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盧屠殺
[拼音]：Shang-Zhou kaogu
中國考古學以王朝為區劃標準的考古學階段之一。這一階段從商湯立國起，經西周、春秋、戰國，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年代大約從公元前17世紀開始到前221年，前後共約1400餘年。商周考古通常分為商、西周、東周3個時期，而東周又可分為春秋、戰國兩期。這一分期既照顧到中國歷史的傳統，又便於探討各個時期的考古學特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商周時代遺址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又逐漸推進到長江流域，當時的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遺存則散佈在其外圍。就目前的發現而論，除了少數幾個邊陲省區外，幾乎各地都有商周時期的遺存。
商周考古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階段。首先，這一時期出現了比較完善的文字制度，結束了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進入了文明的歷史時期。第二，這時期已屬青銅時代，創造了燦爛奪目的青銅文化，並進而完成了由青銅時代向早期鐵器時代的轉變。第三，城市興起，標誌著這一時期的社會形態和經濟生活的重大變化。有關這些文化因素的淵源和發展，都需要在考古學上作出闡述和解答。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掘和研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工作，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現在已經有可能建立起商周文化發展的完整序列，大量新的考古資料使文獻不足的商周古史得到豐富和充實。但是，也還有不少問題至今未能解決或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仍有待於今後去探索。
簡史
北宋以來的金石學
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金石學，而金石學的主要研究物件就是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商周青銅器從西漢起就時有發現，所謂“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是，金石學作為一種研究古物的獨立的學科，實始於北宋時期。北宋時，古代器物出土日多，至北宋末年，皇家和私人收藏的商周古器已達數千件。呂大臨的《考古圖》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學著作，它記錄了當時公私收藏的、包括安陽殷墟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並對銅器的器形、花紋、度量、時代、銘文等作了較有系統的考察。清代中葉以後，金石學有了很大的發展，鐘鼎彝器之學蔚為大觀，發展到今天，已成為商周考古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
商代甲骨的發現是商周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1899年，由於偶然的機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商代文字被發現，並被確認是商代後期王室占卜刻辭，引起了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極大注意。他們多方蒐集商代甲骨並彙編成冊，詳加考釋，這樣，商周考古之中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分支學科，即甲骨學。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羅振玉、王國維在甲骨學的研究上貢獻尤多。對甲骨出土地點的查訪和確定，又為以後發掘安陽小屯殷墟奠定了基礎。
近代考古學興起以後的商周考古
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近代考古學開始興起，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迅速開展。商周考古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928年開始的殷墟發掘；1930年的燕下都遺址的發掘；1932～1933年浚縣辛村衛國墓地的發掘；1934年發掘寶雞鬥雞臺墓地；1935年發掘汲縣山彪鎮的戰國墓；1935～1937年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地的發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安陽殷墟的發掘。殷墟發掘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持，從1928年到1937年，10年間連續發掘15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見彩圖）在小屯村附近發掘了50餘個夯土基址；在侯家莊西北岡發掘了10座大墓和上千座小墓；還發掘到包括2萬5千多片甲骨刻辭在內的大量遺物。現在，我們對商殷時期的歷史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主要得力於殷墟的發掘。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商周考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學術研究和配合基本建設工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考古工作的科學性也逐漸增強。商周考古方面，按照學科發展的要求，提出了商文化的淵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佈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發展、商周的經濟生活和少數族的文化遺存等一系列研究課題。根據這些學術課題和配合基建工程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和二里頭文化的確立；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安陽殷墟的繼續發掘；武官村大墓和婦好墓的發掘；陝西長安豐鎬遺址的發掘；陝西岐山、扶風周原遺址的發掘；東周列國城址的勘查；陝縣上村嶺虢國墓地的發掘；長沙、江陵等地楚墓群的發掘;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的發掘;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和侯馬鑄銅遺址的發掘；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和湖熟文化的發現等。作為這些發掘和研究的成果，除已經發表大量的報告和簡報外，還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鄭州二里岡》、《殷墟婦好墓》、《小屯南地甲骨》、《灃西發掘報告》、《洛陽中州路(西工段)》、《上村嶺虢國墓地》、《曲阜魯國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重要的考古學專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二書也對各地商周時代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穫進行了簡要的總結。新中國成立後的30多年，在商周考古領域內，無論是在發掘工作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還是在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績方面，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這一系列的工作，已經為商周考古的深入研究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分期
商文化序列
50年代以後，先後發現了鄭州二里岡期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根據它們的地層疊壓關係和各自的文化特徵，確立了以二里頭文化為早期、二里岡期為中期、殷墟為晚期的商文化發展序列。
二里頭文化
這一文化主要分佈在豫西的伊河、洛河流域，潁水、汝水上游和晉南的汾水下游。由於豫西和晉南地區的遺存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著一些差異，所以又被分為二里頭型別和東下馮型別。二里頭文化可以分為4期。 第一、二期的陶器有較多的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色陶，紋飾以籃紋和細繩紋為主，在器形上有較多的河南龍山文化的色彩；第三、四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紋飾多為粗繩紋，器內壁多有麻點，器形多與二里岡期有淵源關係。二里頭文化的第三期是它的最繁榮的時期，有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和最早的青銅禮器，還有精緻的玉器等。根據放射性碳素斷代提供的一系列資料，二里頭文化第一至第四期的年代約在前1900至前1500年之間，其晚期已進入推算的商王朝年代範圍之內。
二里岡期文化
這種文化的遺存主要分佈在河南，陝西、湖北、河北、山西、山東、安徽、江西等地也有發現。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即二里岡下層，陶器多薄胎、卷沿、飾細繩紋；晚期即二里岡上層，陶器多折沿，飾粗繩紋及同心圓印紋。鄭州商城是這個時期的最重要的發現，被認為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遺址。這一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有很大的發展，已發現鑄銅作坊遺址，青銅禮器的數量有很大增長，鑄造技術有較大提高。從二里岡期商文化的內涵來看，它恰恰是二里頭文化和殷墟文化的中間環節，與二者一起組成了商文化的完整系列。
殷墟時期的文化
即小屯文化。安陽殷墟是盤庚遷殷後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文化分期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後才提出來的，根據地層的疊壓關係和器物的特徵，可以分為4期。各期遺存中包括不少甲骨刻辭，為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殷墟第一期相當於武丁時期或稍早，約當前13世紀後半至前12世紀初；第二期為祖庚、祖甲時期前後，約當前12世紀前半;第三期為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約當前12世紀後半至前11世紀初；第四期為帝乙、帝辛時期，約當前11世紀中葉。各期文化前後銜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列。
西周文化分期
西周時期的遺存可以滅商前後為界劃為兩個時期，前者即先周文化，後者又可以再分為早、晚兩期。
先周文化
這個問題的探求可以追溯到1934年寶雞鬥雞臺墓地的發掘。當時發現一種高領袋足鬲，口兩側有雙耳或橫鋬，被認為是西周陶鬲中的較早形式。以後，這種鬲在關中西部多有發現，而且從地層上證實了它早於西周初期，年代大致相當於殷墟文化的第三、第四期，因此被認為是滅商以前周人的文化遺存。關於先周文化的進一步分期，還需要積累更多的資料。
西周考古的分期和年代
根據豐鎬遺址的發掘資料，西周的居住址和墓葬可以分為早、晚兩期，兩期的陶器有明顯的區別。早期的紅陶較晚期多，還有少量磨光陶，晚期則不見。早期多印紋，晚期多弦紋和篦紋。早期有鼎、簋、尊，晚期絕跡，晚期的盂也不見於早期。早期的鬲為尖錐狀袋足，或三足間的腹部向裡深陷，晚期的鬲袋足下有矮足根，或襠部極矮。早期的豆為粗柄深盤，晚期的豆為細柄，中腰有凸稜。早期墓葬的隨葬陶器組合為鬲、簋、罐，晚期則為鬲、豆、盂、罐。早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約從西周初年到穆王時期，晚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約從穆王以後直到西周末年。
西周時代的有銘銅器很多，為斷代研究提供了較可靠的資料。目前一般將西周青銅器分為3期，早期相當於武王至穆王；中期為恭王至夷王；晚期為厲王至幽王。它和西周考古分期雖有不同，但相互間可進行比較參考（見西周銅器）。
東周時期的分期
1949年以來，各地發掘的東周墓葬已有6000餘座，根據這些資料，特別是中原和南方的墓葬資料，可將東周時代劃分為春秋、戰國兩大段，每段又可分為早、中、晚3期。
春秋時期
自前770年至前476年，共295年，可分3期，每期約100年。早期的材料較少，早、中期之間的區別不很明顯。以陶器的組合而論，中原地區春秋早、中期為鬲、盆、罐，晚期則為鼎、豆、罐。南方地區楚墓的情況有所不同，春秋早、中期為鬲、缽、罐，晚期則為鬲、缽、長頸壺。兩地所出的同類器物，在形式上也不相同。
戰國時期
自前475年到前221年，前後共255年，可分3期，每期約85年。中原地區，戰國早期和中期的陶器組合均為鼎、豆、壺，晚期為鼎、盒、壺。南方地區在春秋戰國之交開始以仿銅陶禮器陪葬，有鼎、簠、壺和鼎、敦、壺兩種組合形式，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戰國中期，晚期則變為鼎、敦、壺。
都城和聚落遺址
商代和西周的都城遺址
龍山文化晚期，一些聚落遺址已經出現規模較小的城堡(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統治集團政治上的需要，大概在商代早期發展成為規模較大的、有防禦設施的都城。商代的都城曾經多次遷徙，由考古發掘可以確認的有偃師屍鄉溝商城、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和安陽殷墟。西周的都城，一在岐山、扶風的周原，是滅商以前的都城；一在長安的豐鎬遺址，是西周時期的都城。
發現概況
偃師二里頭遺址由於發現二座規模巨集偉的宮殿建築基址而被認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但是至今沒有發現城牆的痕跡。1983年，在距二里頭遺址東北6公里的屍鄉溝，發現一座商代早期城址，有人認為這很可能是商湯所都的西毫。商代中期的鄭州商城是1955年發現的，經過多年的勘察和發掘，已經查明城牆的周長、結構和主要遺蹟的分佈等。同時期的城址還有黃陂盤龍城遺址，這個城址的規模較小，但城內也發現有3座並列的宮殿建築基址。此外，在夏縣東下馮遺址也曾發現有商代中期城址的部分城牆。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遺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掘和調查，殷墟的佈局，宮殿建築區、陵墓區的範圍已比較清楚，但始終沒有發現城牆。西周的豐鎬遺址從50年代初即開始勘察，在灃河兩岸找到範圍很大的西周遺址。周原遺址在1976年後才開始較大規模的發掘，已發現大型的建築基址群。但無論是豐鎬，還是周原，也都沒有發現城牆的痕跡。這是古代都城發展史上的一個問題，還需要繼續探索。
都城的規模和佈局
偃師屍鄉溝商城和鄭州商城都有夯土築成的城牆。前者城牆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長約1700米。在城內中部偏南有長寬各200米的宮城，宮城內有宮殿等建築基址。這種城內有城的形制成為以後歷代遵循的都城建制。鄭州商城的規模略大，城牆周長6960米。城內東北部有面積較大的夯土臺基，大概也是宮殿之類的建築，但沒有發現宮牆一類的圍牆。黃陂盤龍城也有城牆，但規模卻小得多，南北長290米，東西寬260米。城內東北部也有大型建築基址：在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上，排列了3個夯土臺基。盤龍城的形制和鄭州商城很相似，因此，很可能是江漢地區某個方國的都城。殷墟的宮殿建築群位於洹水南岸，分為3組自北向南排列，周圍沒有宮牆，但在西邊有一條大壕溝，現已探出長750米的一段，可能這就是宮殿區的界線(見小屯宮殿遺址)。王陵區在洹水北岸，分東西二區，在東區有密集的祭祀坑，關於古代都城宮殿和陵墓的佈局，安陽殷墟提供了最早的例項。西周的豐邑、鎬京先後建在灃河的西岸和東岸，相距不過5公里，作為都城，終西周之世，並行不廢，這在古代都城的發展上也是很有意義的。
建築基址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兩座商代早期的宮殿遺址很有特點。第1號宮殿基址是一個長、寬各約100米的夯土臺基，周圍有牆，南面有門，臺基上只有一座東西長30.4米、南北寬11.4米，面闊8間、進深3間的殿堂建築。第2號宮殿基址形制相同而面積略小。 可見每個基址都是獨立的。盤龍城發現的建築基址是一個東西寬60多米，南北長約100米的夯土臺基，在南北中軸線上前後並列3座建築物，形成相互聯絡的整體。安陽殷墟的宮殿建築規模更大，分為甲、乙、丙3組，其中丙組共有基址17座，排列有序，左右對稱，顯示了建築結構和佈局的進一步發展。岐山鳳雛發現的大型建築被認為是西周的宗廟遺址，亦建在夯土臺基上，以門道、前堂、後室為中軸，東西配置廂房，形成一個前後兩進、東西對稱的封閉性院落。還應該提到的是，扶風召陳發現的西周後期的大型建築物已較普遍地用瓦覆蓋屋面。從這些建築基址中，可以看出商周時期在宮殿、宗廟建築方面的一些發展和變化。
東周列國都城遺址
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諸侯國的強盛，各地的城市迅速興起，特別是列國都城，已成為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列國都城的形制
列國都城的面積比前代有很大的增長，一般為10～20平方公里。列國都城均分為宮城和郭城兩部分，宮城有的建在郭城之中；有的位於郭城一隅;有的則在郭城之外。宮城和郭城都有各自的城垣，每邊城垣均有數目不等的城門，與城內的街道相接。宮城內為國君所居，郭城則為民居，並有手工業作坊等分佈其間，有的貴族墓地也在城內。與商代和西周時代都城相比較，列國都城既有繼承，又有發展（見東周都城遺址）。
宮城的建築基址
列國都城中的宮城，都有高大的建築群，這類建築物都有很大的夯土臺基，長、寬都近百米、高約10米，如臨淄的桓公臺，易縣燕下都的武陽臺、老姥臺等。邯鄲趙王城的龍臺最大，南北長296米，東西寬265米，現存高度達19米。這些建築物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充分顯示了當時列國的財力和建築的技術力量，也反映了列國諸侯的驕奢淫逸。
商周時期的村落遺址
村落遺址多為自然經濟的居址，一般面積較小，遺存也不甚豐富，但對於瞭解當時一般居民的生活極為必要。經發掘的村落遺址大都是商代和西周的，東周時期的較少，比較重要的有藁城臺西、邢臺曹演莊、邯鄲澗溝、龜臺等地的商代遺址，其中藁城臺西遺址、邢臺曹演莊遺址面積較大，有可能是市鎮遺址。這類遺址中的房屋，根據當地的地形和土質而異，有半地穴居址；有以土坯為牆的地面建築；也有窯洞式的居址。房屋附近有窖穴和水井，以及燒製日用陶器的窯場，也有埋葬死者的墓地，但多為小型墓。所出遺物主要是日用陶器的殘片，也有生產工具，但絕大多數是石器、骨器和蚌器，很少發現青銅工具，由此可以窺知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墓葬
商代墓葬的形制和葬俗
現已發掘的商代早、中、晚期墓葬有數千座，分佈在河南偃師、鄭州、輝縣、安陽，河北藁城，湖北黃陂等地。其中數量最多而且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安陽殷墟的商代晚期墓葬，它們充分地顯示出商代社會的階級關係和葬俗。
分類
商代墓葬都是土坑豎穴墓，從形制上可分為有墓道的和沒有墓道的兩大類。前者又分為單墓道、雙墓道和四墓道三種；後者也有墓穴大小、隨葬品多寡的區別。四墓道的商代墓葬只在安陽殷墟和山東益都發現過。安陽發現的這類墓規模很大，都集中在侯家莊西北岡，被公認是商王的陵墓。雙墓道和單墓道的商代墓葬，多發現於安陽殷墟範圍內，這類墓的墓主也應是商王或地位略低於商王的高階人物。無墓道的商墓情況各不相同，有的墓穴較大，隨葬品很豐富，墓主屬於王室成員或地方的大貴族，前者如殷墟婦好墓，後者如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第1、第2號墓。有的墓僅能容身，隨葬品只有少量的陶器，墓主大概是當時的平民。祭祀坑已不屬正常墓葬，犧牲者一般是奴隸或戰俘。
王室墓地和族墓地
安陽侯家莊西北岡是一處完整的商代晚期的王室墓地，包括8座四墓道的大墓，4或5座雙墓道和單墓道的大墓，1000多座祭祀坑和小墓，此外還有1座未及完工的大墓。 推測商代晚期諸王都葬於同一個墓地。墓地中設有祭祀場所，經常殺戮大批奴隸或戰俘以祭祀先王，祈福神靈（見侯家莊商王陵區）。在商代墓葬中還存在著以族為單位合族而葬的現象，同一族的墓葬通常排列有序，自成墓區，其隨葬器物的組合與同時期其他墓區的墓葬相比有一定的差異，隨葬的銅器上有相同的族徽銘記。這種族墓地的葬俗是瞭解商代社會組織的重要線索。
人殉和人牲
商代墓葬中常常見有殉人和人牲現象。殉葬人的情況各不相同，有青年男女，也有兒童，有的還有葬具和隨葬器物，很可能是墓主的親信。用於祭祀的人牲均是被斬首後以10個左右為一組集體埋在同一坑內。殷墟侯家莊西北岡和小屯發現的祭祀坑就是典型的例子。儘管人殉和人牲的含義不同，死者的身份也有區別，但他們所反映的奴隸社會階級關係卻是完全相同的。商代大量殺戮奴隸或戰俘的現象表明奴隸制尚未得到充分的發展（見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西周時期的墓葬
陝西關中地區發掘的西周墓葬數量最多，且已建立起較為可靠的分期。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發現，但已發現了幾處諸侯的墓地。長江下游的西周墓有很多地方特色。從這一時期的葬俗上可以瞭解當時的社會情況和階級關係，有的墓還反映出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諸侯墓和宗室墓地
河南浚縣辛村和北京琉璃河發現的墓葬屬於衛侯和匽侯的宗室墓地。這裡有規模較大的雙墓道的墓葬，也有隨葬品很豐富的豎穴墓，並都隨葬有車馬坑。推測有雙墓道的大墓可能是衛侯和匽侯的墓葬。寶雞茹家莊西周墓是等級略低的國墓地。伯及其夫人井姬的墓都只有一個墓道，附近有車馬坑，但沒有其他墓葬，似是伯夫婦單獨的墓地。在茹家莊南面約2公里的竹園溝也發現一片墓地，都是無墓道的豎穴墓，根據所出銅器銘文可以確認是季等人的墓，由此可知西周時代國君和宗室的墓不但在形制上有等級差別，而且是分別埋葬的。
長江下游的西周墓
長江下游江蘇南部和安徽屯溪的西周墓，墓葬形制與中原地區很不相同，不挖墓穴，平地放置屍體和隨葬品，然後堆土起墳。隨葬品中有大量的原始瓷器及印紋硬陶器，少數墓中隨葬青銅禮器，其器形有的為中原風格，有的富於地方特色（見屯溪西周墓）。這種情況在其他邊緣地區也有發現，當是周人與其他民族間文化交往的反映。
東周墓葬
已發掘的東周墓葬有數千座，其中大部分是南方的楚墓，還有相當數量的秦墓和三晉墓葬等。這些發現為確定東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東周墓葬中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如陝縣上村嶺虢國墓、輝縣固圍村魏國墓地、壽縣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隨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它們有的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墓地資料，有的具體地再現了某些國君的喪葬制度。這些，對於研究東周時期的歷史和文化都是很有意義的。
分割槽
目前大體上可將東周墓葬分為中原地區的兩週、三晉墓，關中地區的秦墓，江漢地區的楚墓。其他地區資料都很少。中原地區的墓都是土坑豎穴，大型墓有墓道，墓內積石積炭，並隨葬青銅禮器。一般墓葬的隨葬陶器組合，隨年代早晚依次為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壺，鼎、盒、壺。秦墓盛行屈肢葬，隨葬彩繪仿銅陶禮器，晚期多洞室墓。楚墓也多豎穴墓，大型墓往往有墳丘和墓道，墓穴有多層臺階，穴內填青膏泥，隨葬青銅禮器和大量漆木器，陶器組合依次為鬲、缽、長頸壺，鼎、簠、壺，鼎、敦、壺。各區所出的同類陶器在形式上也各有特點。
陵園和享堂建築
東周時期國君的陵園制度日趨完善。輝縣固圍村的3座大墓大概是魏王和后妃的墓葬，上部均有瓦頂享堂建築。平山中山王墓上有長 110米、寬92米、高15米的封土，上建享堂。墓中所出中山王陵兆域圖銅版有中山王陵園的詳圖，由此可知其制度。鳳翔的秦公陵園中的第 1號陵園包括兩座雙墓道和一座單墓道的大墓，各墓均有1個車馬坑。這類享堂建築和陵園可能起源較早，但到戰國時期，各國普遍興建，規模也越來越大，成為東周時期各國陵墓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
用鼎制度
在東周時期的墓葬中，往往按照墓主人身份的高低，隨葬一定數量的青銅禮器或仿銅陶禮器，其中以鼎、的配置最為突出。中原地區大都採用列鼎的形式，鼎多奇數，大小相遞，如上村嶺虢太子墓隨葬七鼎、六，地位略低的則為五鼎、四或三鼎、四，顯示出嚴格的等級觀念。蔡侯墓和曾侯乙墓受楚的影響，另是一種情形。其鼎有三種，一種是盂形大鼎，一種是平底無蓋的升形鼎，一種是帶蓋的普通圓鼎。蔡侯墓出1件盂形大鼎、7件升形鼎、9件普通圓鼎； 曾侯乙墓出2件盂形大鼎、9件升形鼎、5件普通圓鼎。此外， 兩者均有八和其他禮器。楚墓的用鼎制度頗不相同，升形鼎、普通圓鼎多為偶數。儘管各地用鼎自有特點，但鼎和的配置都有定製，都是隨地位的高低而變化。即使由於經濟力量和政治地位的變化而出現種種僭越現象，也仍然不失為了解東周社會階級和等級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
經濟生活
農業
農業生產是當時的主要經濟部門。考古發掘中除出土較少的穀物遺存外，主要是農業生產工具。商代和西周的農具仍以石器為主，器形有鏟、鐮、刀等，也有相當數量的蚌器和骨器。木製的農具因不易儲存，沒有發現實物。青銅的農業生產工具很少發現。可見，就生產工具而論，這一時代的農業與新石器時代沒有本質的區別。不過，當時墓葬普遍以青銅或陶製的酒器隨葬，表明農業生產已有較多的剩餘產品。
春秋晚期，鐵器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戰國中期以後鐵器有了很大的發展，鐵農具取代石器農具和其他質料的農具，成為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工具。鐵農具的出現，有利於擴大耕地面積，改進耕種技術，使農業生產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
手工業
商周時代的手工業門類有鑄銅、冶鐵、燒陶、制骨、琢玉、漆器、紡織等，各種手工業都有顯著的發展和突出的成就。
青銅器的鑄造
商周時代是中國青銅器的繁榮、昌盛時期。青銅器的類別主要有禮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禮樂器，這是商周文化遺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內涵。各類青銅器的器形和鑄造技術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個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情況，可以由商周鑄銅遺址和青銅器自身來說明。安陽殷墟苗圃、洛陽東郊北瑤、侯馬牛村等是現已發掘的最重要的商周鑄銅遺址。在這些遺址中發現有工房、煉爐、大量陶範和坩堝的碎塊，有的還有儲存的銅錠等原料。坩堝多用大型陶器外表塗草泥土製成。西周時期的煉爐已裝置有鼓風的設施。侯馬發現的陶範有3萬多塊，可以鑄造禮器、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日常生活用具等多種器物。商周青銅器的鑄造方法都採用複合範澆鑄，也有一些器物的附件是分鑄後再鑄結在一起的。商代晚期已能鑄造司母戊方鼎那樣的重器，東周以後又掌握了失蠟法鑄造技術，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盤就是用這種方法鑄成的。商周青銅器的造型，有的莊嚴端重，有的纖細透剔，反映了當時鑄銅業所達到的高度水平，構成中國文明的重要內容之一（見商周青銅器的鑄造及採冶業）。
新興的冶鐵業
中國掌握冶鐵技術並開始使用鐵器是在春秋中、晚期以後，但人們對鐵的認識可以上溯到商代中、晚期。藁城臺西遺址和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的鐵刃銅鉞，傳出自河南浚縣的兩件西周鐵刃銅兵器，經鑑定其鐵刃部分都是用隕鐵鍛打而成的。到春秋晚期，出現了用塊鍊鐵經鍛打而成的鐵器和生鐵鑄器。年代較早的大多屬於前者。戰國中期以後，冶鐵業有了很大發展，鐵器的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生產工具方面，廣泛使用鐵器，為提高社會生產力起了積極的作用（見東周鐵器）。
原始瓷器和白陶的製作
商周時期的主要生活用具仍然是陶器，在各個聚落遺址內常發現有陶窯，各個時期的陶窯結構大體相同。這一時期陶器的種類有泥質陶、夾砂陶、原始瓷器、白陶、硬陶數種。商代中期出現的原始瓷器，為中國的瓷器製造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原始瓷器是以瓷土為胎，在1200℃左右的高溫下燒製，胎體基本燒結，呈灰色，吸水性很弱，表面有釉，釉色為青灰色或黃綠色。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屬商代中期，西周以後發現漸多，而尤以長江下游蘇南地區的西周墓為甚，一般認為這裡是最早燒製原始瓷器之處。
白陶是以高嶺土為原料，在1000℃左右的高溫下燒製而成。器表和胎質都呈白色，以商代晚期安陽出土的白陶最為典型，其胎質純淨潔白，器表多雕刻有饕餮紋、夔紋、雲雷紋等仿銅器的紋飾，器形有罍、壺、觶、卣等。這種白陶大都出在較大的墓葬中，是當時製陶業中最精緻的產品。
漆器的製作
中國最早的漆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文化。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發現的漆器大都朽毀，僅具痕跡。琉璃河燕國墓地中的漆器儲存較好，器形有觚、豆、罍等，用紅、黑等色繪彩，且用蚌片鑲嵌出各種圖案，表現了相當高的工藝水平。東周時期，南方楚墓往往出土大量儲存完好的各種漆器。東周漆器種類很多，從飲食器皿到妝奩、傢俱，幾乎應有盡有。胎質主要有木胎和夾紵胎兩種，後者的出現顯示出髹漆工藝的進步。漆器表面大都有色彩鮮豔的圖案紋飾，如各種雲氣紋、舞樂、狩獵紋及天文圖象等。戰國中晚期出現了各種釦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緣附加金屬的釦套而成。隨著這種手工業的發展，漆器在社會生活中逐漸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見彩圖）
紡織業的發達
中國的紡織手工業歷史悠久，自成系統。商代和西周的紡織物由於不易儲存，僅能見到一些殘跡，原料種類有絲、麻等。東周時期，紡織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發現日多，尤其是南方的楚墓，由於墓室封閉較好等原因，隨葬的絲綢衣物儲存完好。江陵馬山1號墓的發現，宛如開啟一座絲綢寶庫，出土的絲織品包括絹、紗、羅、錦以及刺繡等，顏色有白、硃紅、紫紅、黃、褐、黑等色，刺繡的主題花紋為龍和鳳鳥。這充分顯示出東周時期紡織手工業的高度工藝水平。（見彩圖）
玉器的治琢
商代早期的治玉技術和藝術風格已經相當成熟，這從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得到證明。到殷墟時期，治玉工藝進一步發展，婦好墓所出的 700多件玉器是商代晚期玉器的代表。這些玉器都屬軟玉，以深淺不同的綠色為最多，其次為黃褐、棕綠、灰白等色。玉料大都出自新疆，也有一些出自河南南陽。器形主要有琮、璧、環、璜、斧、鉞、戈、戚等禮器及各種動物形象的裝飾品和藝術品。這些玉器切割整齊，表面琢磨光潤，各種動物形象的圓雕和浮雕，都表現出強烈的藝術效果。（見彩圖）
西周晚期以後，動物形象的玉器減少，璧、環、璜等佩玉增多，璋、圭之類的禮器盛行。戰國時期起，治玉技術向精巧、華麗的新工藝發展。曾侯乙墓所出玉佩掛飾用 3個活環聯結4塊白玉雕成的16節龍及其他形象的玉佩，全長48釐米，是極其精緻的藝術品。輝縣固圍村大墓所出的包金鑲玉銀帶鉤作工精細，是玉器和金銀器工藝相結合的典型例證。
商業的發展和金屬鑄幣的出現
金屬鑄幣約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際。在此以前，商代和西周大概用貝作為交換的媒介，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商業日益發達，以貝為貨幣的情況愈來愈不能滿足需要，於是銅、金等金屬鑄幣應運而生。東周各國幣制並不統一，大致分佈幣、刀幣、圓錢、郢爰等種。三晉地區多用布幣，背面多鑄地名，幣值分半釿、一釿、二釿三級；燕、齊多用刀幣；楚多用戳有郢爰印記的金版，使用時大概以天平和砝碼稱量；秦在列國中最晚使用金屬鑄幣，以圓錢為主（見東周貨幣）。
文化和藝術
文字
中國從什麼時候出現文字，目前正在探討之中，不過，考古發現證實，至遲在商代晚期已經有了完整的文字記錄，古籍所說的“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是完全可信的。商周時期的文字有刻在陶器、甲骨、玉石上的；有鑄在銅器上的；也有用筆墨（朱）書寫在玉石、簡牘和絲帛上的。其中發現數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銅器銘文。
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商王室利用龜甲、獸骨進行占卜的記事文字，現已發現的約有15萬片，幾乎全都出自安陽殷墟小屯村。（見彩圖）其年代上自武丁，下迄帝乙帝辛，內容極其豐富，舉凡先公先王、祭祀、祈年、征伐、田獵等無所不包，是研究商代歷史的最重要的文字資料（見商代甲骨）。
西周甲骨早在50年代就在山西洪洞坊堆和陝西豐鎬遺址發現過，但數量極少。近年來，在陝西周原遺址又續有發現。其內容記商周王名、官名、人名、方國地名等。
銅器銘文也始見於商代晚期，起初只有一、二個字，記器主或所祭祀的父祖。商末周初逐漸出現長篇銘文，內容廣泛，有徵伐獻俘、賞賜冊命、土地糾紛等，帶有書史性質，對於研究商代和西周歷史都有重要的價值。東周以後，各國諸侯及卿大夫鑄器日多，但銘文趨於簡短，長篇銘文很少。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銘文，字型多有明顯的波磔。東周時，南方流行錯金鑲嵌的鳥篆書，於文字之外又起到了裝飾作用。
侯馬盟書是60年代發現的春秋晚期的文字資料。系主盟人晉國世卿趙鞅及與盟者為誅討政敵而舉行盟誓的信約文書。盟辭以硃筆寫在玉石片上，字數少者10餘字，最多約200多字，共發現5000餘片，是瞭解春秋時期的盟誓制度和晉國六卿之間鬥爭的重要材料，同時也為研究春秋晚期的文字和書法提供了具體的資料。
長沙、江陵一些戰國時期的大型楚墓中常常發現墨書竹簡，字型為戰國古文。簡文多記隨葬器物的種類與數量，即遣策。此外，也有占卜、祭祀等記事文字和佚書。由此可以瞭解戰國時期的楚國文字的特徵。
青銅藝術
商周時代的藝術水準和社會時尚，集中表現在青銅禮器上。青銅禮器的造形和花紋裝飾富於藝術性。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禮器多厚重，如司母戊方鼎，重達875公斤。 在造形上除以陶器形狀為祖型外，還常常以實際的或想象中的動物形象作為模型鑄造出造型和工藝均屬上乘的藝術品，如四羊尊、象尊、婦好鴞尊、司母辛四足觥等。花紋裝飾崇尚繁縟，流行以饕餮紋、夔紋為主紋，襯以雷紋的通體裝飾。給人以穩定、莊嚴而且相當神祕的感覺。西周中期以後，風氣一變，犧尊之類的造形、饕餮之類的紋飾均已絕跡，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清新、流暢、纖巧、華麗的風格。在造型上出現了立鶴方壺、曾侯乙墓所出尊盤那樣的結構新穎、纖細玲瓏的器物。在花紋上則流行竊曲紋、夔龍紋等。戰國時代的花紋又大變，出現所謂“戰國式”或“淮式”花紋，以蟠虺紋、蟠螭紋等為主。晚期更有以宴饗或水陸攻戰影象為飾的。青銅藝術上表現出的兩種絕然不同的風格正是貴族階級由崇尚鬼神轉變為自我享樂的意識形態變化的反映。（見彩圖）
雕塑和繪畫
商周時期的雕塑數量很多，有陶塑、玉石雕、骨牙雕、木雕等，其中有浮雕，也有圓雕。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一大批玉石雕像是商代晚期雕塑藝術的代表，同墓出土的象牙杯周身刻有精細的花紋並鑲嵌綠松石，是骨牙雕刻中的精品（見彩圖)。南方的東周墓葬中往往出土漆木雕刻，如雕成各種動物形象的器皿、鼓架乃至鎮墓獸等，都是技藝精湛的藝術品。
繪畫方面，長沙子彈庫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畫，畫面為一男子，高冠長袍，手扶長劍，立於龍舟上，其上有華蓋。長沙還出過一件帛畫，畫面為一細腰女子，左上方有一龍一鳳，也出自戰國墓中（見楚帛畫）。這是現在儲存的最早的兩件繪畫作品。關於這兩幅帛畫的性質，聯絡到馬王堆漢墓的帛畫，推測也應屬銘旌之類。（見彩圖）
其他地區的青銅文化
在遠離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還分佈著一些地方性青銅文化，這些文化有其獨特的文化特徵，應是不同民族或方國的遺存。研究這類文化遺存，對於探討商周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間的相互關係，進而研究漢民族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方地區
在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發現的相當於商周時期的青銅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層文化、西團山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還有遼東地區的以青銅短劍為特徵的文化遺存。其中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本區較早階段的遺存，其他均是較晚階段的遺存。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居住址多有石塊壘砌或夯土築成的圍牆或壕溝作為防禦設施，房屋為圓形，有的為半地穴居址，有的用石塊或土坯砌成牆璧。所出陶器以筒狀深腹鬲、折腹尊等最具特徵。墓地內墓葬排列整齊而密集。隨葬陶器中有用紅、白兩色描繪各種圖案花紋的彩繪陶器（見彩圖），有的還隨葬小件青銅器。少數規格較高的墓中隨葬陶鬹和陶爵，器形與二里頭文化中的同類器物完全一樣，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有一定的聯絡，兩者的年代也大致相當。
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本區的相對年代晚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絕對年代約當西周晚期至戰國以前。這種文化的陶器製作很粗疏，器形有鼎、鬲、甗、豆等。青銅器有斧、刀、錐、劍、矛等，墓葬中有器形獨特的銅鼎和銅鬲，還有各種連珠形、鳥形等銅飾。在寧城南山根發現的一座大型墓，隨葬品中有鼎、簠、等中原地區常見的禮器，表明夏家店上層文化和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絡。
西團山文化分佈在長春、吉林地區；而青銅短劍在遼河流域的許多地點都有發現。這兩種文化遺存的資料大都出自墓葬，青銅短劍墓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往往有石槨或石棺，隨葬品有青銅器、陶器、石器和骨器，還用家畜殉葬。曲刃青銅短劍是最富有特徵的隨葬品。事實上，這類墓有的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西團山文化，有的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在內蒙古及其毗鄰地區還發現具有明顯遊牧民族特徵的墓葬，這些墓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內殉有家畜的頭骨或蹄骨，隨葬品以青銅器為主，有直刃短劍、刀、鶴嘴鎬、聯珠形及各種動物形銅飾。此外，還有耳環、項圈、飾牌等金器，同時又有中原形式的銅戈等，這為探討戰國時期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的面貌以及和中原文化的聯絡提供了資料。
在晉西和陝北沿黃河兩岸的許多地點也曾發現過許多商代青銅器，它們大都是墓葬的隨葬器物。這些青銅器中的禮器，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都和商代晚期的相同。但是，有的青銅器，象鈴首劍、蛇首匕、三銎刀、銎式斧等，卻富有特點，頗具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另外還出有各種金飾等。這種情況表明，這個地區的青銅文化，既接受了商代晚期文化的禮制方面的影響，又保持著某些北方草原文化的傳統。
西北地區
商周時期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窪文化和卡窯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佈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即今甘肅西部和青海東部。這種文化的特徵是陶質較粗，摻有砂粒。典型陶器為高領袋足鬲，有的在兩側有一對環狀耳。陶器中有部分彩陶，以黑彩或紅彩為主，最常見的圖案為雙勾紋。青銅器有刀、矛、錐、鑿等。根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其年代大體相當於西周早期。
寺窪文化主要分佈在甘肅東部，可以分為兩個型別，發現於洮河流域的被稱為寺窪型別，發現於東部平涼地區的被稱為安國型別，一般都認為安國型別是寺窪文化的晚期遺存。寺窪文化的陶胎中摻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製作很粗糙，火候也較低，表面都無紋飾。器形有鬲、罐、豆、簋等，其中馬鞍形口的雙耳罐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形。墓葬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有木質葬具，多為單人直肢葬，隨葬品多為陶器，也有戈、戣、矛、鏃等青銅兵器。寺窪文化的相對年代晚於齊家文化，根據寶雞地區馬鞍形口雙耳陶罐與西周早期銅器共存，可知其下限當不晚於西周早期。
卡窯文化主要分佈在青海東部的黃河上游及湟水流域。發現的遺蹟主要是墓地。墓葬多是長方形的土坑豎穴墓，也有洞穴墓。隨葬陶器以粗紅陶為主，器表及口內多施紅褐色陶衣，器形多為罐，腹部有一對環形耳。銅器有削、斧、鏃、錐及裝飾品等。卡窯文化的年代大致與辛店文化相當。
西南地區
四川境內的巴蜀文化是古代巴、蜀兩族的文化遺存，其年代約從商代晚期至前4世紀末秦滅巴蜀時止。蜀族分佈於四川西部，很早就和商周文化有密切的聯絡。新繁水觀音遺址所出的陶器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而戈、矛等銅兵器卻是商代常見的器形。廣漢發現的玉器，城固、彭縣發現的窯藏商周青銅器都表明兩者的關係。戰國時期，蜀地流行船棺葬，青銅兵器在形制和紋飾上都有獨特的風格，而在某些大墓中，隨葬的青銅禮器表現出楚文化的深刻影響。巴族分佈於四川東部，關於巴族文化的重要考古發現，有巴縣冬筍壩和昭化寶輪院的戰國晚期的船棺葬。其文化特徵與蜀文化大致相似。
雲南地區的商周時期的青銅文化則有祥雲大波那和楚雄萬家壩發現的墓葬。大波那墓葬是一座銅棺墓，隨葬有各種青銅器，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年代相當於戰國時期。萬家壩墓葬中較大的墓都有木質葬具，有的作船形，墓底有腰坑，隨葬器物以青銅兵器為最多，典型器物有早期銅鼓、鉞形斧及短劍等。年代相當於戰國時期或略早。
東南和華南地區
分佈於長江下游兩岸的為湖熟文化。這種文化的遺址大都位於高出地面的土墩上。房址居住面很光滑，並用火焙烤過。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但普遍發現有小件青銅器。陶器有鬲、甗、豆、罐等，器形大都與商周陶器相似，最典型的是帶角狀把手的袋足鬲。此外，還發現有卜甲和卜骨。湖熟文化的面貌與商周文化很相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時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土著文化。
在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吳興、安吉、長興等地，也曾發現過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器形有鍾、鼎、甗、、觚等。器形與中原地區無異，而紋飾則有明顯的地方風格，出土地點附近均有印紋陶遺存。
江西清江吳城是江南地區發現的一處重要的商代遺址。吳城遺址的文化堆積可分為3期，年代從商代中期延續到商末周初。發現的遺蹟有房址、陶窯、窯穴等，也發現有墓葬。陶器如鬲、甗、豆、罐等和中原商文化的同類器形相似，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比重逐期增加。青銅器除工具、兵器外，還發現有銅禮器，器形與中原地區的相同，此外還發現有鑄器的石範。一些陶器和石範上發現有文字，這是已發現的年代較早的文字。吳城遺址的發現，對於研討商文化對江南地區的影響，以及比較兩者在文化面貌上的異同是很重要的。關於這種遺存的族屬問題，還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研究。
福建地區發現的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資料較少，大都是小件的青銅工具，且與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共存。南安發現的一批青銅兵器和工具，器形較特殊，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從器形判斷，年代約當西周時期。
兩廣地區發現的商周時期青銅遺存大都出自墓葬。廣東清遠等地發現的墓葬出青銅禮器、樂器、兵器和工具等，其中有些與中原地區同類器物相同，有的則有明顯的地區特點，如三足細長而外撇的銅鼎和靴形鉞等。廣西恭城出土的青銅器也有同樣的情形。這些青銅器的年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時期，被認為是百越的文化遺存。
有待深入研究的幾個問題
商周考古從1928年發掘殷墟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討論的重大學術問題還很多，如夏文化問題、商代文字的淵源、早期都城的形成等。而近年來，討論得最熱烈的乃是關於夏文化的問題。
所謂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時期在夏族活動地域內遺留下的物質文化。根據後世文獻記載，夏族的主要活動地區一在河南西部的洛陽平原和潁水上游的登封、禹縣一帶；一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在這些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結果表明，直接疊壓在商代二里岡期文化下面的是二里頭文化，因此，對於二里頭文化的認識就成了探討夏文化最關鍵的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二里頭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徵，又與商文化有某種聯絡，分佈的範圍與傳說的夏族活動地區大體相當，這種文化遺存的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與傳說的夏代記年大致相符，因此，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岡期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鄭州商城乃是商湯所都的亳。另一種意見認為，二里頭文化特別是它的三、四期遺存和二里岡期商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兩者是一脈相承的，而二里頭遺址所在處正是後世文獻和傳說中湯都西亳的地方，因此，二里頭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而更早的河南龍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人認為登封王城崗的龍山文化城堡遺址是夏禹所都的陽城。有關夏文化的意見分歧估計仍將持續一個時期。只有在獲得更加直接的考古學證據以後，這一問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探討文字的出現，是商周考古的一個重要問題。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是具有嚴密規律的文字系統，無疑是經過了長期發展而形成的。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遺址中雖然也發現過一些刻劃在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號，但幾乎都不是定型的文字。吳城遺址曾發現約40個刻劃在陶器上的商代中期文字，但這些文字大都不能辨認，有人認為是一種已經失傳的古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曾發現有單個的刻劃文字，其中已被隸定出仱、戉、斤3字。這幾個字都是象形字，有人認為這些文字同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脈相承的，但個別字元的出現與文字制度的形成是有區別的。文字的出現及其發展過程，仍然是需要在發現新資料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探討的問題。
都城是國家的象徵。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都城發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已經發現的古代都城遺址，從商代早期的偃師屍鄉溝商城到東周晚期的列國都城已有10多座，深入探討這些都城的形制、佈局以及它們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是進一步研究早期都城的任務。同時各個時期的都城又是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深入揭示都城遺址的內涵，對於研究各個時期的經濟生活和階級關係都具有典型意義。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都城是偃師屍鄉溝商城，一般認為它就是商湯所建的西亳。這座城址周圍有寬厚的城牆，城內設有宮城，宮城內有成組的宮殿建築基址群及良好的排水設施。所有這些都表明它已是一個比較成熟的都城，因此，探索其淵源乃是今後研究早期都城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將有助於中國國家起源問題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自古以來綿延不絕。關於商周時期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華夏族與周圍的少數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已經積累了不少資料，在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將對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極其重要的資料。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