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主權原則

[拼音]:Zhongguo Shikusi Jianzhu

[英文]:Chinese grottoes architecture

中國佛教寺廟建築的一種。在開鑿的洞窟中陳示佛教雕刻、彩塑或壁畫。石窟本身及窟外的建築處理和石窟中的藝術品所表現的古代建築都是中國歷史上各時代建築藝術面貌的反映。

石窟寺概況

佛教石窟寺首見於印度,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也進行建造。中國最早鑿建石窟寺的是今新疆地區,有可能始於東漢,十六國和南北朝時經由甘肅到達中原,形成高潮,唐宋時除在原有的某些石窟群中續有鑿建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窟群,元明以後鑿窟之風才逐漸停息下來。現存石窟寺的分佈範圍西至新疆西部、甘肅、寧夏,北至遼寧,東至江蘇、浙江、山東,南達雲南、四川。其最重要者為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和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等。此外,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河南鞏縣石窟、河北峰峰南北響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和雲南劍川石窟等也是比較重要的幾處。

敦煌是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的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莫高窟在今敦煌縣城東南鳴沙山東麓的懸巖上。據唐代碑記,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66),自十六國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延綿千年不斷。現存有藝術品的共492窟,其中唐代的佔一半以上。莫高窟石質為砂礫岩,不便於雕刻,其藝術品均為彩塑和壁畫,現存彩塑2000餘身,壁畫約4.5萬平方米,此外還有4座完整的北宋木構窟簷和窟群附近的2座宋塔。

雲岡石窟在大同西武周山的南向懸巖上,現存主要洞窟53座,大部是北魏文成帝和平(460~465)年間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前的約30年間開鑿的。雲岡石窟藝術品都是石雕,現存造像有5.1萬餘尊,大者高達17米。

龍門石窟在洛陽南伊水東西兩岸,始鑿年代約在北魏太和十八年遷都來洛的前幾年,遷都後到孝明帝時的35年間是鑿窟的第1個高潮。從唐太宗到玄宗的100多年,是鑿窟的第2個高潮。現存石窟1352座,造像均為石刻,約達10萬軀。

麥積山石窟在天水東南形如麥垛的山峰懸巖上,大約與雲岡的始鑿期相近,自北魏歷西魏、北周而至隋、唐和宋。現存195窟,有造像7000餘尊,絕大部分是彩塑,壁畫約2000平方米。

石窟寺的窟室形制

早期包括北朝的窟形以中心塔柱式為典型,類似於印度的支提窟。此外還有覆鬥式方窟、平頂方窟和毗訶羅窟及穹窿式窟。支提是塔的一種稱呼,塔是信徒們尊崇的物件,認為繞塔回行是對佛的無尚恭敬。印度的支提窟平面縱長,前部鑿筒拱頂,後部平面半圓,圓心處鑿刻支提。中國的中心塔柱式窟保留了繞塔回行的禮儀,但形制已向著民族化的方向發生變化,而且由西向東,變化的趨勢越發加強。早期克孜爾石窟前部也是筒拱頂,後部平面為方形,中心為一方墩代表塔,繞墩三面鑿通道。敦煌的前部為橫長方形,上鑿仿中國木結構建築的雙坡頂,後部中心方墩鑿成1或2層的中國佛塔形狀,但只是大致模仿。雲岡的為方形平面,中心塔忠實模仿木結構樓閣式佛塔,有的可達5層。這個時期的佛寺,出於同樣的宗教禮儀概念,也廣泛採用中心塔式佈局,所以中心塔石窟也是對於此式佛寺的模仿。雲岡第6窟於此尤其明顯,窟內繞中心塔柱在左、右、前3壁下部都浮雕出1圈廊廡,後壁為1佛龕,是佛寺周廊和塔後佛殿的表徵。

覆鬥式方窟和平頂方窟平面都是方形,3壁或僅正面1壁開龕,前者在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都有,其覆鬥頂是對於用於尊貴場所的“斗帳”的模仿;後者主要見於雲岡石窟、南北響堂山石窟等。它們的總體是當時不建中心塔的佛寺的表徵。

毗訶羅窟也源自印度,其典型者是在一較大的方窟左右壁鑿一排小龕室供僧人靜修,後壁鑿佛龕。中國的典型毗訶羅窟很少,僅見於莫高窟,頂仍為覆鬥形。

穹窿式窟平面橢圓,穹窿頂,內雕大佛,是對於僧徒山野靜修的草廬的模仿,典型者可見於雲岡最早開鑿的曇曜五窟。

隋唐的洞窟以莫高窟最多,其典型者是北朝已出現的覆鬥窟。大都只在正壁開1龕,隋及初、盛唐為梯型龕,可認為全窟仍是對於整座佛寺的象徵。中唐後改為盝頂形佛帳式龕頂。佛帳一般是放在佛殿內部的,所以可認為全窟只是一座佛殿的象徵。覆鬥窟中心高起,沒有平頂的壓抑感,各壁都沒有中心柱的遮擋,適應了大型經變畫大量出現的要求。唐代莫高窟還有個別的大佛窟和涅槃窟,前者內造高達30米的彌勒佛,大佛窟窟內下大上小,強調了仰視時的透視錯覺,窟的上部前面開設明窗,加強了大佛頭部的採光。後者平面橫長,安置佛涅槃臥像。隋唐時在莫高窟和炳靈寺、天龍山等石窟還有個別的中心塔柱式窟,是這一時期中心塔式寺院仍有建造的反映。中心塔柱式窟在宋代也還極個別地出現過,如大足石窟毗盧道場窟。

五代和北宋的代表窟形是莫高窟廣泛鑿建的背屏式窟。覆鬥頂,四壁不再開龕而在窟內中心靠後鑿大佛壇,壇四周為通道,壇後留出直通至頂的背屏石壁,應即佛殿扇面牆的仿造。塑像置於壇上,和人處於同一空間。

石窟寺的窟簷

早期包括北朝的石窟在石質稍好的地方,窟外都鑿有許多石質窟簷,如雲岡、麥積山、天龍山和南北響堂山等。一般都是前沿敞開,3間4柱,平面橫長,鑿入巖內,後壁正中開甬道與主室相連。窟簷都模仿木結構建築,刻出柱、枋、斗拱、簷口、瓦壠和屋脊及鴟尾,是建築史的重要資料,也表明了中國石窟民族化的過程。麥積山上七佛閣窟簷最大,面闊7間,通長達31.5米,列柱高可達9米,上部就巖壁鑿出廡殿屋頂形。在石質不宜雕刻的地方,如克孜爾和莫高窟則建造木構密簷,巖面上留下了許多木構件插入巖壁的孔眼。窟簷是從外部空間進入到窟內佛的空間之間的必要過渡,同時也大大改善了石窟正立面的形象。

莫高窟還儲存有5座唐末宋初的木結構窟簷實物,其中4座北宋窟簷仍相當完好。斗拱雄大,出簷深遠,通過定量比較研究,可以證明它們都保留有很強的唐代風格。它們都沒有角翹,和當時敦煌壁畫裡的建築形象一致。在中國唐代木構建築例項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是建築史的重要資料。

石窟中的壁畫和石刻表現的建築

在石窟中宗教題材的壁畫和浮雕中儲存的建築形象資料非常豐富,時代從十六國晚期下迄於宋和西夏,延續800年之久,建築型別包括有城市、宮殿、宮闕、佛寺、佛塔、住宅、墳墓等許多建築組群和亭、臺、樓、殿、廊、牆以及橋樑等許多單體,還表現瞭如臺基、欄杆、樑、枋、門窗、斗拱、屋頂和脊飾等各種部件、裝飾及色彩。它們和窟形、窟簷一起,在許多方面都填補了建築藝術史研究的空白,尤其對於從魏晉到盛唐之間建築例項十分稀少的約 400年,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石窟中的建築資料以敦煌壁畫為最重要,它的延續時代最長,資料最多,型別最豐富。此外,在雲岡、麥積山、炳靈寺、龍門、大足和其他一些石窟的壁畫或石刻中也都有所表現。

建築的院落式群體組合方式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重要特徵。現存建築只有晚到遼金時代才有一些院落不完整地儲存下來,但在敦煌壁畫裡從隋代開始就已畫出了成組群的建築,唐宋畫出了大型院落的壁畫數以百計,表現了豐富的組合方式和高度的建築藝術水平。其中盛唐以前以凹字形平面組合為中心,前有水池,池中建平臺的構圖方式在日本古代建築中還有許多例項。大足和四川的其他石窟也有唐宋時期的大型組群石刻浮雕。

敦煌石窟從十六國晚期至唐的許多闕形龕和宮闕,明確地反映了從漢代到隋唐以後又延至明清闕的發展過程。敦煌壁畫和雲岡石刻中有幾百座塔,表明了在例項中十分罕見的樓閣式木塔實際是古代佛塔的主流,反映了印度的窣堵波塔和中國重樓融合過程中的中間狀態,還提供了在北朝時中國已建造過金剛寶座式塔的例證。敦煌壁畫裡的幾百座城垣對古代城形、城牆、城門、城樓、角樓、馬面以及裡坊制和古代新疆地區的城垣情況提供了豐富的形象資料。敦煌壁畫還畫出了多座唐宋住宅,其典型者分前後兩院,與北京現存的明清四合院住宅相當一致。

建築部件和裝飾、色彩資料也以敦煌壁畫最豐富,其中斗拱可達萬朵,細緻地反映了由北朝至西夏斗拱的發展史。壁畫裡的建築絕大多數都沒有角翹,結合也沒有角翹的窟簷,可以為研究中國建築重要的形象特徵角翹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提供直接的材料。

壁畫和石刻裡的建築形象還為界畫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界畫史提供了大量的例項。

參考書目

蕭默:《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中國石窟·中國莫高窟》),第2卷,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

傅熹年:《麥積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築》(《文物資料叢刊》第4緝),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

樑思成:《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築》(《樑思成文集》第一集),建築工業出版社,北京,1982。

蕭默:《唐代建築風貌──從敦煌壁畫看到和想到的》(《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