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斯，F.R.
經濟學（economics）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係及其執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係的前提下，進行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係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係，在各種經濟關係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係。經濟學是對人類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係進行理論的、應用的、歷史的以及有關方法的研究的各類學科的總稱。經濟學又可稱為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s）。
詞源及其演變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 oikonomia，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1615年出現了以“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為名稱的第一本書，即法國重商主義者A.de蒙克萊田（約1575～1621）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在整個重商主義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侷限於流通領域，但也包括國家管理。到了重農主義和英國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轉向生產領域和包括流通領域在內的再生產，從而接觸到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規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同政治思想、哲學思想逐漸分離，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其論述範圍包含了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大部分領域。17～19世紀末，政治經濟學逐漸被用作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理論科學的名稱。K.馬克思和F.恩格斯通常也都沿用這個名詞。但是，他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進行了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而且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貫穿於人類歷史的各個發展階段，從侷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充套件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各種生產方式。只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稱為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人類各種生產方式及其發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稱為廣義政治經濟學。
19世紀末期，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學研究物件的演變，即更傾向於對經濟現象的論證，而不注重國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經濟學家改變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英國經濟學家W.S.傑文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確提出應當用“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單一詞比雙合詞更為簡單明確；去掉“政治”一詞，也更符合於學科研究的物件和主旨。1890年A.馬歇爾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原理》，從書名上改變了長期使用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到20世紀，在西方國家，經濟學這一名稱就逐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既被用於理論經濟學，也被用於應用經濟學。
在中國古漢語中，早有“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1830～1898）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到1903年以後，中國學者才逐漸採用“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30～40年代，有的經濟學家在編寫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時，則稱為“政治經濟學”或“新經濟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經濟學界大多數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稱為“政治經濟學”，而對政治經濟學以外的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則使用“經濟學”一詞。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研究物件
在階級社會裡，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階級性的科學。一般來說，持有不同階級立場的經濟學家，對同樣的社會經濟現象，往往持有不同的觀點，研究時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側重點。對於經濟學的研究物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間，就有不同的定義。例如，對於作為整個經濟學科的基礎的理論經濟學，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比較流行的一個定義，認為它研究人們既定的目的與具有不同用途供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係，即認為人們要滿足的慾望是眾多的，而一定時期作為滿足慾望手段的資源總是有限的，用於某個目的就不能用於其他目的，經濟學就是要研究人們在以有限的資源滿足眾多的慾望時怎樣作出合理的選擇。在這裡，人們之間的剝削關係，資本剝削勞動的本質，就被掩蓋了。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理論經濟學的物件還有其他種種說法，但是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經濟學是“超歷史”、“超階級”、“超政治”的，從而，它適用於任何社會和任何歷史時期。這類定義的主旨，顯然是要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說成是永恆的、普遍的。儘管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有時也揭露以至譴責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性質及其矛盾，但其目的還是企圖經過各種改良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使它永存下去。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一般稱為政治經濟學。關於它的物件，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間，雖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認為它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生產關係體系，即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前提下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關係在內的經濟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在階級社會裡，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在於揭露各個階級社會的階級剝削。有的則認為它研究人類社會各個階段上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以及滅亡的規律，因此，它既要研究生產關係，也要研究與之相結合的社會生產力的性質、狀況及其發展規律。事實上，就是主張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係的經濟學家，也不把生產關係作為孤立的研究物件，而是同社會生產力結合起來研究。同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是以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作為研究物件，那末，它既是一門理論的科學，也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規律；而且要研究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特別是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性質及其執行的規律，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及其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性，為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服務。
至於以理論經濟學為基礎的應用經濟學，它的研究物件是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經濟活動（如農業、工業、商業等）、或涉及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如經濟計劃、財政、貨幣、銀行等）、或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如企業的經營管理）及其相應的經濟關係。應用經濟學就是要研究這些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特殊規律性。由於各種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經濟關係中進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資本主義的應用經濟學，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有社會主義的應用經濟學。由於所有應用經濟學都以一定的理論經濟學為基礎，或多或少地要受到經濟學家的階級立場和觀點的制約，這樣，就有資產階級的應用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經濟學的分野。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研究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支配下的經濟活動，因而它們的某些分析內容和分析方法，撇開其資本主義剝削內容，也有可資吸取和借鑑的地方。
經濟學作為多種經濟學科的總稱，除了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外，還包括其他許多門類和分支，它們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物件。
研究方法
經濟學的方法，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指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或哲學基礎。就這個含義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著不同的方法論。一般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反歷史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或機械唯物主義的。當然，這並不排斥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某些內容，由於尊重客觀事實和經濟現象的本質聯絡，也會不自覺地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方法論要求實事求是地、從矛盾的發展變化中、從事物的相互聯絡中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係。同樣，這也不排斥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或者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由於對實際情況調查研究的不深入或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有時也會在某些方面背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科學方法論。
研究方法的另一層次的含義，是指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係及其規律性的具體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分析和綜合的方法，歸納和演繹的方法，質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等等。這些方法都是在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在經濟學研究中，都被廣泛運用。只是不同階級、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在運用這些方法時的指導思想，即方法論基礎或哲學基礎有著差別。同時，這些研究方法對於經濟學的各門學科，也都具有普遍性。只是由於不同的經濟學科在研究物件上有所差別，因而在運用這些研究方法時，也會有所側重，有所不同。
經濟學各門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出現的一個新趨勢，是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係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複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現代計算機技術的出現，使運用數學方法分析日趨複雜的經濟數量關係和處理大量的經濟統計資料成為可能。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學科分類
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複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絡，也愈來愈緊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也愈來愈擴充套件。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的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為了追溯和總結經濟理論本身的發展演變，出現了經濟思想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於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各自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經濟學科的發展狀況，各有自己的門類劃分。綜合兩類國家的經濟學科發展現狀，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
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執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
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巨集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巨集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物件，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週期）理論又是巨集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另外，與經濟增長理論密切聯絡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現在也已成為巨集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型別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此外，福利經濟學等也已成為理論經濟學的獨立分支。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如前所述，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的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的，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始公社、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壟斷前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三個部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係作為研究物件的，但生產關係是不能與生產力脫節的，中國近年來一些經濟學家為了重視發展生產力，認為應建立一門以社會生產力為研究物件的生產力經濟學，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經濟史
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經濟史按地域範圍劃分，有國別經濟史（如中國經濟史、英國經濟史等），地區經濟史（如歐洲經濟史、拉丁美洲經濟史等），世界經濟史（以世界為整體，研究世界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按部門或專業來區分，有農業發展史、工業發展史、銀行發展史等；按歷史分期，有古代經濟史、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之分。關於世界經濟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實際上屬於現代經濟史範圍（這部分內容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經濟百科全書》）。經濟史如同理論經濟學一樣，要受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
或稱經濟學說史。它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背景、所起的影響、所佔的歷史地位，以及各個人物、各個學派之間的承襲、更替、對立的關係等。作為一門評價和分析各個時期各個階級各個學派的經濟思想、經濟學說的學科，它顯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制約。經濟思想史一般包括作為經濟學前史的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產生、發展、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產生、發展等幾個主要部分。按國別劃分，這個學科也可分為中國經濟思想史、英國經濟思想史、美國經濟思想史等。
經濟數量的分析、計量方法
包括數理經濟學、經濟數學、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等學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出於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比較注重各種經濟現象之間數量關係的分析。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應用數學推導經濟理論，建立數理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理經濟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廣泛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建立了各種靜態的、動態的、微觀的、巨集觀的經濟模型。與之相聯絡的一個分支是經濟數學，它側重闡述現代經濟分析中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這實際上屬於應用數學範圍。經濟統計學是一門建立較早的學科，是統計方法在經濟數值處理和分析中的應用。30年代初，一些經濟學家進一步把經濟理論、數學方法和統計方法三者結合起來，建立經濟計量學，用以建立計量模型，估算引數，分析各種經濟變數之間複雜的數量關係，驗證經濟理論，進行經濟預測，規劃有關政策。結合質的分析，適當運用數學方法和統計方法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進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強各類經濟學科的精確性，增強制訂政策和計劃的科學性。現在，這類有關經濟數量分析、計量方法的學科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已受到重視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應用經濟學
主要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個經濟學科。它大體上可分為如下幾個分支：
（1）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建築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2）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如計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3）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佈局）等等。
（4）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5）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6）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醫藥衛生學相交叉的衛生經濟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與技術學相交叉的技術經濟學等等。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應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充套件、不斷充實的。應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係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除了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外，還有政治、法律、軍事、教育、道德、語言、藝術、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動和關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在所有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係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係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論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階級或學派的經濟學，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某種哲學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或指導思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的。當然，經濟學各個學科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生動、具體的材料，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間辯證關係的研究，也能豐富後者的內容，推動後者的發展。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等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等，歸根結柢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為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是以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私有制財產和經濟利益作為任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法律等，則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就是以維護人民的整體利益，維護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作為任務的。這種經濟基礎與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制度、法律等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使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經濟學和研究國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學、法學等緊密聯絡起來。經濟學要聯絡國家制度、法律等上層建築來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政治學、法學等要聯絡所要維護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來研究各種國家制度、各種法律等。這種相互聯絡、相互作用的關係，也同樣適用於經濟學與以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作為研究物件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
經濟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也有密切的聯絡。人們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是決定一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經濟活動又以相互間結成一定經濟關係的個人作為生產的基本成員，以家庭為消費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由此結成錯綜複雜的社會活動網路。人們的生產活動和消費行為都有一定的心理動機，並受行為習慣的影響。但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狀態，也往往是以一定經濟利益的考慮為基礎的。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少思想家對當時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發表見解，形成某種經濟思想，但是沒有形成系統，並常與他們的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思想混雜在一起。因此，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可以稱為經濟學前史。
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古中國和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儲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於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為他設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係即等價關係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於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公元前234～前149）、瓦羅（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們論述奴隸制農莊的管理和農作物的種植技術，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的首位，讚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是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於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後在帝國時期有市民法（適用於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萬民法（適用於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古羅馬法學家對於財產權、契約關係以及與此相聯絡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係都有明確的解釋，這些思想對於中世紀的“公平價格”概念和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關於一切經濟行為都基於私有財產權的經濟思想，而有重大的影響。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後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從11世紀開始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係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後來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貸款取息與教義牴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後來迫於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採取調和態度。如13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原則上反對貸款取息，但認為在貸者因出貸蒙受損失，或借主逾期未還，或以入夥方式貸款等情況下，可以收取利息。關於公平價格的概念，在古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提出過。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於成本。托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這個看法，但加上了許多主觀因素。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並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在秦統一中國和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帝國前的戰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們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經濟思想以至中國封建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因而反映這個制度要求的各家經濟思想以及以後的演變，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經濟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這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所說的“道”不單指自然界的道，同時也指人類社會的道。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執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在當時日益發展的封建等級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這種經濟思想在漢代司馬遷的著作《史記·貨殖列傳》與《史記·平準書》中得到闡發。司馬遷反對當時桑弘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主張封建官府壟斷鹽鐵等重要工商業的經營，主張農工商各業應任其自然發展。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後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
即關於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範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義利關係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長期爭辯的一個問題。儒家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對求利，但是他們把義放在首位，認為求利活動應受義的制約，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這就是說，要把合乎封建等級利益的規範，作為求利的前提。儘管當時（如法家）和以後也有重利輕義或義利結合的主張，但是儒家貴義賤利的理論，卻佔統治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富國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門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後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國理論最早的提出者和實踐者。商鞅和以後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又是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因此，富國必須“重本”。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於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強國”就須“弱民”，即採取刑賞的手段，使生產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產所需之外的生產品，上交國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財富。《管子》的富國思想，在“重本”一點上和商鞅、韓非相同，但對“末”有不同理解，認為要限制的只是“刻鏤”、“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與農、士同列為四民，四民同列，重點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張富國必須富民，認為“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以後，荀況在儒學的基礎上吸收各家的富國思想，著有《富國》專篇，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富國理論。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業在社會經濟中起作用，只是說對商賈的數量要有所限制；並明確提出富國必須以富民為基礎，主張“上下俱富”。富國之策，受到漢以後歷代思想家的重視。到宋代，李覯著有《富國策》十篇。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係。
賦稅思想
對土地課徵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主要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後，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徵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於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管仲相齊時，提出“相地而衰徵”的賦稅徵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壞差別徵以不同的稅額，體現了使納稅者負擔公平的原則。儒家在賦稅問題上主張“薄稅斂”，即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但荀況不是象孔丘、孟軻那樣主張恢復“藉田以力”的“公田”制來達到這個目的，而是追隨管仲的思想，認為“相地而衰徵”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張“等賦”，即按田地優劣制定賦稅的等差。這些都表明中國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樸素的級差地租觀點。
平價思想
即關於穩定物價的思想。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這方面的論述。如《周禮》一書很注意對市場、物價進行管理的問題，提到當時官職中有司市、賈師掌握“平市”、“均市”、“成價”、“恆價”等事。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鑑於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範圍內漲落。《管子》的《輕重》篇，則從貨幣流通量影響物價的角度，提出國家可利用收縮或投放貨幣的政策來平抑物價和積蓄重要物資，同時也可用來作為打擊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活動的手段。漢武帝時，桑弘羊實行的平準、均輸政策，主要目的也在於平抑谷價。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於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
奢儉思想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係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佔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先秦儒家，把“禮”作為區別奢儉的標準，反對各個等級的人有超禮制標準的消費，超過即被指責為奢，其目的是維護消費方面的等級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張黜奢崇儉，只是區別奢儉的標準不同於儒家。墨家主張不分等級，以維持生命健康需要為消費標準；道家則以原始時代簡陋的生活條件作為理想。秦漢以後，黜奢崇儉成為對待消費問題的封建正統教條。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於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絡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對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陸楫都有所闡發。陸楫明確反對禁奢，認為擴大消費是增加貧民生計的重要途徑；儉只能使一人一家免於貧，而奢則能“均天下而富之”。這種學說是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的反映。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方面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闢道路而提出來的。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相應地出現和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19世紀中葉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
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採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援下發展對外貿易。但是重商主義的研究只限於流通過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學
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這時，封建制度還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鬥爭。這種鬥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W.配第和法國的P.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範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於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爾哥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租地農場主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重農學派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A.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並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他第一個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指出利潤和地租都是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扣除。但由於斯密受到資產階級立場和方法的侷限，他錯誤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恆的制度，認為通過人類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社會的和諧，並且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表現出許多矛盾和混亂的觀點。因此，在他的理論中既有科學的見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建立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繼承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並作出了重大發展。他堅持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中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批評了斯密在價值論上的二元觀點。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餘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餘額，由此，他闡明瞭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李嘉圖的理論反映了英國產業革命時期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圖理論體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和斯密一樣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恆的自然的制度，從而造成了理論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決怎樣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相交換以及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等問題。但總的說來，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達到了頂峰，對後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於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於上升發展的時期，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沒落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雖然已經出現，但還處於潛伏狀態，資產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制度及其殘餘，為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絡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於階級和歷史的侷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經濟學的庸俗化
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初發展到頂峰的同時，也開始著它的庸俗化過程。這反映了西歐產業革命初期階級矛盾的特點。法國的J.-B.薩伊和英國的T.R.馬爾薩斯是把古典經濟學庸俗化的創始者。薩伊閹割勞動價值論，發展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交換價值的庸俗觀點；他還從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產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他還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存在供求脫節和普遍生產過剩的可能性。馬爾薩斯在將斯密學說庸俗化的同時，同李嘉圖進行激烈論爭，他抓住李嘉圖在價值論上無法解決的難題進行抨擊，併力圖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於利潤來源的學說。J.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則以斯密和李嘉圖的信徒面目出現，採用註釋和通俗化的形式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
1830年後，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佔據了完全統治的地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從幕後走上前臺。從此，古典經濟學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紀中葉，庸俗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在英國有N.W.西尼爾（1790～1864）和J.S.密爾;在法國有F.巴師夏等。他們仍然自稱是斯密、李嘉圖的繼承者，但實際已拋棄註釋、曲解的手法而進一步採取補充、折衷的形式，對古典經濟學進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爾雖然受到社會思潮的一定影響，但他的理論體系卻是19世紀上半葉各派庸俗經濟學的大調和大綜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應用》一書，是19世紀中葉以後的幾十年間西方最流行、最有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他的體系在某種意義上是宣告古典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時代的終結。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19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矛盾加劇。工人運動的高漲和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傳播，給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極大的衝擊。在這種形勢下，資產階級經濟學拋棄古典經濟學的外衣或以古典經濟學批判者的姿態，建立新的庸俗學派了。
歷史學派
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後於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F.李斯特為先驅的德國曆史學派。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W.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於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隨著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納（1835～1917）、L.布倫塔諾（1844～1931）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
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或稱奧地利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國的C.門格爾、F.von維塞爾和E.von柏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傑文斯、法國的L.瓦爾拉斯和V.帕累託。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這個學派的主旨是宣揚主觀唯心主義，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後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幷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J.S.密爾之後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他用漸進的觀點分析經濟現象；用力學的均衡概念和數學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產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價格的決定；用主觀心理動機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在靜態、區域性均衡分析的框框內引進時間因素等。他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並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這個理論體系的實質是在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抹煞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及其他許多矛盾。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範。
制度學派
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倫、J.R.康蒙斯、W.C.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K.維克塞爾（1851～1926）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佔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
這裡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後凱恩斯主義
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後，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藉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J.M.凱恩斯於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按照他的說法，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對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於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採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佔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凱恩斯《通論》的總量分析，被認為是一種“短期的比較靜態分析”。凱恩斯的追隨者為了使《通論》進一步完善，力圖使它“長期化”、“動態化”，提出了各種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理論，探求使資本主義得以穩定增長的途徑。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主義者內部主要由於對待新古典經濟學的態度有差異而分解為兩個分支：一是以美國P.薩繆爾森、J.託賓（1918～）、R.M.索洛（1924～）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一是以英國J.羅賓遜和P.斯拉法等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前者力圖把凱恩斯的巨集觀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調和、結合起來；後者則強調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對立，力圖徹底否定後者。從50～70年代，兩派曾就資本理論、增長理論、分配理論進行過長期激烈的論戰，羅賓遜指責新古典綜合派的關於到達充分就業後政府的職責只需把收入中的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論點，是回到“儲蓄支配投資”的舊理論，用舊的均衡概念取代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她還指責新古典綜合派的關於實現充分就業後，新古典學派的理論如均衡價格論、邊際生產力論等將再度適用的觀點是背離凱恩斯學說的。在新劍橋學派批判新古典經濟理論方面，斯拉法在1960年發表的《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的理論體系起了重要作用。斯拉法沿著李嘉圖的理論線索，提出了商品相對價格與利潤率同時決定生產價格的理論，排除需求對生產價格決定的作用，否定資本是生產要素。斯拉法體系被認為不僅解決了李嘉圖在價值問題上遇到的難題，而且是對新古典理論和邊際主義的有力批判，從而激起了返回李嘉圖傳統的思潮。
新經濟自由主義
這裡指的是與凱恩斯主義相抗衡、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經濟自由主義的各色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於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美國芝加哥學派是承繼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流派。這個流派的當代代表M.弗裡德曼在50～60年代倡導貨幣主義，強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活動水平和物價水平發生變動的決定性原因，認為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在一個可以忍受的失業水平下穩定發展；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減少而是加強了經濟的不穩定。他提出把貨幣供應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貨幣主義的實質在於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以失業為代價，恢復和加強經濟自由主義。
目前在美國受到注目的合理預期學派，實際上是貨幣主義的一個分支。所謂合理預期只是一種假說，它認為各個經濟主體對未來事件的預期是合乎理性的，總是準確無誤地符合將來實際發生的情況的；認為在充分掌握資訊的條件下，政府預定的政策效果會被合理預期所形成的對策所抵消，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政策都將歸於無效。合理預期論實質上是一種極端貨幣主義觀點。
供給學派是產生於70年代末、活躍於80年代初期的另一個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它也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滯脹困境的背景下向凱恩斯主義提出挑戰的一個流派。它的理論基礎是復活薩伊定律：“供給能創造自己的需求”，強調生產的增長決定於生產要素的供給及其有效利用。為此，主張實行減稅，減少政府的社會開支和對經濟的法律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刺激儲蓄與投資，促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
在聯邦德國盛行的弗賴堡學派是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支派，它導源於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是最保守的新經濟自由主義。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新制度學派
這是由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製度學派演變而來的一個學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J.K.加爾佈雷思（1908～）既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和一切經濟自由主義，也反對凱恩斯主義。他們還反對迴避“價值判斷”的數量分析，主張結構分析。在政策主張上則強調社會經濟的結構改革。
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矛盾的加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複雜，所研究的範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於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執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19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西歐幾個主要國家佔了統治地位。1825年爆發了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30～4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爭取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法國里昂工人和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舉行起義，表明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繼承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創立，經歷了一個艱辛的和戰鬥的過程。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好幾部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考察資本主義的經濟著作。這些著作已經不同於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它們奠基於正在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初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實質，揭示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並開始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有力地論證了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代替的必然性，為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
歐洲1848年革命以後，馬克思主要從事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撰寫了許多經濟學文章。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後，經恩格斯花費巨大精力整理，於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主要著作。19世紀60年代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領導工人運動中，結合革命實踐，撰寫了許多重要經濟著作，批判了各種錯誤觀點。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批判法國蒲魯東主義者的改良主義觀點，論述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才能得到滿足。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F.拉薩爾的錯誤，論證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系統地闡述了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了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後，絕對不能剝奪農民，要把農民引上合作社道路。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還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股份公司和壟斷等新的經濟現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辯證地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並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價值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外殼所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他指出商品的內在價值必然在商品交換的發展中轉化為貨幣。貨幣表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絡更加密切和普遍化。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貨幣就轉化為資本。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所決定，即等於工人及其家屬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加上教育訓練費用所決定的。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力的使用，它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創造出大於自身價值的價值。馬克思發現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這就徹底解決了古典經濟學家無法解決的剩餘價值與價值規律相矛盾的問題，科學地闡明瞭剩餘價值的性質和源泉。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分析了資本家增加剩餘價值的兩種基本方法：延長工作日和加強勞動強度的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已經經歷過三個基本歷史階段，即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是不斷擴大自己的規模，進行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是勞動和資本矛盾的不斷加深，一邊是勞動者的貧困化，一邊是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隨著資本集中和生產社會化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尖銳化，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將被剝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以後，又分析了資本主義流通過程。在流通中，每一單個資本的運動表現為資本的迴圈和週轉。各個資本的迴圈互相交錯、互為前提，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決不是各單個資本的簡單的總和。為了分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並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所構成。要使兩大部類的產品在交換中實現其全部價值，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但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的，而它的不斷擴大和廣大群眾的消費相對落後的矛盾，又必然使這種比例週期性地遭到破壞，從而爆發生產過剩的危機。在從單個資本到社會總資本的分析中，馬克思已經在量上提出了個量分析和總量分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農業資本），以及相應的剩餘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馬克思首先闡明的是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由此進而闡明商業利潤和銀行利潤，即利息，還進一步分析了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也追溯到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他們論述了勞動在人類產生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研究了原始社會的特點，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國家的起源，以及奴隸制生產方式和封建制生產方式。他們還考察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指出它的特點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緊密結合。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科學分析，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觀點，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徵。他們論證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公有的生產資料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手段。公有制的生產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總產品的一部分作為生產資料，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用作生活資料，在勞動者中間按勞分配。只有在社會產品極大豐富，消滅了舊的社會分工以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勞動成為生活第一需要之後，社會才會發展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高階階段。共產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親身經歷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經濟實踐，沒有預見到在這一階段的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存在著商品經濟。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領域，實際上已涉及日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經濟學科。《資本論》第四卷的《剩餘價值理論》，開拓了經濟學史這門學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是新型的經濟史這一學科的極其重要的著作。
列寧的經濟學說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壟斷階段，進入了帝國主義時期，這時，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達到空前尖銳的地步。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11月7日，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Β.И.列寧的領導下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開始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在帝國主義開始形成和社會主義出現的歷史時期，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
列寧早期的經濟學著作，主要圍繞俄國革命的實際，闡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土地問題。他發展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和地租理論，有分析地批判了土地收益遞減率和小農經濟穩固論，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土地國有化理論，擬定了土地綱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對帝國主義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中，指出了帝國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徵，並且依據當時帝國主義各種矛盾的激化，闡述了在壟斷基礎上產生的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而帝國主義時期形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則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根據對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情況的分析，列寧發現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必然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爆發戰爭，並得出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同時勝利，而將首先在一國或者幾國獲得勝利的重要結論。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偉大的創舉》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等著作中，分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一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經濟上存在著多種經濟成份，其中基本的成份是社會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經過1918～1921年的國內戰爭，列寧就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不同於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新模式。列寧在《論糧食稅》等著作中，提出用糧食稅代替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實行的餘糧收集制，提出要允許自由貿易，允許農民用農產品交換工業品。他認為商業是歷史鏈條的中心，是必須牢牢抓住的環節。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要在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列寧還設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允許國家資本主義（採取租讓制等形式）的存在。在《論統一的經濟計劃》等著作中，列寧多次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對鞏固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列寧十分重視經濟計劃、按勞分配、經濟核算、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和各種專家的作用。在《論合作制》中他還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合作社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與列寧所處的時期大致相同，歐洲一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學方面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斯大林的經濟思想
列寧逝世以後，И.Β.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建設社會主義，完成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領導了蘇聯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領導蘇聯的經濟建設事業中，斯大林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
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等著作中，多次論述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掌握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只要建立起牢固的工農聯盟，就完全可以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並指出要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區分開來。斯大林強調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必須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他認為，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長期建立在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和分散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兩個不同的基礎上。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斯大林很重視按勞分配和反對平均主義，重視社會主義競賽，提出了生產經營管理的社會主義合理化問題。他重視知識分子和幹部的作用。在對外經濟關係問題上，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如果絕對閉關自守，就是愚蠢之至。
但是，斯大林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不得已的退卻，在20年代末放棄了這一政策，中斷了這一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發展，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
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許多重要問題。他特別強調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質，論述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強調了不能把計劃工作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混為一談。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兩種公有制，因而必須儲存商品生產和利用價值規律。但他認為，只有消費資料是商品，而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他只承認價值規律在流通領域有調節作用，不承認它在生產領域也有調節作用。
蘇聯經濟學家的重要經濟思想
除了斯大林外，蘇聯的經濟學家在不同的時期也提出過一些有益的能啟發人們思考的觀點，但也提出過一些錯誤觀點。
20世紀20年代是斯大林逝世以前蘇聯經濟思想相對活躍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蘇聯經濟學界展開了一系列經濟理論和經濟實際問題的論戰。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上，一方面有多數經濟學家持否定態度，另一方面也有少數經濟學家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政治經濟學。1929年發表的列寧對Н.И.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的評論，糾正了否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觀點，促進了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但是，在20年代，持有各種不同觀點的蘇聯經濟學家，在幾次重大經濟問題的論戰中，都牽涉到許多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重要理論問題，並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有益的或令人深思的經濟觀點。例如，在農民比重很大的落後國家如何積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這一問題上，“左”傾經濟思想的主要代表Ε.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論，認為需要把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的剩餘產品、甚至一部分必要產品收歸公有，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始積累。布哈林批評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觀點，反對以剝奪農民的辦法積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並且提出通過計劃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特別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發展。布哈林還強調發展農民經濟的重要性，主張在自願的原則上，先從流通領域，然後在生產領域通過合作社逐步把農民組織起來，反對搞強迫集體化；並且主張通過市場競爭以經濟手段排擠以至最後消滅城鄉資本主義。20年代的論戰還牽涉到如何看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及制定經濟計劃的問題，有些經濟學家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成果。他們運用數學模型制訂棋盤式國民經濟平衡表，把年初和年末的物質財富存量與以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為形式的分配過程聯結起來，這是投入產出法的前驅。
30年代初，Н.Α.沃茲涅先斯基提出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認為社會主義具有自己的經濟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社會生產關係與相對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他又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是經過改造了的，國家計劃具有經濟發展規律的力量。從20年代的下半期到50年代，由κ.Β.奧斯特羅維佳諾夫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反映了當時在蘇聯經濟學界佔優勢的經濟觀點。
從50年代後半期開始，蘇聯經濟學界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廣闊，某些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究也比以往更為深入。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探討。60年代初、中期，蘇聯為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曾圍繞這個問題進行過大討論，並有所突破：既承認消費品是商品，也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承認價值規律既在流通領域，也在生產領域發生調節作用；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不僅是由於存在兩種所有制，而且是因為各經濟單位存在著各自的經濟利益，在進行交換時必須遵守等價交換原則。少數學者還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但大多數學者只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著“特種商品生產”，即是它的“計劃性”。值得注意的是量的分析越來越受到重視。Л.Β.坎託羅維奇（1912～）在30年代末對線性規劃作出的貢獻長期受到冷遇，50年代後半期逐漸被部分經濟學家所肯定。Β.С.涅姆欽諾夫大力倡導在經濟研究和計劃工作中應用統計和數學方法，並且在運用線性規劃和建立經濟模型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成果。
從20年代開始直到60年代前半期，蘇聯經濟學家研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作出貢獻的首推Ε.С.瓦爾加。瓦爾加及其合作者不但分析了2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而且比較準確地預測到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還對這次緊接危機的特種蕭條，作了有意義的分析。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的新現象，瓦爾加也提出了不少發人深思的觀點。
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改革的進一步發展，蘇聯理論界又活躍起來，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大膽探索，出現了新的突破：
（1）對蘇聯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的提法逐漸接近蘇聯社會實際。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上，Н.С.赫魯曉夫（1894～1971）宣佈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1967年Л.И.勃列日涅夫（1906～1982）則稱“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今後的任務是向共產主義過渡。1982～1984年Ю.Β.安德羅波夫 （1914～1984）則認為蘇聯目前只是“處於發達社會主義漫長的歷史階段的起點”。而Μ.С.戈爾巴喬夫（1931～ ）在蘇共二十七大上則強調目前的任務是“有計劃地和全面完善社會主義”，並不是完善發達社會主義。
（2）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提法有變化。幾十年來，蘇聯傳統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並“自動得到保證的”。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批判了這個觀點，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生產關係應當經常加以完善”。
（3）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有了新的認識。蘇共二十七大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所有制“具有豐富的內容”，它包含著“人與人之間、集體與集體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在利用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問題上的一整套多方面的關係和一整套經濟利益”。這就突破了過去長期以來把所有制主要視為生產資料歸屬關係的教條，而突出了經濟利益關係。還提出，要以“新的眼光”研究“社會主義所有制及其實現這種所有制的經濟形式”。認為國有制不是無需再調整的高階形式，而是要進行“經常調整”；集體所有制的潛力“還遠遠沒有全部發揮出來”，反對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個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原則並不矛盾”，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派生形式。
（4）在商品貨幣關係理論方面雖無大的進展，但已承認“商品貨幣關係是社會主義固有的”，“是有機地納入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
東歐及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思想
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東歐建立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由於蘇聯是最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而這些國家鄰近蘇聯，其中有的國家又曾是藉助蘇聯的軍事力量獲得解放的。因此，從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前期，東歐許多國家都接受了在蘇聯佔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思想和經濟模式，在蘇聯的特殊資源環境和特定歷史條件下起過積極作用，但在實踐中也帶來了許多弊端。對於資源環境和歷史條件都與蘇聯不同的東歐國家，則更難說是適合的。首先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開始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後，東歐的其他國家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和不同見解的經濟學說。
南斯拉夫最早脫離蘇聯經濟模式和理論的支配，提出了工人自治的理論。E.卡德爾強調國家職能逐步社會化，認為應當由工人管理社會財產，用社會所有制代替國家所有制，實行自治經濟。在南斯拉夫經濟學界中，主張實行社會計劃時要更加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勞動組織的社會所有制必須取代國家所有制，是經濟思想的主流。但即使在主流經濟思想中，也存在分歧。如Β.霍爾瓦特（1928～）就激進地主張經濟的非國家主義化。他認為，計劃和市場是配套的，計劃有效，市場才能很好地起作用，另一方面，市場也是實現經濟平衡的一種機制。
波蘭在1956年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波蘭的經濟學界，也較早地出現了不同於在蘇聯流行的經濟學說。O.蘭格早在30年代就提出過社會主義經濟中可以進行合理經濟計算，1956年後繼續寫出一系列論著，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應如何利用市場，以便中央計劃能夠建立在成本和效益的正確核算和正確的價格體系的基礎上。另一個在30年代對資本主義經濟週期已作出獨特分析的M.卡萊茨基（1899～1970），則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增長理論，並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的核心問題是必須確定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他重視控制投資並反對高積累。50～60年代在波蘭的W.布魯斯（1921～）較諸蘭格和卡萊茨基，更多地考慮了分權和利用市場。他研究了計劃經濟中中央、企業、個人三層決策的關係並據此劃分為三種類型，提出了含有市場機制的執行模式。
匈牙利在1956年以後，逐步進行經濟改革，並且容許提出不同的經濟改革方案和經濟觀點。1968年開始實行涅爾什R.提出的新經濟體制，比較以往更為重視市場機制，實行分散的計劃，並強調經營管理。但是，在推行新經濟體制過程中也有曲折，在經濟理論方面則出現一些不同的見解，其中，科爾瑙伊J.（1928～）以研究“短缺”為特色的經濟學說頗引人注目。科爾瑙伊以分析經濟現實中存在的短缺現象為基礎，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實現了充分就業，但普遍存在與國家對企業的軟預算制約相聯絡的擴張衝動和“投資飢餓症”。
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範圍內，也有過經濟改革，並且也有各自不同的和本國政治經濟情況相適應的理論觀點。其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T.日夫科夫（1911～）在80年代初提出“國家是所有者，勞動集體是經營者”這一使所有權同經營權分離的論斷。
在亞洲，除中國以外，40年代後期以來，還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學界，也有各自的經濟觀點。
東歐和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學方面，既有各自不同特色的理論觀點，又都或多或少地建立了新的經濟科學分支，從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
近代和當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
1889年第二國際建立後，馬克思主義在整個西歐主要是由相繼成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宣傳和解釋。但是，第二國際只是各國社會主義集團的鬆散聯盟，除了在批判E.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時形成某些一致的觀點以外，實際上容納著許多不同的理論觀點。在經濟學方面，R.盧森堡、K.考茨基、R.希法亭等，在批判修正主義和分析帝國主義經濟時，都提出過一些有益的理論。盧森堡分析了資本積累的實際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控制不發達國家和實行軍國主義政策的反動性。考茨基曾寫過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併為馬克思的一部分遺稿做了整理工作。希法亭的《金融資本論》得到列寧的好評，認為這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但由於他們不能始終堅持無產階級立場，因而在他們的理論中也包含了一些錯誤的論點。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發生了分裂，第三國際取代了第二國際。屬於第三國際的各國共產黨，當時都是以蘇聯的理論作為指標。其他的社會民主黨及其成員，雖然仍自稱相信馬克思主義，但從國際組織說，則更加鬆散，一再更易名稱或分或合。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發展，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一方面，從屬於第三國際的理論，呈現出同源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不屬於第三國際而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則因觀點不同而出現混雜紛紜的局面。
第三國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解散後，以斯大林的思想為中心的蘇聯的經濟學說，在各國共產黨中仍佔優勢。1956年是一個轉折點。義大利共產黨認為蘇聯的模式已經沒有約束力，提出了“結構改革論”和“多中心”的觀點。其他各國共產黨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不同的理論觀點，甚至發生組織上的分裂，因此，也出現了理論觀點混雜紛紜的狀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50年代以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呈現出以下一些複雜的特點：
（1）西方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越來越多地傾向於依據本國的國情，提出自具特點的經濟學說。在50年代，P.陶里亞蒂（1893～1964）已經在西歐開其端，60年代末興起的“歐洲共產主義”，強調的是西歐的特點，但內部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越來越重視結合本國的實際，力求提出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觀點和革命道路。
（2）既存在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同本國實際相結合以促進工人運動的傾向，又存在脫離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而偏重理論研究的學院性的傾向。前一種傾向，從50年代後期以來，在各國共產黨黨內和黨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是進步的傾向。後一種傾向則從一些大學教授或理論工作者等知識分子的著作中表現出來。這些著作中包含一些有價值的成份，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是有貢獻的，但其中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但是，學院性的研究仍然有社會影響，特別是對西方社會的激進青年具有強烈影響。
（3）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有一部分人著重研究30年代以來新發現和發表的馬克思的許多手稿。新發現的手稿的出版，自然引起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加上世界經濟發展、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一些新現象，促成一些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把這種研究和解釋新的政治經濟現象相結合。在這種結合現實的研究過程中，有一些經濟學家把“異化”等概念引入經濟理論，或則認為可以補充“剝削”這一概念，有的研究者甚至認為“異化”概念優於並且可以替代“剝削”概念。這些研究者大都強調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並且認為“民主的或人道的社會主義”是最符合理想的社會主義。
（4）西方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有一部分人，著重把當代西方的一些經濟分析方法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這些經濟學家中，有的著重把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當代西方經濟分析方法相對比來闡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如英國的M.H.多布（1900～1976）、B.羅桑;有的著重用當代西方經濟分析來補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甚至提出自己認為更為切合經濟現實的新概念，如美國的P.A.巴蘭（1910～1964）、P.M.斯威齊（1910～）；有的則著重用西方經濟分析方法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進行論戰，如聯邦德國的E.沃夫斯泰特利用系統論和其他數學方法來批判從奧地利學派到薩繆爾森對勞動價值論的攻擊。這一型別的經濟學家難免提出錯誤的觀點，但都自認為是相信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5）西方的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在反教條主義的同時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這些人中，有主張完全回覆到馬克思的學說的，如英國的L.哈里斯、原在聯邦德國的B.法恩等；有按照自己的觀點改造馬克思的體系的，如日本的宇野弘藏（1897～1977），他在日本的影響相當大，以至形成了所謂“宇野學派”；有與不同的哲學觀點相結合而重建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體系的，如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發端於法國並流行於西歐、北美、日本及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科學傾向的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有經濟理論的論述。
此外，第三世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能結合國情提出自己的獨立的觀點，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受到其他國家的不同派別的影響。因此，第三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也呈現出混雜紛紜的狀況。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是開放的而非自我封閉的科學理論，它必須面向不斷髮展變化的經濟現實作出新的分析和論證，它也必須面向當代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的成果作出批判、否定或吸取的抉擇，因而在它的發展的某些階段中必然出現眾說紛紜、百家爭鳴的狀況，從而必然出現彼此爭辯、互相補充的狀況，而這些不同的觀點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篩選出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論點。這是任何一種科學理論發展過程必經的正常狀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也應當經歷這樣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停滯和僵化，從而恆久地保持具有生命力的更新和發展。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在中國傳播。例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從 1905 年起曾陸續刊登一些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文章。1906年出版的《民報》第二號刊載了朱執信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並提到了《資本論》。不過，在這一時期介紹和傳播馬克思及其經濟學說的人，還是一些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瞭解和介紹是非常膚淺的，還談不到自覺地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作為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和觀察中國發展前途的思想武器。但是，應當看到，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最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李大釗（1889～1927）。他在1917年冬把“五四”運動中的左翼分子集合起來，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祕密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18年他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林薩維克的勝利》兩文，明確地論證了中國只有沿著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他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首先宣傳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餘工餘值說），並且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的高漲，“完全是受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影響”。在他的影響和倡導下，一批革命知識分子通過各種組織和形式，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1920年，周恩來（1898～1976）因愛國被捕，在天津獄中開辦講演會，系統地講授了“馬克思主義──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以及“資產集中說”等專題。1920年8～9月，與國內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同時，蔡和森（1895～1931）在法國兩次給毛澤東寫信，主張建立布林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並且提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李大釗、周恩來和蔡和森等人的努力，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1921～1949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民主革命中
的運用和發展
從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誕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和黨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除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重要經濟著作外，還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加以運用和發展。這種運用和發展集中地表現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逐步認識了舊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及其發展規律。
明確認識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是決定中國革命應當走什麼道路的重大問題。1925～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是和革命陣營中對這個重大問題存在不同的認識相關聯的。1928年6～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確認中國革命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並批判了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革命的錯誤論斷。中國的革命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具體分析了從古代到現代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取得了有意義的經濟科學成果。由此引起了非無產階級的階級和派系的人們，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提出並宣傳各自的論點，展開了1929～1933年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1934～1935年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在30年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代表作《資本論》和恩格斯、列寧的最重要的經濟理論著作，都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促進了中國經濟科學理論水平的提高，對於論戰的深入和以後抗日戰爭時期這方面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都起了巨大作用。這些論戰和以後研究的有益成果，集中地體現在毛澤東的著作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毛澤東概括這些成果後作出結論：“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物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並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7頁）。
20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世界的矛盾尖銳化，驅使帝國主義國家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這時，一部分封建軍閥和官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逐步形成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在規模上和力量上達到空前程度。這是中國的大資本，它與國家政權相結合，逐步壟斷了全國經濟命脈，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分為兩部分：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40年代，官僚資本主義問題引起了中國進步的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對它進行了剖析和探討。在這種探討的基礎上，毛澤東在1947年發表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揭露了舊中國的官僚資本的實質，指出“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49頁）。毛澤東依據這種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毛澤東還進一步對實行上述綱領以後的經濟形態作了以下的概括：“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份，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23頁）。
毛澤東和中國的其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和新民主主義所作的理論分析，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對於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和演變的學說，是一種創造性的發展。因為這種分析說明：在不同地區或國家，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不會呈現出單一的、彼此相同的狀態，在不同地區或國家的具體的內部經濟根源和外部經濟條件下，會呈現出多樣的、互有差異的狀態。由此也就決定了革命會採取不同的鬥爭形式。
1949～1976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革
命和建設中的運用和發展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國家面臨的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和中國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劉少奇（1898～1969）、朱德（1886～1976）、陳雲、鄧小平等，明確地提出這一任務，把變革生產關係和發展生產力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並且區分了對農業、手工業的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指出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但都採取一系列逐步前進的過渡形式，以發揮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在整個國民經濟運動過程中的相互促進作用。建國初期，為了把建設和改造相結合，國家從整個社會經濟著眼，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這主要是指：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穩定市場物價，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在流通領域中的領導地位，並在農業方面逐步實行糧食、棉花和其他主要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以切斷城市資本主義和農村的經濟聯絡。在這樣的條件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採取了統購包銷、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階到高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多種過渡形式。資本主義工商業由於對日益壯大的國營經濟的依賴性愈來愈大，不能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966年取消“定息”，公私合營企業便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這就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設想過但未能實現的和平贖買，第一次在中國變成了現實。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實行自願互利的原則和典型示範以及國家財政援助等措施外，也採用一系列逐步前進的形式：首先是推行只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農業生產互助組，進而發展成為以土地入股分紅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進一步發展成為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逐步前進的方法，促使農民在切身體驗中逐漸提高加入合作經濟的積極性。對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由手工業小組到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進而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等過渡形式。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在前期，總的說來，是成功的，它避免了生產關係大變動時生產大幅度下降的現象，對於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逐漸出現了一些缺陷，主要表現是急於求成，改變過快，工作過粗，形式越來越簡單劃一，以致遺留了一些不利於日後發展生產力的隱患和問題。農業合作化方面，在1955年夏錯誤地用“小腳女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以後，損失更為突出。然而，在一個六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瞭如此重大、如此艱鉅、如此複雜的社會經濟變革，確是前所未有的。儘管存在某些缺點和錯誤，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許多開拓性的有益成果。這些成果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對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1956年中國進入了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時，毛澤東和中國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觀點。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兩種基本社會矛盾。毛澤東等還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各種矛盾，提出了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的關係，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等一系列理論原則。他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建立起來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周恩來強調經濟工作中必須實事求是，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提，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保持國民經濟比較平衡的發展。劉少奇特別重視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各種過渡形式。他和鄧小平、陳雲都針對中國的發展水平和人口眾多的特點，較早提出了節制生育。他還認為生產資料也可以作為商品流通。朱德強調發展手工業合作社的必要性，並且較早反對“大鍋飯”的平均主義。陳雲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必須重視研究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強調國民經濟應當進行按比例地綜合平衡。這些論點和原則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發展。
但是，這些正確的理論觀點和原則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1956年以後，錯誤的經濟思想逐漸佔居主導地位，以致在1958年出現了違反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大躍進”，嚴重地破壞了正常的經濟比例關係；繼而又出現了攪亂農村生產關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農業生產遭受巨大的損失。與錯誤的經濟實踐相呼應，出現了錯誤的經濟理論：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完全脫離實際地宣揚“一大二公”；在分配和交換領域，否定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宣揚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上，片面地宣揚高速度而否定平衡的比例關係；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上，片面地宣揚變革生產關係的重要作用而貶低甚至否定發展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與此相聯絡的是：否定經濟效果的重要意義，反對算“經濟帳”，等等。這些錯誤的論點，必然會遭到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的反對。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經濟學界出現了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爭論。爭論的問題集中在：是肯定還是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是隻重視經濟發展速度而忽視必要的比例平衡關係，還是必須兼顧二者?是重視還是忽視甚至否定發展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重視還是忽視經濟效果?等等。當時，“左”的錯誤的經濟思想仍然佔居優勢，理論問題的爭論並未獲得健康的發展。“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都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而受到粗暴的批判。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思想上、理論上的極大混亂，並且使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
1977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使得中國經濟學界能夠逐步開展正常的學術討論。人們很自然地要求探討一度在社會上形成認識混亂的重大理論問題，如當代中國社會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哪一階段？怎樣看待社會主義經濟中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的地位和作用？怎樣看待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怎樣看待經濟發展速度和保持比例平衡之間的關係？等等。在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不僅突破了長期居於優勢的“左”的思想的束縛，而且開始進一步探討現實中提出的新問題，如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否應有多種形式？社會主義的計劃是否應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政權機構和作為全民所有制財產的所有者這兩種職能應當如何分開？等等。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於正確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糾正“左”傾思想，起了關鍵性作用。在這次會議上及以後的九年中，鄧小平強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他指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著重闡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還提出了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陳雲強調經濟建設要腳踏實地，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經濟。他還認為，經濟工作沒有時間概念、沒有利潤概念是不行的。他長期重視關於計劃指導和市場調節的研究，認為搞活經濟既要計劃指導，也要市場調節，計劃的範圍也要根據實際情況經常調整。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路線，推動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學界，勇於面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踐，探討多方面的新的經濟理論問題和建立新的經濟學科。在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首先以農村為重點逐步轉向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學界作出了一系列創造性的貢獻，它們集中地體現在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87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中。這兩個對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以及經濟學界緊密結合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踐進行探索所取得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個時期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面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確認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它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對中國這種最基本的國情的認識，為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奠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基礎，也為經濟學領域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以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2）重新確立了衡量經濟、社會進步的生產力標準，確認生產力是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這就明確了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探討經濟理論的基本立足點。
（3）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同時，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也形成了新的觀念，從過去只承認指令性計劃是計劃經濟的主要標誌發展為強調指導性計劃和政策性計劃的新的計劃概念；從過去只承認單一的消費品市場發展到確認把生產資料及資金、勞務、技術等生產要素也包括在內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這樣，就為深入地探討實行計劃經濟和運用市場機制之間的有機結合，開拓了新的視界。因此，對社會主義經濟執行和發展的研究，已經不再限於研究垂直聯絡的計劃機制，而是明確地加強了對於橫向經濟聯絡和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研究，並樹立了價格、利率、租稅、匯率等作為經濟調節槓桿的新觀念。這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充分而有效益地利用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4）在國家經濟職能方面，確認國家作為政權機構的職能和作為全民所有制財產所有者的職能應當分開，從而肯定了社會主義經濟中所有權同經營權可以適當分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權應交給企業，政府則按照法規、政策為企業服務並進行監督。
（5）在所有制理論方面，突破了單一公有化特別是單一國有化的觀念，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和多種經營方式存在，可以允許和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和合作經營企業以及外商獨資企業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對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研究，也已經不再侷限於簡單地歸結為全民（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當前，從縱深的發展看，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能否包含不同決策層次和不同經營型別的具體形式，正在進行探索和實踐，並已取得了進展（如承包、租賃經營的試驗和推廣等）。從橫向的聯絡看，已進入探索各地區、各部門、不同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個體企業、私人集資能否在或大或小的範圍內形成緊密程度不同的經濟聯合體（如企業相互參股等）。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理論也得到了發展。對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農村合作經濟的新形式正在繼續探索進一步完善的途徑。合作經濟的研究，不象以往那樣侷限於農業、副業，已經擴充套件到包括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多種行業；也不象以往那樣侷限於生產，已經擴充套件到消費、流通、信貸等各個領域。
（6）在價格理論上，改變了過去把價格僅看作計算工具和再分配工具的傳統觀念，承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仍然具有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的職能；改變把穩定物價看成物價固定不變的傳統觀念，確立了把物價基本穩定與靈活調整結合起來的新觀念；改變了單一國家定價、國家調價的觀念，確立了逐步擴大市場價格作用範圍的觀念。
（7）深化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以及個人收入分配的研究，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不能理解為平均主義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允許勞動者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有所差別，而又注意勞動報酬的差距不過分懸殊，從而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這樣才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富裕，才能逐步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
（8）在世界經濟聯絡日益密切的條件下，探索了在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優勢的同時，如何以不同形式利用各種非社會主義經濟，包括利用國外的資本主義經濟來發展本國社會生產力。這方面的探索，不但發展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資本主義的多種形式的研究，而且開拓了超越出傳統的國家資本主義概念來利用多種經濟形式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研究領域。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經歷多年的經驗教訓，深切地認識到:必須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於本國國情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突破並捨棄某些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舊觀念，才能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且，“在馬克思主義裡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列寧選集》第2卷，第441頁）。因此，必須摒棄自我封閉的態度，力求汲取當代文明中有益的成果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包括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
當前，中國正在繼續探索一條從中國國情出發，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正在循著這條道路研究新現象和新問題，力求取得新的理論成果並建立實踐所需要的新的學科。一些重要課題，如：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促使微觀經濟有活力而又保持巨集觀經濟能獲得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怎樣確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來引導整個國民經濟的執行和發展；怎樣做到既提高經濟效率以加速發展生產力，而又不損害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主義平等原則；怎樣促使各種經濟槓桿互相配套，形成能有效地調節經濟執行和發展的體系；怎樣更切合經濟實踐發展的需要，把質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結合起來等等，以及與上述巨集觀課題密切有關的其他重大課題，諸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於高階階段的質的特徵；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和結合方式；實現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各種形式的比較研究；所有制關係的改革與經濟執行機制改革的關係；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的關係；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改革的環境問題；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義與消除不合理差距問題，等等，都已引起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和認真研究。更多的新的經濟學科分支也在逐步建立。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必定會有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