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塔爾會議

[拼音]：Zhao Shuli

現代小說家、戲曲作家。原名趙樹禮。曾用過野小、常哉、王甲土等筆名。1906年9月24日生於山西省沁水縣尉遲村一個貧農家庭。家境貧困，少年時即參加勞動。他深受農民的生活、情趣、語言與民間文學、地方戲曲的薰陶，同時又接受了父親傳授的中醫藥等知識，因而對舊農村生活有很深的瞭解。1923年小學畢業，次年在板掌村任小學教員，約一年，被無故免職。1925年考入長治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在這裡，趙樹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啟蒙，接觸到新文學。同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中還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潮。他參加過校內中國共產黨員領導的學生運動，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因逃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捕，潛回家鄉，失掉學籍與黨籍。1929年初在沁水縣小學教師招考中以優異成績被錄取，但旋即被捕，押送太原自新院。1930年獲釋。此後長年流浪奔走於太原、沁水及河南開封等地。其間曾兩度任小學教師，同時還當過錄事、差役、店員等。這時，他開始創作活動。最早發表的作品是登載在1931年北平《晨報副刊》上的古詩《打卦歌》，描述軍閥混戰下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同年發表小說《鐵牛的復職》。此後數年間，尚寫有《金字》、《盤龍峪》等小說及許多小品、評論等。這些作品大多亡佚。趙樹理在長治讀書時，曾學寫新詩和新小說，但很快發現新文學與農民群眾間的隔閡。為了幫助農民提高民主主義覺悟，擠掉在廣大農村佔有優勢的封建舊文化，又受當時文藝大眾化討論的影響，他開始考慮文藝大眾化問題，並立志為農民寫作。所以這時所寫的小說，已漸擺脫歐化，而趨於平易通俗。1936年趙樹理應友人之聘任上黨鄉村師範語文教師，積極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又編寫小型街頭劇多種，還親自參加演出。1937年加入山西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同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爆發後，趙樹理在長治、陽城等地任“犧盟”幹部，負責抗日宣傳工作。1939年後歷任《黃河日報》、《抗戰生活》、《中國人》等報刊編輯。幾年間寫下許多通俗的小說、詩歌、戲劇、曲藝、評論等，亦大多亡佚。1942年初，他到華北黨校專事文化普及工作。1943年發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小說，獲得工農兵群眾和幹部的讚揚。《小二黑結婚》敘述青年農民小二黑、小芹，為爭取婚姻自主，在民主政權的支援下，衝破思想落後的家長二諸葛、三仙姑的阻撓，戰勝混入基層政權的壞人的迫害，終於獲得成功。這部作品是新舊交替中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社會現實真切生動的寫照。《李有才板話》描寫減租減息運動中農民與地主的鬥爭。塑造了貧苦農民李有才的形象。並且用對比的筆法描寫了農村幹部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風。由於深刻描寫了當時特定條件下抗日根據地的階級鬥爭狀況，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因而產生很大影響，曾被譽為“反映農村鬥爭的最傑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

1944年趙樹理調華北新華書店任編輯，1945年後參加《新大眾》報的編輯工作。他繼續創作了許多為廣大農民喜愛的作品。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寫了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作品通過以主人公鐵鎖為首的農民從受壓迫到覺醒，並參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的經歷，表現了中國農民爭取解放的必由之路。從李家莊各階級人物的榮辱升沉，反映了辛亥革命後到抗戰勝利的長時間裡，山西農村的歷史性大變遷。作品人物多，場面大，時間跨度長，藝術卻稍嫌粗糙。此後，趙樹理集中地描寫翻身後的農民為改造舊農村，改變舊風習、舊觀念所進行的鬥爭。如《福貴》（1946）表現了因受族長剝削淪為吹鼓手而備受歧視的福貴，在解放後的覺醒，發出要求改變對“卑賤者”的觀感的呼聲。《小經理》(1947)寫青年農民三喜為掌握合作社業務積極學習，表現翻身農民新的精神狀態。《田寡婦看瓜》(1949)寫土改後農民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1948年所寫的中篇小說《邪不壓正》，以一家中農的婚姻事件為線索，從側面反映土改運動。作品深刻揭示了小生產者在改變了社會地位後，所暴露出來的嚴重思想侷限，生動地描寫了因此造成的土改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這篇小說表現了趙樹理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和對農民侷限性的深刻了解。上述作品大多寫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但捕捉了他們在新歷史時期心靈的變化，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樹理創作了短篇小說《登記》(1950)，通過女主人公小飛蛾前半生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嚴重弊害，以此反襯青年一代爭取自由戀愛的合理性。1951年後，趙樹理開始反映農村互助合作運動，1954年完成長篇小說《三裡灣》。作品圍繞擴大合作社和開渠兩件事，表現各種型別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來臨之際思想情緒的波動；熱情地歌頌熱心集體生產和技術革新的王寶全、王金生、王玉生一家人。在這些人物以及書中其他先進農民形象中，寄託著作家對發展農村生產力、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的熱切願望。作品也成功地描寫了中農馬多壽和他的家庭。《三裡灣》的主要成就在於深刻揭示農村深入進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1958年，趙樹理以當年農村全民整風為背景創作了短篇小說《“鍛鍊鍛鍊”》，批評了農民中佔集體便宜的自私行為和幹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由於揭露了農村工作中的缺點，活脫地塑造了兩個落後婦女的形象，引起了一場關於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1959年後，趙樹理開始覺察到“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等的為害，為糾正這些錯誤而陳述自己的意見，曾受到錯誤批判。這一時期，他完成《套不住的手》(1960)、《實幹家潘永福》（1961）、《張來興》(1962)等小說，提倡實幹精神，以鍼砭時弊。《實幹家潘永福》，通過潘永福幾個重要生活片斷，讚美永葆勞動人民本色，埋頭實幹、講求經濟效益的思想作風。提倡務實是為了批評浮誇風。描寫老一輩農民的《套不住的手》、《張來興》等，均寫得凝鍊蘊藉，平易中見深刻，為短篇藝術上圓熟之作。1962年，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討論會上，他繼續闡明自己對農村問題的看法。不久，大連會議以所謂提倡“寫中間人物”論而受到批判，趙樹理亦受牽連。1965年調山西省“文聯”工作。他始終堅持深入生活。“文化大革命”中，趙樹理受到迫害。1970年9月23日病逝於太原。

趙樹理的小說大都是描寫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太行山區的農村生活，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他能通過一時一地的特殊形態的生活，反映中國農村變革的普遍性問題。其主題大多來自實際工作，往往含有提出工作中的問題以推動當前某項任務的創作動機，故稱自己的小說為“問題小說”。他的作品大多取材於有紮實的生活體驗與長期感受的農民日常生活。常借小人小事以反映時代風貌；不以雄偉氣勢取勝，而擅長於在平凡瑣細的生活中，依靠人物細緻的語言行為，以勾畫其微妙的心理活動。趙樹理小說的語言以北方農民口語為基礎，進行加工提煉。平易樸素而又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描情狀物均能曲盡其妙。取材與語言的特點，使趙樹理的小說既通俗淺顯，又具有較高的思想深度與對生活的獨到見解，貌似直白卻相當含蓄，耐人尋味。他的小說的結構，雖有擷取生活片斷，採用倒敘等筆法，但構成其特色的還是借鑑古典小說、評書所創造的故事完整，首尾齊全，按順序敘述，含描寫於敘述中等方法。他的小說在文學創作的大眾化民族化方面，有重大的貢獻；對於現代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趙樹理在進行小說創作的同時，一直沒有間斷戲曲和曲藝的整理、改編、創作。他自幼酷愛上黨梆子，後來成為這一劇種在劇目、編導、音樂、表演諸方面的專門家。1941年創作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利用反動會道門組織暴亂的《永珍樓》，為其創作上黨梆子之始。抗戰期間寫過新編歷史劇《韓玉娘》、《鄴宮圖》。1961年整理、改編、導演的《三關排宴》，並被攝製成戲曲影片。1964年創作以農村“四清運動”為背景，揭露投機倒把集團的現代戲《十里店》。隨後繼續上黨梆子現代戲的創作，寫作歌頌英雄人物的《焦裕祿》(未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樹理擔任了曲藝界的領導工作，發表過關於改革、發展傳統曲藝的文章。他自己也創作不少曲藝節目。他認為小說和評書本來就是一家。1959年他創作了長篇評書《靈泉洞》（上），表現抗日戰爭時期田家灣農村抗敵鬥爭帶有傳奇色彩的一段經歷。在其他曲藝品種的創作中以鼓詞的成就為高。1950年，他根據田間的長詩《趕車傳》改編的鼓詞《石不爛趕車》，尤為成功，得到一些詩人和語言學家的讚賞。

1960年，趙樹理將所作雜談、評論等結集為《三複集》出版。書中多為闡述他的文學主張的文章。趙樹理遵循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根本原則，贊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但同時他又非常強調作家寫自己深刻地體驗過的事情，堅決反對按照某種條條框框來寫作。因此，他反覆地申述作家必須深入生活的道理，而且認為不應以作家的身份，要以普通群眾的身份，與工農兵一起參加實際工作，甘苦與共，哀樂相通。要深刻地瞭解自己的表現物件，熟悉他們的多方面的生活，方能進入藝術的創造。在文學形式方面，他極力主張通俗化，希望作家照顧群眾的欣賞習慣和語言習慣。也堅決反對視通俗化為低階、簡陋的觀點，而認為大眾化與藝術化、普及與提高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他強調在中外古今各種文學中，應以繼承民間文學傳統為主。這些主張全都貫徹到他的創作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