎弱的文風,提倡復古,他們鄙棄自西漢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詩歌,他們的主張被當時許多文人接受,於是形成了影響廣泛的文學上的復古運動。除李、何之外,這個運動的骨幹尚有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總共七人。為把他們與後來嘉靖、隆慶年間出現的李攀龍、王世貞等七人相區別,世稱“前七子”。他們的文學觀的共同點是,強調文章學習秦漢,古詩推崇漢魏,近體宗法盛唐。

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有其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明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試製度,使許多士子只知四書五經、時文範本,不識其他著作。而充斥當時文壇的多是“臺閣體”、“理氣詩”。前者是粉飾現實、點綴太平的無病呻吟,“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沓,千篇一律”(《四庫全書總目》);後者確為“擊壤打油,筋斗樣子”(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迂腐庸俗,詩味索然。李夢陽等人面臨這種情況,首倡復古,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使人們注意學習情文並茂的漢魏盛唐詩歌,這對消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廓清萎靡不振的詩風,有一定功績。

前七子提倡詩必盛唐,有其文學淵源。早在宋末,嚴羽已主張學詩應“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詩辯》)。盛唐詩人,尤其是杜甫,諸體詩已完全成熟,一向是宋、金、元的一些有識之士的學習物件,效果可觀。到了明初,林鴻、高棅就正式以盛唐相號召。林鴻的《鳴盛集》專學盛唐,高棅編輯的《唐詩品彙》將盛唐詩列為唐詩的正統。而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正是這種傳統的必然發展,並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稍加理論化、系統化。

前七子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總的思想指導下,在一些具體的文學見解上彼此仍存在著某些分歧。李、何之爭正是其表現。雖然他們都認為詩文之法來自秦漢盛唐,但在摹擬方法上則稍有不同。李夢陽的擬古,提倡句模字擬,強調“開闔照應,倒插頓挫”的成法,要“刻意古範”,“獨守尺寸”;而何景明則主張擬古要“領會神情”,“不仿形跡”,應該做到“達岸舍筏,以有求似”,最終不露模擬的痕跡。由此可見,前七子倡導復古,並非完全是食古不化,他們中有些人也在思考、探索,只是沒有達到以復古求創新的高度。李、何之爭雖不免夾雜意氣用事成份,但也推動李夢陽此後的自我反省。他晚年在其《詩集自序》裡承認己詩“情寡詞工”,對過分強調“刻意古範”有追悔之意。另外,徐禎卿在《談藝錄》裡論詩,重情貴實,主張“因情立格”,亦與李夢陽的看法有所區別。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與權臣、宦官作鬥爭的人物。儘管他們詩文創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對現實、揭露黑暗的作品。如李夢陽、何景明的《玄明宮行》、王九思的《馬嵬廢廟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表現宦官專權及譏刺他們橫行不法、驕橫淫逸的題材,頗切中時弊。

前七子力倡復古,影響甚巨。弘治以來明人匯刻的《唐百家詩》(朱警輯刻)、《唐十二家詩》(張遜業輯刻)、《唐詩二十六家》(黃貫曾輯刻)、《廣十二家唐詩》(蔣孝輯刻)等選本,大多隻收中唐以前詩歌,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前七子也是後七子的前導,使文學復古運動在明代長達百年之久。

但是,前七子中一些人過分強調了從格調方面刻意模擬漢魏、盛唐詩歌,甚至將一些結構、修辭、音調上的問題視為不可變動的法式,鼓吹“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摹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李夢陽《再與何氏書》)這就否定了文學應有獨創性,也否定了創作的現實生活根源,以致發展到後來模擬成風,萬口一喙。嘉靖初,詩人薛蕙與楊慎論詩,就認為“近日作者,模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很有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