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邯(?～公元前205)
[拼音]：Wenxuan
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南朝梁蕭統編著。蕭統(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蕭衍長子。天監元年(502)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諡號昭明。故後人也習稱《文選》為《昭明文選》。
文化背景和編選過程
由魏、晉到齊、樑，是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文學形式發展並趨於定型成熟的時期，作家和作品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與之相適應的是文藝理論中對文學概念的探討和文學體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劉義隆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劉彧分儒、道、文、史、陰陽五科，都可以標誌文學已經取得了正式的獨立地位。
文學作品的數量眾多，對它們進行品鑑別裁、芟繁剪蕪，就成為廣大閱讀者的需要，選錄優秀作品的文學總集乃應運而生。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宋代劉義慶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總集，就是《文選》。
南朝的統治階級上層，大多愛好文學，並以此作為門第和身份的一種標誌，因而獎勵提倡，頗多建樹。蕭統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據《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他的門下有許多文人，經常和他們在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並從事文章著述。當時東宮有書近3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所著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10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20卷，《文選》30卷”。《隋書·經籍志》於《文選》 30卷、《古今詩苑英華》 19卷之外，在謝靈運《詩英》下注：“又有《文章英華》30卷，樑昭明太子撰，亡。”由於《隋書》的編撰者並未見到原書，所以也可能是《文選》或《英華集》的異名。
根據封建社會的一般情況，達官貴人主編的書籍多出於門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門下文人的參預。蕭統以太子之尊，引納文士，當時負有重名的劉孝綽、王筠、殷芸、陸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都曾做過東宮的屬官或為蕭統所賞接，這些文士中極可能有人蔘加過《文選》的編定。
編選範圍、標準和分類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於普通七年(526)，而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後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佔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緻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這幾類即後來習稱為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卻持重摺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並沒有過分忽視內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豔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樑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儲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偽作，例如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顏延之已經懷疑，劉知幾、蘇軾決其為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於晉人的偽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注明“並序”，實則序文顯系史傳文字；後者如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並非答書的原文，陸機、陸雲各有《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註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是全彥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為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等等，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
歷史作用和“文選學”的發展
由於《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係，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範本，甚至與經傳並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陸游《老學菴筆記》）。王安石當國，以新經學取士，此後《文選》才不再成為士人的課本。然而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的精粹選本，其歷史價值和資料價值則依然不廢。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今天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詁、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最早的《文選》研究者是隋代的蕭該。稍後，在隋、唐之間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於《舊唐書·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時代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簏”。他註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種，前後數易其稿。高宗顯慶三年(658)，書成進呈。他的註釋偏重於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於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後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藪。《新唐書·藝文志》尚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玄宗時代的《五臣註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 5人。據呂延祚在開元六年(718)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註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註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祚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後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後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採。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可以認為是比較公允的見解。五臣注本較李善注本多出古樂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後，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併刊刻，稱“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漸湮沒不彰。其後又有人從六臣注中輯出李善注單獨刊行，今天所見的李善注本多屬這種情況。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註》殘卷23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文選音決》，今皆不存。
宋代的“文選學”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於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註》。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張鳳翼《文選纂注》雜採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餘力於《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樑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樑、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今天所見《文選》版本，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註》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祕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並附《文選考異》於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