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傳序原文賞析

朝代宋代 詩人歐陽修

高中文言文 史論 序文

譯文
　　唉！國家興盛與衰亡的命運，雖然說是天命，難道不是由於人事嗎?推究莊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說晉王將死的時候，拿三支箭賜給莊宗，告訴他說：“樑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來的；契丹與我訂立盟約，結為兄弟，他們卻都背叛晉而歸順樑。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憾；給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父親的願望。”莊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廟裡。此後出兵，就派隨從官員用豬、羊各一頭祭告祖廟，請下那三支箭，用錦囊盛著，揹著它走在前面，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

　　當莊宗用繩子捆綁著燕王父子，用木匣裝著樑君臣的首級，進入太廟，把箭還給先王，向先王稟告成功的時候，他意氣驕盛，多麼雄壯啊。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在夜間呼喊，作亂的人便四方響應，他倉皇向東出逃，還沒有看到叛軍，士卒就離散了，君臣相對而視，不知回到哪裡去。以至於對天發誓，割下頭髮，大家的淚水沾溼了衣襟，又是多麼衰頹啊。難道是得天下艱難而失天下容易嗎?或者說推究他成功與失敗的事蹟，都是由於人事呢？

　　《尚書》上說：“自滿招來損害，謙虛得到好處。”憂慮辛勞可以使國家興盛，安閒享樂可以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當莊宗強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都不能跟他抗爭；等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圍困他，就自己喪命，國家滅亡，被天下人譏笑。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從細微的事情中積澱下來的，人的智慧和勇氣常常被自己所溺愛的事物所困，難道只有寵愛伶人才會這樣嗎？

註釋
伶官：伶，戲子，或唱戲雜技演員，現代的娛樂人員。伶官：宮庭裡供統治者娛樂表演的人物。可見封建朝代不思於民生，不思於進取，奢華淫樂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見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豈：難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詞用作動詞。
世言：世人說。
以：把。
立：即位。
其：語氣副詞，表示期望、命令的語氣，一定。
乃：你的。
廟：太廟，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廟。
從事：這裡指負責具體事物的官員。
少牢：祭品，用一豬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錦囊：絲織的袋子。
前：在前。
負：揹負。
及：等到。
凱：凱歌，打勝仗時所奏的曲子。
旋：歸，回。
方：正在。
系：捆綁。
組：絲編的繩索，這裡泛指繩索。
函：匣子，名詞用作動詞，指用匣子裝。
仇讎：“讎”與“仇”同義，仇敵。
一夫：一個人。
倉皇：急急忙忙的樣子。
及：等到。
斷髮：把髮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願掉腦袋。
抑：還是。
本：探求，考察。
書：《尚書》，儒家經典著作。
興：使……興旺。
逸豫：安閒快樂。
跡：跡象。
舉：全，所有的。
莫：沒有人。
忽微：極細小的東西。
所溺：沉溺迷戀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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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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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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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本節內容由匿名網友上傳，原作者已無法考證。免費釋出僅供學習參考，其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本節內容由匿名網友上傳，原作者已無法考證。免費釋出僅供學習參考，其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這是一首把悲秋的感情和哲理的思致結合起來的小詞。但悲秋的感情中結合了對人間的關愛。哲理的思致中也夾雜了一些放不開的執著。

　　從上片來看，一般來說古人的詩詞在寫到“夜起”和“倚危樓的時”的時候，都是由於內心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鬱悶。那是因為當時國家的命運不容樂觀，所以“夜起倚危樓”雖然可能是在寫實，但“夜起”與“倚危樓”的組合，卻暗示了作者內心也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和鬱悶。“樓角玉繩低亞”是登樓之所見。但作者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夜空。而是隨著霜天寒冷的月光轉向對人間的俯瞰。在月光下從城市的高樓向下看，最顯眼的大約也就是一片屋頂。但作者不說“萬家屋頂”而說“萬家鴛瓦”並非只是因為“鴛瓦”這個詞更關麗。因為“萬家鴛瓦”令人想到人間千家萬戶的美好生活。

　　下片雖然有“春風亭畔”有“梧桐葉下”。似乎也是寫景，實際上卻是議論，哲理的思致主要表現在下片之中。傷春與悲秋是詩人的傳統，但傷春其實是不願意看到青春和美好歡樂時光的離去，悲秋其實是不願意看到衰老和摧傷打擊的到來。這種感情本來是人人共有的，詩人只是用詩的語言把這種悲哀表達出來而已。而四季的輪換和春秋的代序是自然規律，不可能因人的愁腸而改變。同樣，人的過去和未來也不是自己所能夠完全把握的，一生之中不斷為此而悲傷痛苦豈不是徒尋煩惱。

　　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覺悟，詩人才能夠對春秋的代序和盛衰的交替有一種冷靜的明察，能夠“卻向春風亭醉，數梧桐葉下”。這一句，說得實在很妙。“春風”，是欣欣向榮的春天的象徵；而梧桐是秋天落葉最早的樹木。當梧桐的第一片葉子飄落下來的時候，秋的肅殺便開始一天比一天通近了。所謂“春風亭”，不一定真有此亭，作者只是通過春風與梧桐的對比來表現出這種對哲理的體悟而已。

參考資料：

1、葉嘉瑩.王國維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19-21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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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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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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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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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首把悲秋的感情和哲理的思致結合起來的小詞。但悲秋的感情中結合了對人間的關愛。哲理的思致中也夾雜了一些放不開的執著。

　　從上片來看，一般來說古人的詩詞在寫到“夜起”和“倚危樓的時”的時候，都是由於內心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鬱悶。那是因為當時國家的命運不容樂觀，所以“夜起倚危樓”雖然可能是在寫實，但“夜起”與“倚危樓”的組合，卻暗示了作者內心也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和鬱悶。“樓角玉繩低亞”是登樓之所見。但作者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夜空。而是隨著霜天寒冷的月光轉向對人間的俯瞰。在月光下從城市的高樓向下看，最顯眼的大約也就是一片屋頂。但作者不說“萬家屋頂”而說“萬家鴛瓦”並非只是因為“鴛瓦”這個詞更關麗。因為“萬家鴛瓦”令人想到人間千家萬戶的美好生活。

　　下片雖然有“春風亭畔”有“梧桐葉下”。似乎也是寫景，實際上卻是議論，哲理的思致主要表現在下片之中。傷春與悲秋是詩人的傳統，但傷春其實是不願意看到青春和美好歡樂時光的離去，悲秋其實是不願意看到衰老和摧傷打擊的到來。這種感情本來是人人共有的，詩人只是用詩的語言把這種悲哀表達出來而已。而四季的輪換和春秋的代序是自然規律，不可能因人的愁腸而改變。同樣，人的過去和未來也不是自己所能夠完全把握的，一生之中不斷為此而悲傷痛苦豈不是徒尋煩惱。

　　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覺悟，詩人才能夠對春秋的代序和盛衰的交替有一種冷靜的明察，能夠“卻向春風亭醉，數梧桐葉下”。這一句，說得實在很妙。“春風”，是欣欣向榮的春天的象徵；而梧桐是秋天落葉最早的樹木。當梧桐的第一片葉子飄落下來的時候，秋的肅殺便開始一天比一天通近了。所謂“春風亭”，不一定真有此亭，作者只是通過春風與梧桐的對比來表現出這種對哲理的體悟而已。

參考資料：

1、葉嘉瑩.王國維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19-21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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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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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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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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