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斯，R.

[拼音]：Zeng Guofan

晚清軍政大臣、近代作家、湘鄉派古文的創立者。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家世務農，父名麟書，秀才。曾國藩為道光十四年(1834)舉人，十八年成進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檢討典試四川。轉侍讀，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師時，治義理之學，兼為詞章、考據。咸豐元年(1851)，太平軍起。曾國藩應詔屢向清廷獻策。歷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試江西，中途因母死回鄉服喪。這年十一月，奉命在鄉辦團練，號“湘勇”。次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曾國藩又治水軍，造大小戰艦二百幾十艘，於是統帥水陸湘軍與太平軍轉戰於長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數省，轉敗為勝，得清廷信任。同治時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曾國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銜。又以鎮壓太平軍、捻軍立功，先後掌握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魯、豫三省大權。太平軍失守江寧後，曾國藩晉封一等侯。官至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死後諡號“文正”。

曾國藩在道光末至咸豐初年以前，是一個仕進順利的官僚，咸豐二年以後則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極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孫的“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圖其遺像”，以為“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聖哲畫像記》）。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為這樣的聖哲人物。

曾國藩初學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為“姚先生持論閎通”，自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後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眾，已為文章領袖，又曾宣揚桐城派古文，敘述桐城派的源流和眾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還歷稱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證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歐陽生文集序》）。“其說一出，有違之者，俱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一時聲勢頗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個“中興”的局面。但曾國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門戶而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賓客瀏陽縣學教諭吳敏樹，便撰文揭穿曾國藩這一用心。吳敏樹既不承認自己是曾國藩所說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認為曾國藩是桐城派。他尖銳指出曾並非真心“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其實是“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柈湖文集》卷六《與筱岑論文派書》）。在吳氏指出了事實之後，曾國藩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同前）。但曾國藩生前並未標榜自己為“湘鄉派”。

曾國藩的古文寫作和理論，都與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引），為文務閎麗，與桐城派清談簡樸文風不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說:“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頗讚賞清中葉胡天遊、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孫鼎臣、周壽昌等駢文家，而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並無美詞，而感傷“天遊、齊燾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對桐城派古文無大興趣。在古文理論上，他說：“古文之道，無所不施，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對桐城派主張的義理、考據、詞章，補充並強調了“經濟”的重要。因此他編《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的缺陷，擴大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是通達的；而為文少禁忌，奇偶並用，使古文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為桐城派打開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包括經、子史、集，以補姚鼐《古文辭類纂》之未備。黎庶昌在《目錄序》中闡述了曾國藩古文理論：“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氏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不可偏廢。”說明了曾國藩批判繼承桐城派而自創一派的實際。其後，晚清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雄）、馬（司馬相如），專宗退之（韓愈）。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採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蓴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從此相沿而以曾國藩為湘鄉派創始者，對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進。

曾國藩湘鄉派古文理論，歷史作用有兩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建立湘鄉派，實即擴大封建勢力，反對人民革命，辦理鎮壓人民的洋務，宣揚封建道德等等，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工具。但他強調“經濟”，要求應時實用，糾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脫離實際，追求清閒的傾向，有一定進步意義。正象他創辦上海機器廠，培養近代科學技術人材，翻譯西方科學文化書籍，選派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西方等等。都有利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為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

在詩歌方面，曾國藩屬於宋詩運動中的人物，尊尚黃庭堅，他說：“涪叟（黃庭堅）差可人，風騷通肸蠁”，“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後》）。《晚晴簃詩匯》也說他“承袁、趙、蔣之頹波，力矯性靈空滑之病，務為雄峻排奡，獨宗江西，積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極力擴大桐城派古文的學習源流一樣，他在詩歌的實際主張上也不拘囿於宋詩派的狹小天地。他在《聖哲畫像記》裡說：“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及。”自言鈔古今詩十八家，篤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已不限於黃庭堅。在《日記》中他還提出“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並認為李白、杜甫、王昌齡、李賀以及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之樂府，都“多神到機到之語”，其《讀李義山詩集》詩又極口稱讚李商隱“渺綿出聲響，奧緩生光瑩”，更遠遠超出宋詩範圍之外。所以他編纂《十八家詩鈔》，抄錄曹植、阮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蘇軾、黃庭堅、陸游、元遺山詩6500餘首，都可見出其取徑廣的趨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傳記、年譜，1936年世界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