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翱文原文賞析

朝代宋代 詩人歐陽修

文言文 抒懷 憤懣

譯文
　　我開始讀李翱的三篇《復性書》時，心裡想：這不過是給《中庸》作的註釋。聰明人理解“性”的含義，不讀《復性書》也知道應當使“性”恢復到中庸，愚笨的人即使讀了《復性書》，也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復性書》不作也可以。又讀他的《與韓侍郎薦賢書》，認為李翱只是時運不通而憤恨社會上沒有推薦自己的人，因此反覆述說求賢之事；假如他能得志。也未必這樣。然而他把韓愈比做秦漢間好俠行義的一位豪傑之士，也算是善論人了。我最後讀了下《幽懷賦》，然後放下書卷讚歎，讚歎後又讀，不能停下來。遺憾的是李翱不生於今世，不能與他交往。又可惜自己沒有出生在中唐，不能與他共同反覆商討他所提出的問題。

　　以往與李翱同一時代的所有人，行仁義之道而善於作的沒有誰趕得上韓愈。韓愈曾經寫過一篇賦，不過是羨慕兩隻鳥的榮耀，感嘆還沒吃上一頓飽飯罷了。推究韓愈的心理，假如讓他光顯榮耀、生活寬裕，那他就不再感嘆了。像李翱就不是這樣。他的《幽懷賦》說：“眾人喧譁而紛紛退隱，都感嘆年老和地位卑下；內省自己的心卻不是這樣，只擔心行聖人之道還有不足之處。”又詫異李世民能用一支軍隊取得天下，而後代的子孫卻不能用全天下的力量收復河北，為此而憂慮。啊！假使當時的人們都改變他們的嘆老嗟卑之心而代之以李翱的憂國之心，那麼，唐的天下哪能發生動亂和最終滅亡呢？

　　然而李翱幸好沒有出生在當今之世，看到當前發生的事情，那麼他的憂慮更嚴重了。怎麼當前的人不知憂慮呢！我在世上，見的人很多了．倘若有一個像李翱那樣憂慮國事的，又都是職位低和被朝廷貶斥的人，與李翱相同；其他得意做官的人，一昕到有誰講憂世的話，不是把他看做狂人，就是把他看做傻子，不是發脾氣，就是笑話他。啊！身在其位而自己無憂國之心，又禁止別人，讓人都不憂國，真是可嘆呀！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記。

註釋
李翱：唐代文學家，韓愈的學生。自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但性格耿直，權貴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因此“仕不得顯官”。文章提及的《復性書》《與韓侍郎薦賢書》《幽懷賦》皆為其作品。韓侍郎，指韓愈。
義疏：古書的註解。
誠：一作“識”。
上下其論：討論古今政事的得失。
一時人：同時代的人。
愈嘗有賦矣：指韓愈所作《感二鳥賦》。賦中有云：“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人幸。惟進退之殊異，增餘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餘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汩東西與南北，恆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於薦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餘之非愚。”“不過羨二鳥”二句：借有人向皇帝獻二鳥事，以抒發自己不得志的不平之感。
其賦：指李翱的《幽懷賦》“視予心”二句：唐代自德宗、順宗以後，政治形勢江河日下，戰亂不息，朝廷已失去對全國的控制，人民生活困苦。
神堯：指唐太宗。唐張文琮《太宗文皇帝頌》即有“配堯登唐”的說法。一旅：一支軍隊，古代五百人為一旅。這裡指唐王朝發祥地的太原部隊。“後世子孫”句：唐代自安史之亂後，河北、河南諸重鎮相繼被藩鎮割據，戰亂不息，唐王朝始終不能收復。
見今之事：指宋王朝西北地區不斷受遼和西夏侵犯的現實。
脫有：即使有。

參考資料：

1、樂燎原語文名師工作室編著．高中古文閱讀與鑑賞：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12：第218頁 2、劉青文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鑑賞：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05：第281頁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運用多種手法，由遠及近，曲折寫來，逐漸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現主旨。

　　第一段用欲揚先抑法。所謂“讀李翱文”，主要是寫讀了李翱的《幽懷賦》後的所感所嘆，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層層鋪墊，對比映襯。作者先說讀了李翱的《復性書》的看法。《復性書》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內容是以《中庸》為理論根據，提出人有性和情兩個方面，認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也”，要求去情復性。作者認為該文寫得不好，只是給《中庸》作註釋而已，理解能力強的人可以不讀它而直接讀《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則讀它也讀不懂，這樣的文章可以不寫。此純為“抑”。次說讀了李翱的《與韓侍郎薦賢書》的看法。作者認為李翱不得志時憤於當世無肯薦拔自己的人，故說這番話，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說信中對韓愈的“好賢”，僅比之於“秦漢問好俠行義之一豪俊”之所為，評論得很恰當。此為“抑”中有“揚”，以“抑”為主。最後才寫到讀了《幽懷賦》後的讚賞。併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時而嗟嘆不已。經過這樣的先抑後揚，蓄勢襯托，再來表現對李翱的欽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顯得更加深摯濃烈。

　　第二段用抑彼揚此法。這段開始並不直接承繼上文，一下子寫明《幽懷賦》的什麼內容感動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韓愈文章以為對照，似斷而實連。韓愈是歐陽修傾心推崇的人物，這裡就肯定地說：“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可是對他寫的《感二鳥賦》則不以為然。韓愈的這篇賦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當時他仕途失意，三次給宰相上書自薦，都未被理睬，後在離長安東歸的路上看到“籠白鳥、白鶴鵒”西行進獻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賦。賦中說：“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唯進退之殊異，增餘懷之耿耿。”作者認為韓愈的賦只是為自己不得志發牢騷而已，如果他當時能如二鳥之“光榮而飽”，得意作官，就不會寫這篇賦了。此處抑韓文的目的是為了揚李賦，所以接著說：“若翱獨不然”。筆鋒一轉，就引出李翱賦中使作者產生共鳴的那幾句話：“眾囂囂而雜處兮，鹹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並肯定李翱為河北藩鎮割據的嚴重局勢而引起的憂時之心。歐陽修自己也是個以天下為憂的人，他不滿意那種嘆老嗟卑，僅僅為個人遭遇發洩不平的詩文，所以把不以個人進退出處為念，唯憂國家治亂安危的李翱引為同調，並結合李翱當時的政治情況，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來加以讚頌。由於文章採取了這種抑彼揚此、對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對李翱的稱頌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則用以古聯今法。此文不是為寫讀後感而寫讀後感。作者惜唐是為了悲宋，贊李翱之賦是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這段一開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處的時代聯絡到北宋當時的現狀：“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時期比李翱所處的唐代中葉，內憂外患的嚴重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可是作者認為當權者中沒有人憂慮時局，不僅自己不憂時，還譏笑打擊憂念國運、改革弊政的人，“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種“光榮而飽”的人物的行為心態，鋒芒尖銳而用筆含蓄。最後，作者憤激地說：“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千迴百折逼出的這兩句話是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題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層層遞進，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將作者的憂時之心、憤世之意，盡情吐洩，顯得情辭悲愴，感慨濃烈。

　　這篇讀後感屬議論文字，言辭也很尖銳犀利，魯迅就說此文末尾“嗚呼”云云幾句話“悻悻得很”，並把它作為“指斥當路”的“古人並不純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邊文學·古人並不純厚》）。宋代李塗說：“論及時政，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嘆”（《文章精義》二）。還說歐陽修許多文章，“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書五一）。這篇文章裡就蘊積著他的深沉感嘆，作者憂世而不能的憤慨和對守舊的當權派的指斥，表達得柔中見剛，詩意盎然。

參考資料：

1、陳振鵬，章培恆主編．古文鑑賞辭典 下 第1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07：第1166-1167頁

　　這篇文章作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作者時年三十歲，因作《與高司諫書》而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歐陽修對當時當政人物“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的作派表示強烈的不滿，於是寫下了這篇散文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 　　

參考資料:
1、唐曉敏著．唐宋八大家故事：群眾出版社，2015.10：第249頁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運用多種手法，由遠及近，曲折寫來，逐漸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現主旨。

　　第一段用欲揚先抑法。所謂“讀李翱文”，主要是寫讀了李翱的《幽懷賦》後的所感所嘆，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層層鋪墊，對比映襯。作者先說讀了李翱的《復性書》的看法。《復性書》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內容是以《中庸》為理論根據，提出人有性和情兩個方面，認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也”，要求去情復性。作者認為該文寫得不好，只是給《中庸》作註釋而已，理解能力強的人可以不讀它而直接讀《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則讀它也讀不懂，這樣的文章可以不寫。此純為“抑”。次說讀了李翱的《與韓侍郎薦賢書》的看法。作者認為李翱不得志時憤於當世無肯薦拔自己的人，故說這番話，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說信中對韓愈的“好賢”，僅比之於“秦漢問好俠行義之一豪俊”之所為，評論得很恰當。此為“抑”中有“揚”，以“抑”為主。最後才寫到讀了《幽懷賦》後的讚賞。併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時而嗟嘆不已。經過這樣的先抑後揚，蓄勢襯托，再來表現對李翱的欽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顯得更加深摯濃烈。

　　第二段用抑彼揚此法。這段開始並不直接承繼上文，一下子寫明《幽懷賦》的什麼內容感動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韓愈文章以為對照，似斷而實連。韓愈是歐陽修傾心推崇的人物，這裡就肯定地說：“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可是對他寫的《感二鳥賦》則不以為然。韓愈的這篇賦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當時他仕途失意，三次給宰相上書自薦，都未被理睬，後在離長安東歸的路上看到“籠白鳥、白鶴鵒”西行進獻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賦。賦中說：“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唯進退之殊異，增餘懷之耿耿。”作者認為韓愈的賦只是為自己不得志發牢騷而已，如果他當時能如二鳥之“光榮而飽”，得意作官，就不會寫這篇賦了。此處抑韓文的目的是為了揚李賦，所以接著說：“若翱獨不然”。筆鋒一轉，就引出李翱賦中使作者產生共鳴的那幾句話：“眾囂囂而雜處兮，鹹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並肯定李翱為河北藩鎮割據的嚴重局勢而引起的憂時之心。歐陽修自己也是個以天下為憂的人，他不滿意那種嘆老嗟卑，僅僅為個人遭遇發洩不平的詩文，所以把不以個人進退出處為念，唯憂國家治亂安危的李翱引為同調，並結合李翱當時的政治情況，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來加以讚頌。由於文章採取了這種抑彼揚此、對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對李翱的稱頌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則用以古聯今法。此文不是為寫讀後感而寫讀後感。作者惜唐是為了悲宋，贊李翱之賦是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這段一開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處的時代聯絡到北宋當時的現狀：“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時期比李翱所處的唐代中葉，內憂外患的嚴重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可是作者認為當權者中沒有人憂慮時局，不僅自己不憂時，還譏笑打擊憂念國運、改革弊政的人，“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種“光榮而飽”的人物的行為心態，鋒芒尖銳而用筆含蓄。最後，作者憤激地說：“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千迴百折逼出的這兩句話是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題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層層遞進，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將作者的憂時之心、憤世之意，盡情吐洩，顯得情辭悲愴，感慨濃烈。

　　這篇讀後感屬議論文字，言辭也很尖銳犀利，魯迅就說此文末尾“嗚呼”云云幾句話“悻悻得很”，並把它作為“指斥當路”的“古人並不純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邊文學·古人並不純厚》）。宋代李塗說：“論及時政，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嘆”（《文章精義》二）。還說歐陽修許多文章，“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書五一）。這篇文章裡就蘊積著他的深沉感嘆，作者憂世而不能的憤慨和對守舊的當權派的指斥，表達得柔中見剛，詩意盎然。

參考資料：

1、陳振鵬，章培恆主編．古文鑑賞辭典 下 第1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07：第1166-1167頁

　　這篇文章作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作者時年三十歲，因作《與高司諫書》而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歐陽修對當時當政人物“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的作派表示強烈的不滿，於是寫下了這篇散文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 　　

參考資料:
1、唐曉敏著．唐宋八大家故事：群眾出版社，2015.10：第249頁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運用多種手法，由遠及近，曲折寫來，逐漸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現主旨。

　　第一段用欲揚先抑法。所謂“讀李翱文”，主要是寫讀了李翱的《幽懷賦》後的所感所嘆，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層層鋪墊，對比映襯。作者先說讀了李翱的《復性書》的看法。《復性書》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內容是以《中庸》為理論根據，提出人有性和情兩個方面，認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也”，要求去情復性。作者認為該文寫得不好，只是給《中庸》作註釋而已，理解能力強的人可以不讀它而直接讀《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則讀它也讀不懂，這樣的文章可以不寫。此純為“抑”。次說讀了李翱的《與韓侍郎薦賢書》的看法。作者認為李翱不得志時憤於當世無肯薦拔自己的人，故說這番話，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說信中對韓愈的“好賢”，僅比之於“秦漢問好俠行義之一豪俊”之所為，評論得很恰當。此為“抑”中有“揚”，以“抑”為主。最後才寫到讀了《幽懷賦》後的讚賞。併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時而嗟嘆不已。經過這樣的先抑後揚，蓄勢襯托，再來表現對李翱的欽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顯得更加深摯濃烈。

　　第二段用抑彼揚此法。這段開始並不直接承繼上文，一下子寫明《幽懷賦》的什麼內容感動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韓愈文章以為對照，似斷而實連。韓愈是歐陽修傾心推崇的人物，這裡就肯定地說：“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可是對他寫的《感二鳥賦》則不以為然。韓愈的這篇賦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當時他仕途失意，三次給宰相上書自薦，都未被理睬，後在離長安東歸的路上看到“籠白鳥、白鶴鵒”西行進獻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賦。賦中說：“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唯進退之殊異，增餘懷之耿耿。”作者認為韓愈的賦只是為自己不得志發牢騷而已，如果他當時能如二鳥之“光榮而飽”，得意作官，就不會寫這篇賦了。此處抑韓文的目的是為了揚李賦，所以接著說：“若翱獨不然”。筆鋒一轉，就引出李翱賦中使作者產生共鳴的那幾句話：“眾囂囂而雜處兮，鹹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並肯定李翱為河北藩鎮割據的嚴重局勢而引起的憂時之心。歐陽修自己也是個以天下為憂的人，他不滿意那種嘆老嗟卑，僅僅為個人遭遇發洩不平的詩文，所以把不以個人進退出處為念，唯憂國家治亂安危的李翱引為同調，並結合李翱當時的政治情況，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來加以讚頌。由於文章採取了這種抑彼揚此、對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對李翱的稱頌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則用以古聯今法。此文不是為寫讀後感而寫讀後感。作者惜唐是為了悲宋，贊李翱之賦是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這段一開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處的時代聯絡到北宋當時的現狀：“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時期比李翱所處的唐代中葉，內憂外患的嚴重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可是作者認為當權者中沒有人憂慮時局，不僅自己不憂時，還譏笑打擊憂念國運、改革弊政的人，“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種“光榮而飽”的人物的行為心態，鋒芒尖銳而用筆含蓄。最後，作者憤激地說：“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千迴百折逼出的這兩句話是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題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層層遞進，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將作者的憂時之心、憤世之意，盡情吐洩，顯得情辭悲愴，感慨濃烈。

　　這篇讀後感屬議論文字，言辭也很尖銳犀利，魯迅就說此文末尾“嗚呼”云云幾句話“悻悻得很”，並把它作為“指斥當路”的“古人並不純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邊文學·古人並不純厚》）。宋代李塗說：“論及時政，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嘆”（《文章精義》二）。還說歐陽修許多文章，“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書五一）。這篇文章裡就蘊積著他的深沉感嘆，作者憂世而不能的憤慨和對守舊的當權派的指斥，表達得柔中見剛，詩意盎然。

參考資料：

1、陳振鵬，章培恆主編．古文鑑賞辭典 下 第1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07：第1166-1167頁

　　這篇文章作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作者時年三十歲，因作《與高司諫書》而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歐陽修對當時當政人物“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的作派表示強烈的不滿，於是寫下了這篇散文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 　　

參考資料:
1、唐曉敏著．唐宋八大家故事：群眾出版社，2015.10：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