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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Gushi Shijiu Shou

樑代蕭統《文選》“雜詩”類的一個標題，包括漢代無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詩。它們不是一人一時之作，也不是一個有機構成的組詩。

“古詩”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詩。約在魏末晉初，流傳著一批魏、晉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詩，既無題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詩，具有獨特的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被統稱為“古詩”。清代沈德潛說：“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說詩晬語》）晉、宋時，這批“古詩”被奉為五言詩的一種典範。西晉陸機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東晉陶淵明、宋代鮑照等，都有學習“古詩”手法、風格的《擬古詩》。到了樑代，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更從理論上總結評論了“古詩”的藝術特點和價值，探索了它們的作者、時代及源流，並大體確定它們是漢代作品。同時，蕭統《文選》，以及陳代徐陵《玉臺新詠》又從詩歌分類上確定了“古詩”的範圍:凡無明確題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稱“雜詩”，無名氏者為“古詩”。因此，樑、陳以後，“古詩”已形成一個具有特定涵義的專類名稱。它與兩漢樂府歌辭並稱，專指漢代無名氏所作的五言詩，並且發展為泛指具有“古詩”藝術特點的一種詩體。而《古詩十九首》便在文學史上佔有“古詩”代表作的地位，這一標題也就成為一個專題名稱。

“古詩”作品在樑代尚存59首（《詩品·古詩》），但今存僅30多首，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在樑、陳時，對“古詩”的作者和寫作年代，已引起疑議。劉勰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即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採而推，兩漢之作乎？”（《文心雕龍·明詩》）鍾嶸說：“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詩品》)大約由於“疑莫能明”，蕭統《文選》把所選19首詩都歸之無名氏，然而徐陵《玉臺新詠》卻又把其中的8首確定為枚乘《雜詩》。這樣，在大體肯定“古詩”為漢代作品的同時，對於其中是否有西漢枚乘、東漢傅毅、漢末魏初曹植、王粲的作品，究竟是兩漢產物或者都是東漢作品等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如明人王世貞就猜測其中“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藝苑卮言》)。現代學者大多擺脫了前人成見的糾纏，主要根據《古詩十九首》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點，指出它們“雖不是一個人所作，卻是一個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並論證它們應是東漢後期安、順、桓、靈帝年間，約公元2世紀的作品（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取得了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

東漢桓帝、靈帝時，宦官外戚勾結擅權，官僚集團壟斷仕路，上層士流結黨標榜，“竊選舉、監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徐幹《中論·譴交》）在這樣的形勢和風氣下，中下層士子為了謀求前程，只得奔走交遊。他們離鄉背井，辭別父母，“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無成，落得滿腹牢騷和鄉愁。《古詩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寫遊子失志無成和思婦離別相思之情，突出地表現了當時中下層士子的不滿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頹唐享樂的思想情緒，真實地從這一側面反映出東漢後期政治混亂、敗壞、沒落的時代面貌。

抒發仕途碰壁後產生的人生苦悶和厭世情緒，是《古詩十九首》中游子詩的共同主題思想。這類詩普遍寫到人生寄世，如同行客，壽命短促，而窮賤坎坷。由此引出的不同處世態度，則構成各詩的具體主題。“青青陵上柏”勸人安貧達觀，知足行樂：“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不必羨慕王侯權貴窮奢極欲的生活；“今日良宴會”則反語嘲弄，勸人鑽營要職，攫取高官:“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軻常苦辛”；“西北有高樓”感慨世無知音;“明月皎夜光”怨恨不講交情;“回車駕言邁”諷勸珍惜榮名;“去者日以疏”悲哀死不得歸;而“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直截了當宣揚及時享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這些詩毫無壯志豪情，詩中主人公們地位卑賤而熱衷功名，羨慕富貴。他們追求功名富貴的熱望破滅了，變得心灰意懶，厭世棄仕。他們的達觀、嬉笑、哀鳴、怨憤，甚至頹廢放蕩，實則都是在政治上失望至於絕望的種種病態心理的表露。

《古詩十九首》中抒寫離別相思的詩，大多是思婦閨怨，但也有遊子鄉愁。這類詩的共同主題思想是表達離恨之苦，希望夫妻團聚，怨恨虛度青春。由於作者們取材和側重點不同，因而諸詩各有具體主題。“行行重行行”寫一個思婦因丈夫久出不歸而思念、擔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青青河畔草”寫一個娼女出身的思婦春怨：“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冉冉孤生竹”寫一個新婚離別的思婦怨傷青春蹉跎：“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凜凜歲雲暮”通過思婦深秋夜夢，渲染夫妻歡會的渴望；“孟冬寒氣至”用思婦珍藏丈夫家書的細節來突出她的忠貞；“客從遠方來”描寫思婦接到丈夫來信，充滿愛情的喜悅；“明月何皎皎”以思婦閨中望月情景，表現她為丈夫憂愁不安；“迢迢牽牛星”借牛郎、織女星故事，比喻思婦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而“涉江採芙蓉”則以採芳草贈美人的習俗，寫遊子思念妻室。這些詩，實質上是祈求社會安定，家室團聚，能過正常的恩愛夫妻生活。然而由於政治混亂，社會不安，這樣的願望往往難以實現，因而這些詩都流露著濃厚的感傷情調，蘊含著對當時社會政治的深刻不滿。

《古詩十九首》思想內容比較狹窄，情調也比較低沉，但藝術成就相當突出。作者們大抵屬於中下層文士，熟悉本階層的生活狀況和思想情緒，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詩歌藝術上繼承了《詩經》、《楚辭》的傳統，吸取了樂府民歌的營養。《詩經》的賦、比、興表現手法，在“古詩”中得到廣泛運用。有的作品還在題材、語言、意境等方面，表現出《詩經》的影響。如“迢迢牽牛星”，寫織女星“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發展了《詩經·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的想象;“明月皎夜光”中“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的比興，提煉《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等語而成;“東城高且長”中“《晨風》懷苦心，《蟋蟀》傷侷促”的感慨，更直接引用《詩經》作品。而“涉江採芙蓉”則顯然受到《楚辭·九歌》的影響和啟發。但“古詩”與樂府民歌的關係最為密切，其間並無鴻溝。“古詩”形式原是學習、模仿樂府民歌的，許多作品留有樂府四句一解的痕跡。有的“古詩”作品本屬樂府歌辭，如“生年不滿百”來自樂府《西門行》古辭。不少“古詩”作品有濃厚的民歌風味，如“行行重行行”迴環復沓，排比重疊；“青青陵上柏”曉喻通俗；“迢迢牽牛星”以民間傳說為題材；“客從遠方來”用雙關隱語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凜凜歲雲暮”等抒情詩都採取敘事方式傾訴衷情，運用比興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強了民歌情趣。但“古詩”的形式、技巧較之樂府民歌更為細緻工整。

劉勰概括“古詩”的藝術特色是，“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以《古詩十九首》而言，它把深入淺出的精心構思，富於形象的比興手法，情景交融的描寫技巧，如話家常的平淡語言，融合一爐，形成曲盡衷情而委婉動人的獨特風格。其中的遊子詩多屬感興之作，寓有哲理，意蘊深長，耐人尋味；而思婦詩意在動人，所以形象鮮明，感情含蓄。前一類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澗中石”起興，而後如同閒話，卻有層次，有對比，在描寫小民適意娛樂和王侯窮奢極侈的情景中自然流露褒貶，結語“極宴娛心意，慼慼何所迫”稍加點破，引人思索。“明月皎夜光”則以悲秋起興，鋪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時節物候變化，渲染炎涼氣氛，然後直截指責朋友不相提攜，結語點破不講交情，“虛名復何益”，藉以警世。後一類如“行行重行行”通篇傾訴別離相思之苦，似乎脫口而出，信口絮叨，實則從追敘遠別到強作自慰，隨感情發展，波瀾起伏，結構精緻，銜接自然，而以直白為主，穿插比興，語言精練，形象明快，確是“古詩”獨特藝術風格的代表作。他如“冉冉孤生竹”、“凜凜歲雲暮”等篇也都具有同樣的藝術特點。比較起來，“古詩”中思婦詩更能代表“古詩”的藝術特點和成就。

在文學史上，《古詩十九首》所代表的東漢後期無名氏五言詩，標誌著五言詩歌從以敘事為主的樂府民歌發展到以抒情為主的文人創作，已經成熟。無名氏詩人們所反映的中下層士子的苦悶和願望，在封建社會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典型意義。他們所創造的獨特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適合於表現感傷苦悶情緒，為後世封建文人所喜愛和模仿。因此，他們的作品在樑代已獲高度評價，劉勰推崇它為“五言之冠冕”，鍾嶸稱它“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學習、摹擬、繼承發展“古詩”手法、風格的詩歌創作，始終不絕如縷，可見其影響甚為深遠。

《古詩十九首》以外也還有一些無名氏五言詩，被稱為“古詩”，與《古詩十九首》並傳至今，如《樑鼓角橫吹曲·紫騮馬》歌詞所擷取的“十五從軍徵”一首，《樂府詩集》卷二十五引《古今樂錄》說：“‘十五從軍徵’以下是古詩”。又如“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等詩，《玉臺新詠》、《藝文類聚》等書也稱為“古詩”，風格亦與《古詩十九首》相近。

《古詩十九首》除《文選》注而外，還有今人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