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祿竹溪記原文賞析

朝代明代 詩人唐順之

散文 詠物 敘事

譯文
　　我曾經遊觀過京城世宦富貴人家的亭園，見那裡收藏的東西，從極遠的邊地到海外，奇異的花卉石子沒有不能羅致的，所不能羅致的只有竹子。我們江南人砍伐竹子當柴燒，築園建亭也必定購買尋求海外的奇花異石，有的用千錢買一石，有的用百錢買一花，並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佔據在當中，有時就將它砍去，說：“不要讓它佔了我種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覓到可心的竹子，常常不惜花費數千錢來購買；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乾枯而死。正因為它的難以尋覓而且又多枯死，人們因此就更加珍愛它。而江南人中有人譏笑他們說：“京城人競把我們當柴燒的東西視為珍寶。”嗚呼！奇花異石誠然為京城與江南人所珍愛。然而追溯它們的產地，則邊地和海外人看待它們，我想也與竹子在江南沒有什麼大的區別。而邊地海外，或許是從不出產竹子的地方，假如讓那裡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們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愛和看重它。這種情況恐個白是笑不完的了。俗語說： “人離鄉則愈賤，物離鄉則愈貴。”如此說來，世上的美醜好惡，又有什麼不變的標準呢！

　　我的舅舅任光祿君在荊溪的邊上構築了一個亭園，到處種竹，不種其他的花木。竹林間造了一座小樓，有空就與客人在那裡吟詩嘯歌。他偶然對我說：“我不能與有勢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盛況，單獨在這裡取山地本來所有的東西，可以不花費勞力而使滿園蒼翠蔥蘢，也足以自適。因此自稱是竹溪主人。請外甥為我記述一下吧。”我認為任君哪裡是真的不能與有勢力者攀比，而隨意取其當地所有；恐怕還是對竹獨有特殊的愛好，而不願意把它告訴別人呢？過去有人談論竹子，以為它絕沒有動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愛。所以它奇巧怪異不如石，妖豔柔美不如花，孑孑然有如高傲獨立的士人，不能與塵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來，知道珍愛竹子的人極少。那麼京城人難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愛的嗎？他們不過是想用此與別人爭誇富貴，如同用奇花異石向人炫耀一樣。所以京城人的珍愛竹子，與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們都算不上懂得竹子。

　　任君在繁華鬧市中生長，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飾、車馬、僮僕、歌舞，凡是富貴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棄而去。尤其是方正剛直不隨意與人交往，凜然有高潔獨立之氣，這正是任君對於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只要人們喜愛某種東西，那就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他對於那種東西的追求。那麼雖然假使竹子不是這裡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將竭盡其力予以收集，然後心裡才高興。任君的財力雖然使他能儘量尋覓奇花異石，然而他的愛好本不在此啊。可嘆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為人貴重，對此我更加有感受了。

註釋
任光祿：任氏，名卿，字世臣，號竹溪，宜興人，生於明巨集治戊午五月十六日，卒於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曾歷任光祿寺署丞、湖廣都御史等職。所居皆藝竹，故號竹溪。
光祿：官名，光祿寺卿或少卿。
絕徼（jiào）：極遠的邊地。
徼：邊界。
芟（shān）：鋤除。
去：去除。
是：這。
窮其所生之地：探求它的原產地。窮：追溯。
去鄉：離開本土。
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世人對於美醜的看法，是不固定的。
荊溪：水名，在江蘇南部，經溧陽、宜興，注入太湖。
間：間隙，這裡指偶然。
土：這裡指本土，本地。
蓊（wěng）然：叢密的樣子。
臭（xiù）味：氣味。
綽約：柔美的樣子。
孑（jié）孑然：形容孤高的樣子。
偃蹇（jiǎn）：高傲的樣子。
諧：協調。
一：一樣的。
紛華：指富貴繁華的生活。
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只要人們喜愛某種東西，那就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他對於那種東西的追求。間：間隔，阻止。
然則：既然這樣……那麼。
重：甚。

參考資料：

1、本書編寫組編．國學經典讀本 高一 上：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09：第73-75頁

　　文章起筆寫京師人與南方人對待竹子的不同態度，一貴一賤，形成鮮明的對照；進而推理敘寫“絕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態度，從而發出“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的慨嘆；接下來既寫人又寫竹，借竹的形象對任光祿的人品進行了充分的肯定，點明他知竹愛竹的根源在於他不流於俗的美好品德。

　　入題之前，作者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論述世人對竹的態度，其所論的內容雖說與記述的中心有關，但由於所涉的物件廣泛，其中不僅有“斬竹而薪之”的江南人，還有“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的京師人，甚至還有絕徼海外之人，一旦見竹，必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這就產生一種感覺，似乎這段文字並不是專為任君而書。在這裡，形成對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賤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師人、絕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惡之情，充分顯示了世人“物去鄉則益貴”的心理狀態，從而得出“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的結論。

　　這一段內容有敘，有議，有結論，其本身就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系統，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發，泛泛議論，顯得隨意而親切。這一番議論的真實意義，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後才得到顯露的。正因為對世人貴竹賤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論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經寫出，其不同尋常處即豁然可見：他身居江南，卻不同於江南人的賤竹；他貴竹，卻又並非如京師人一樣因竹難致之故。

　　前文所寫及的眾人對竹的態度本已各各有異，互成對照，而任君之所為又與他們完全不同，這恰如峰迴路轉，忽見其異。倘若沒有前面足夠的鋪墊，或者僅以賤竹者與任君形成簡單的對比，任君之舉絕不會產生如此醒豁的感覺。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經意寫就的文字，實際上每一層都包含著作者的深意。

　　作者對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數語一表而過，而對任君之言卻記敘頗詳。任君把植竹一事說得極為輕淡，簡單地把如此做的原因歸之於“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正是這一筆推動了文意的發展，並最終匯出了題旨。因為任君的舉動已在世人映襯之下顯得極不尋常，而他那輕描淡寫的表白卻與他的舉動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這不能不使人對他的話語產生疑問和揣測。

　　作者把“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這樣的推測之語作為引言以帶出他對任君植竹意義的闡述，正表現了由上文所敘而引起的心理活動，文中接著對任君的讚美之辭，是上文所顯現出來的內在走向之繼續，是思維邏輯發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強地加諸其身。經過層層推演，作品終於揭示出任君對竹的態度與世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任君之貴竹在於知竹，知竹又在於他的人格與竹自有某種相通之處；而“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後斷語，即使居地不產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夠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無意於此。有以上的反覆襯托、對比和論析，這一推斷的產生合情合理；同時，它與任君“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的表白逆相綰合，也使這一段前面的揣測語有了結論。

　　全文以竹與花石這一對處於矛盾狀態的物體為中心，以各種人對待它們的不同態度為線索，不斷構成新的矛盾與統一。江南人與京師人對竹的態度截然不同，卻在奇花石上存在著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較物件——絕徼海外之人；而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為任君的對照，充分映襯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後環環相扣，舒捲自如，渾然—體。

參考資料：

1、文學鑑賞辭典編纂中心編 ．名家賞文坊 元明清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04月第1版：第45-48頁

　　這篇文章的具體創作時間不詳，只知是唐順之的舅舅光祿大夫任君在荊溪之上修築園林，請唐順之為文以記，於是作者便寫下這篇文章。 　　

參考資料:
1、何香久主編．中國曆代名家散文大系·遼金元·明卷：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9：第708-709頁

　　文章起筆寫京師人與南方人對待竹子的不同態度，一貴一賤，形成鮮明的對照；進而推理敘寫“絕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態度，從而發出“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的慨嘆；接下來既寫人又寫竹，借竹的形象對任光祿的人品進行了充分的肯定，點明他知竹愛竹的根源在於他不流於俗的美好品德。

　　入題之前，作者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論述世人對竹的態度，其所論的內容雖說與記述的中心有關，但由於所涉的物件廣泛，其中不僅有“斬竹而薪之”的江南人，還有“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的京師人，甚至還有絕徼海外之人，一旦見竹，必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這就產生一種感覺，似乎這段文字並不是專為任君而書。在這裡，形成對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賤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師人、絕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惡之情，充分顯示了世人“物去鄉則益貴”的心理狀態，從而得出“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的結論。

　　這一段內容有敘，有議，有結論，其本身就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系統，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發，泛泛議論，顯得隨意而親切。這一番議論的真實意義，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後才得到顯露的。正因為對世人貴竹賤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論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經寫出，其不同尋常處即豁然可見：他身居江南，卻不同於江南人的賤竹；他貴竹，卻又並非如京師人一樣因竹難致之故。

　　前文所寫及的眾人對竹的態度本已各各有異，互成對照，而任君之所為又與他們完全不同，這恰如峰迴路轉，忽見其異。倘若沒有前面足夠的鋪墊，或者僅以賤竹者與任君形成簡單的對比，任君之舉絕不會產生如此醒豁的感覺。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經意寫就的文字，實際上每一層都包含著作者的深意。

　　作者對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數語一表而過，而對任君之言卻記敘頗詳。任君把植竹一事說得極為輕淡，簡單地把如此做的原因歸之於“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正是這一筆推動了文意的發展，並最終匯出了題旨。因為任君的舉動已在世人映襯之下顯得極不尋常，而他那輕描淡寫的表白卻與他的舉動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這不能不使人對他的話語產生疑問和揣測。

　　作者把“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這樣的推測之語作為引言以帶出他對任君植竹意義的闡述，正表現了由上文所敘而引起的心理活動，文中接著對任君的讚美之辭，是上文所顯現出來的內在走向之繼續，是思維邏輯發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強地加諸其身。經過層層推演，作品終於揭示出任君對竹的態度與世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任君之貴竹在於知竹，知竹又在於他的人格與竹自有某種相通之處；而“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後斷語，即使居地不產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夠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無意於此。有以上的反覆襯托、對比和論析，這一推斷的產生合情合理；同時，它與任君“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的表白逆相綰合，也使這一段前面的揣測語有了結論。

　　全文以竹與花石這一對處於矛盾狀態的物體為中心，以各種人對待它們的不同態度為線索，不斷構成新的矛盾與統一。江南人與京師人對竹的態度截然不同，卻在奇花石上存在著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較物件——絕徼海外之人；而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為任君的對照，充分映襯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後環環相扣，舒捲自如，渾然—體。

參考資料：

1、文學鑑賞辭典編纂中心編 ．名家賞文坊 元明清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04月第1版：第45-48頁

　　這篇文章的具體創作時間不詳，只知是唐順之的舅舅光祿大夫任君在荊溪之上修築園林，請唐順之為文以記，於是作者便寫下這篇文章。 　　

參考資料:
1、何香久主編．中國曆代名家散文大系·遼金元·明卷：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9：第708-7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