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卡爾，I.
[拼音]：Shuihu Zhuan
明代長篇小說。關於它的作者，明人記載不一。郎瑛《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李贄《忠義水滸傳敘》中提到作者時，說是“施、羅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和王圻《稗史彙編》都記羅貫中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則說是“武林施某所編”，“世傳施號耐庵”。綜上所說，明人大致有三種說法：施耐庵作、羅貫中作和施、羅合作。現在學術界大都認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詳，一般認為是元末明初人。吳梅《顧曲麈談》記施耐庵即元末劇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和《興化縣續志》所載的《施耐庵墓誌》和《施耐庵傳》等。但這些材料相互矛盾處不少，且有明顯不可信處，因此對於這些材料的真偽問題，學術界意見頗不一致，多數研究者持懷疑態度，尚待進一步研究。
《水滸傳》的成書
《水滸傳》的成書，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據《東都事略·侯蒙傳》:“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又據《宋史·徽宗本紀》:“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擄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綱要》，宋代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也都有類似的記載。還有的記載說宋江投降後曾參加過徵方臘之役。從這些記載裡，可以知道這支起義軍，人數不多（但也決不止36人），戰鬥力很強，在群眾中甚有影響，曾經給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脅。宋江等起義的年代大約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後三年多。
宋代說書伎藝興盛，在民間流傳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說書人採來作為創作話本的素材，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有小說篇目《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這當是說的楊志、魯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頭孫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滸故事。這是有關《水滸傳》話本的最早記載。南宋末有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序裡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並說在龔開之前有畫院待詔李嵩，曾畫過宋江等人像。但龔開的贊並未說故事內容。現在看到的最早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見《宣和遺事》），它或出於元人，或為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認為它是說書藝人的底本。它所記水滸故事梗概，從楊志賣刀殺人起，經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受招安平方臘止，順序和現在的《水滸傳》基本一致。這時的水滸故事已由許多分散獨立的單篇，發展為系統連貫的整體。元代雜劇盛行，有大量的水滸戲出現，元雜劇和《大宋宣和遺事》所記水滸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義地點不同，雜劇說的是梁山泊，《遺事》說的是太行山;雜劇中已有“一百八個頭領”之語，《遺事》只提到了36將的綽號姓名；《遺事》中寫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雜劇中李逵是第13頭領，燕青是第15頭領。凡此種種，可見在《水滸傳》成書以前，水滸故事在流傳中內容細節上頗有異同。這或者同在不同地區流傳也有關係。施耐庵正是把這些在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彙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才寫成這部優秀的古典名著《水滸傳》。
《水滸傳》的思想內容
《水滸傳》以它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一個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袴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一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樑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一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奸，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一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一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佔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體現了凶殘、陰險的權奸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佔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總之，《水滸傳》描寫了封建統治階級中自上到下的對人民的壓迫者。而受壓迫的人中還有正直的上層人物，如柴進、楊志等。有壓迫就有反抗，《水滸傳》寫林沖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義，說明了“亂由上作”的道理。《水滸傳》寫晁蓋等劫取北京留守樑世傑的不義之財，也具有典型意義，它表現了人民對貪官汙吏剝削行為的反抗和打擊。由這種反抗，也使晁蓋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綱”中白勝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似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更是唱出了歷代被壓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水滸傳》寫英雄們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況，但是在逼上梁山這一點上，許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於生活不下去，他們不滿官府的剝削，積極參加劫取“生辰綱”的行動，從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寶是由於受地主的掠奪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魯智深是個軍官，他嫉惡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結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貧民，為打不平和報殺兄之仇，屢遭陷害，終於造反，勇猛地向統治階級進行衝擊。他是從血的教訓中覺醒過來的。林沖原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場生活，養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畢竟也被逼上梁山，這說明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複雜，政治極端黑暗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內部必然發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當權派的排擠打擊，起而反抗，也會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洪流。
《水滸傳》反映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的規律，是循序漸進，步步深入，而終於全面展開的。英雄們的起義行動，是由小到大，由個人反抗，到集體行動，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小山頭到大山頭，最後匯成一股浩浩蕩蕩的起義巨流。魯智深、武松等人的鬥爭活動，開始多半是出於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於個人報復性的反抗，後來上了二龍山落草，接著又參加梁山起義。“智取生辰綱”最初就是有組織的反抗行動，但晁蓋等上梁山後，就更大規模地反抗政府了。起義的武裝，也是由小股發展到大股，最後都匯合到聲勢浩大的梁山泊。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於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後，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麼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裡。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讚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醜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麼人，恨什麼人。金聖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聖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並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鬥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毛澤東曾經讚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並採取打入內部裡應外合的辦法，終於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裡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麼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絡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願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裡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於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禦侮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遊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於“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於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裡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裡的“忠”，有忠於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裡，“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於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鬥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於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裡，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奸臣矇蔽了聖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於換成“順天”、“保國”了。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係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宋江出身於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忠孝”觀念，後來在縣裡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於衙門裡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瞭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願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援。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願投身到造反行列裡去，他後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博得個封妻廕子”，以圖日後“名垂青史”。而當時朝政黑暗，奸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後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於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後有大批裹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0/248895.html' target='_blank' >煤核嫠仙劍炒罅鬆秸α浚秸亂蕩戳艘環送⒋鐗鈉蟆Ａ荷狡鷚寰謁牧斕己橢富又攏恿蛄誦磯嗍ふ蹋枰恍┨骯儻劾粢匝現氐拇蚧骱統頭＃⑶藝鴝順ⅲ廡┦だ際嗆退謂墓頭植豢摹５捎謁倚⒐勰罡鉈芄蹋湓熗朔炊庵止勰畈⑽錘謀洌餼頭鋁慫蘸蠼郵苷邪駁命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4/293913.html' target='_blank' >契機。他上了梁山後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聖至明”，只是“奸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覆申言：“小可宋江怎敢揹負朝廷”，“只被濫官汙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後的招安預留地步。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他終於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後，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宋江投降之後，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侷限。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後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後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徵遼之後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徵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徵遼的事不同於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徵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後半則是寫忠臣反奸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奸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侷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於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係。而徵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於忠臣反奸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這裡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
宋江投降之後，“水滸”英雄始終受奸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後宋江等被奸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於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鑑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衝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後儘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於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水滸傳》的藝術特色
《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故事極富傳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絃。如“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武松打虎”、“血濺鴛鴦樓”、“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等等，數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但《水滸傳》並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而迎合群眾的，而是緊緊圍繞著“官逼民反”這一思想，把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沖、盧俊義三人都武藝高強，是梁山第一等好漢，三人都受過官府的陷害，被充過軍，而武松和林沖、盧俊義的表現卻大不相同。林沖、盧俊義在充軍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擺佈，忍氣吞聲，有時還向差人乞憐哀告。兩人又都是受騙被捆在樹上低頭受死。武松則相反，第一次充軍孟州，一路上反而是兩個差人服侍他。二次充軍恩州，押解他的兩個差人被人收買，再加蔣門神的兩個徒弟，合謀在半路上害死他，四個帶刀的凶手，對付他一個帶枷的犯人，反被他輕而易舉地給收拾了。他還不解恨，一口氣奔回孟州，殺了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惡氣。林沖、盧俊義不是武藝不精，原因在於，他們一個是北京首富，一個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滿，重振家聲。兩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懷怒未發，忍一口氣。而武松，無家室之累，久走江湖，養成強悍的性格，無所顧忌，也就無所畏懼，加上他受欺被誣，不斷被人暗算，所以報復心強，手段也狠。林沖、盧俊義和武松，表現截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也有些不同，林沖的反抗性還較盧俊義為強。又如魯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們都是性情剛直，好打不平，不畏強暴，不避危難；但他們又各有其特點，魯智深是軍官出身，閱歷較深，富有正義感，痛惡社會的不平，他雖然性格急躁，行動莽撞，但在鬥爭中有時又很細心機智。拳打鎮關西，沒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單身一人無人送飯，於是假裝氣忿，“指著鄭屠屍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這樣便脫身而去了。在大相國寺菜園子裡，幾個潑皮要算計他，故意跪在糞窖邊不起來，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沒等潑皮上身，一腳一個把兩個為頭的踢到糞坑裡去了。這些都說明他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武松性情剛強，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動上有時表現得粗魯蠻橫，象是有意的尋釁生事，如快活林對蔣門神；有時是裝出假象迷惑與麻痺對手，如十字坡對孫二孃。他為了替兄報仇，考慮得極為周密，從調查情況入手，到殺嫂逼取口供，殺西門慶，自首縣衙，一步步按著他的安排都作到了。這又說明他很有心計。而李逵則和兩人大不相同，憨直、剛強、粗心、大膽，極忠於梁山事業，反抗性最強，打起仗來，赤膊上陣，勇猛無比。他是個真正的粗人，一味蠻幹，不計後果，又有幾分天真，好管閒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奪魚和張順撕打，被張順騙到水裡，淹得他兩眼發白；去薊州搬取公孫勝，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懲治；斧劈羅真人，被真人罰到薊州大牢裡受苦；打死殷天錫，連累柴進坐牢，差點送了性命。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把握得十分準確和細緻。《水滸傳》對這些英雄人物個性特點的描繪，真正作到毫髮不失，這就更加強了這些形象的動人力量。
《水滸傳》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提煉而創造的文學語言。其語言特色是明快、洗煉、準確、生動。無論是作者的描述語言，還是作品人物的語言，許多地方都維妙維肖，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寫景、狀物、敘事、表情，極為靈動傳神。《水滸傳》敘事，善於白描，簡潔明快，沒有滯拙的敘事和冗長繁瑣的景物描寫。偶有寫景文字，又極精彩。如武松不聽酒家勸告，乘著酒興單身上山，看了廟門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為猶豫了一下，還是硬著頭皮上了崗子。這裡作者只用了兩句話襯托此時的氣氛和心情：“回頭看那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武松“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既寫出了老虎活動的時間，又寫出了老虎出沒的環境。兩句話就把一種恐怖悲涼的氣氛和心情和盤托出，讓人感到此時此地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跳出一隻活老虎來。《水滸傳》的敘事，要言不繁，恰到好處，而又繪聲繪色，鮮明生動。“武松打虎”是歷來傳誦的好文章，寫得極為傳神，寫人虎相搏，寫老虎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聲震山崗的吼聲，一隻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躍然紙上。幾經搏鬥，老虎威風漸減，最後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掙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寫得活靈活現，十分逼真。通過這些描寫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人物語言的性格化，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通過人物的語言不僅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而且對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養而形成的思想習慣有時也能準確地表現出來，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如李逵第一次見宋江，就問戴宗：“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責備他粗魯，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紹了情況，他還說：“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他心裡怎麼想，口裡就怎麼說，他是個粗人，見人不懂得什麼客套和應酬之事，不受禮節的約束，他剛上梁山便大發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話，只有李逵才說得出，是極富個性化的語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吳用的足智多謀，宋江的謙虛下人，通過他們的對話，無不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魯迅曾經指出：“《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
《水滸傳》的版本
《水滸傳》的版本比較複雜，大致可分簡本繁本兩個系統。簡本文字簡略，細節描寫少。繁本描繪細緻生動，文學性較強。就內容來說，簡本包括大聚義、受招安、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直至宋江被害。繁本無平田虎和平王慶故事。簡本和繁本的先後問題，歷來意見不同，或認為簡本在先，或認為繁本在先，而簡本是由繁本刪節而成，迄無定論。
現知和現存《水滸傳》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間人李開先《詞謔》記有20冊本的《水滸傳》，有的研究者認為“二十冊”即“二十卷”。一般認為，嘉靖時郭勳刊刻的武定板《水滸傳》比較接近於原本，但郭勳原刊本已無存，有的研究者認為今殘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義水滸傳》即郭本，並且由此認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間高儒《百川書志》所錄《忠義水滸傳》為100卷，今天所能見的比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於萬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從郭本出，不過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這個本子於排座次之後緊接受招安、徵遼、平方臘，而無平田虎、王慶故事。萬曆年間又出現了楊定見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據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慶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簡本而加以潤色）。明末金聖嘆(見金人瑞)刪去了排座次以後的部分，添了個盧俊義的噩夢作為結尾，夢中一百單八人全部被殺。又把原來的第一回改為楔子，作成70回本。這個本子，入清以來最為流行。今存較早的簡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和明刊《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惟都為殘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義水滸傳》是今存比較齊全的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陸續整理出版過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並影印過100回本，及排印過幾種繁本。還影印過簡本《水滸志傳評林》。
參考書目
傅惜華編：《水滸戲曲集》（第一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上海，1957。
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上海，1957。
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