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記原文賞析

朝代唐代 詩人柳宗元

辭賦精選 山水 遊記

　　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嚮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在其後的幾年裡，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凌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然而，由於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只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錫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於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永州“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於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接同正員”，其實是個編制外的閒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鬱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痺”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託，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並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鬥，迴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餘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炎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鬱，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閒適之作。《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遊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歷久彌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些偏居荒蕪的山水景緻，在柳宗元的筆下，卻表現出別具洞天的審美特徵，極富藝術生命力。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柳宗元時而大筆揮灑，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曠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

　　《永州八記》對自然美的描繪，貴在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之美。八記描寫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澗、小石城山等，柳宗元總是以小見大，猶如沙裡淘金，提煉出一副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對小石潭周圍環境的描寫，“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槍幽邃”，創造出一種空無人跡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記》對小石渠之水流經之處細膩的刻畫，在長不過十許步的小水渠上，一處處幽麗的小景，美不勝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鮮苔環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員不足百尺、魚兒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竹。

　　筆筆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風姿。柳宗元曾經說：“餘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因永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於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洗滌天地間萬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態，在用筆讚賞山水美的同時，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藉以尋求人生真諦，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記》中刻畫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藝術寫照，物我和諧，匯成一曲動人心絃的人與自然的交響華章。

　　《舊唐書·柳宗元傳》說，柳宗元“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精裁密緻可以概括《永州八記》結構之美。8篇遊記，整體構思，一氣貫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開始“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發筆，通過對西山周圍山水景緻的描繪，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畫，最後，到《小石城山記》向蒼天發出“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的質問，對整個八記作結。8篇遊記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與上篇相關聯，前後呼應，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藝術整體。如前四篇，首篇寫了西山宴遊之後，第二篇就以“鑽拇潭在西山西”起筆，自然銜接，毫無斧鑿的痕跡；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發端，同上篇相連；第四篇則以“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開篇。這就以西山為起點，向西出遊，接連出現了三處勝景，一處連一處，一景接一景，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記前後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組合，猶如一氣呵成，毫無間隔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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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民歌，勾勒出了北國草原壯麗富饒的風光，抒寫敕勒人熱愛家鄉熱愛生活的豪情，境界開闊，音調雄壯，語言明白如話，藝術概括力極強。

　　“敕勒川，陰山下”，說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陰山是綿亙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陰山為背景，給人以壯闊雄偉的印象。“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環顧四野，天空就像其大無比的圓頂氈帳將整個大草原籠罩起來。“天蒼蒼，野茫茫”，天空是青蒼蔚藍的顏色，草原無邊無際，一片茫茫。

　　詩的前六句寫平川，寫大山，寫天空，寫四野，涵蓋上下四方，意境極其闊大恢巨集。但是，詩人的描寫全從巨集觀著眼，作總體的靜態的勾畫，沒有什麼具體描繪，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悶的感覺。但當讀到末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進修，境界便頓然改觀。草原是牧民的家鄉，牛羊的世界，但由於牧草過於豐茂，牛群羊群統統隱沒在那綠色的海洋裡。只有當一陣清風吹過，草浪動盪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閃現出來。那黃的牛，白的羊，東一群，西一群，忽隱忽現，到處都是。於是，由靜態轉為動態，由表蒼一色變為多彩多姿，整個草原充滿勃勃生機，連那穹廬似的天空也為之生色。因此，人們把這最後一句稱為點晴之筆，對於“吹”、“低”、“見”三個動詞的主動者――“風”字，備加欣賞。

　　最後三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一幅壯闊無比、生機勃勃的草原全景圖。“風吹草低見牛羊”，一陣風兒吹彎了牧草，顯露出成群的牛羊，多麼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這裡水草豐盛、牛羊肥壯的景象。全詩寥寥二十餘字，就展現出我國古代牧民生活的壯麗圖景。

　　這首歌具有鮮明的遊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濃郁的草原氣息。從語言到意境可謂渾然天成，它質直樸素、意韻真淳。語言無晦澀難懂之句，淺近明快、酣暢淋漓地抒寫了遊牧民族驍勇善戰、彪悍豪邁的情懷。

參考資料：

1、敕勒歌．人民教育出版社[引用日期2014-04-18]

　　第一段

　　作者陳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與祖母更相為命，以使武帝化嚴為慈，化對立態度的逞威為同一立場的體恤。“臣密言”，是奏表開頭的一般格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是第一段的綜述，又是全文陳述苦情的總冒。“險”，不同於今天的“危險”義，《說文》：“險，阻難也。”賈逵《國語》注：“釁，兆也。”“險釁”，險惡的兆頭。“閔”，病困，凶喪。“險釁”“閔凶”這兩個詞兒含義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讀者匯入慘苦的境域。什麼“險釁”?什麼“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小孩兒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撫養，竟然“慈父見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愛子，非求報。”可見父慈於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稱“臣”，而用第三人稱“孩”，旨在客觀陳述苦情以使武帝動心。父親死了，固然痛苦，如果還有慈愛的母親一道過著孤兒寡母的生活，那還只是比較艱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歲，舅奪母志”，是又一個大不幸!《晉書·李密傳》：“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歲的孩子，既經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隻被獵人擊斃父母的沒有羽翎的烏鳥，其寒傖、矇昧、本能地求居覓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狀可以想像得之。《毛詩序》：“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舅奪母志”典出於此，但這是託詞(因為封建社會裡人們把婦女在亡夫以後的改嫁視為醜事)，也是作者對母親寬解的一種孝行。從心理的通常情況看，似乎長者特別喜歡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歡孫子勝過兒、媳喜歡子女；如果這種判斷不誤，那麼，祖母劉氏對作者的特別喜歡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個失怙失恃的孩子，當然特別喜歡又加上特別同情了，這樣，“憫臣孤弱”的“憫”其含義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貼切體會，祖母當然“躬親撫養”了。《晉書·李密傳》：“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歲不行”，也許是軟骨病之類。如果孩子身體健康，祖母操心費力可能少些，現在竟是“九歲不行”，特異的體弱是又一種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費力的又一個因素。以上一句寫“弱”，以下集中寫“孤”。儘管有三種大不幸，如果家裡人丁較多、外面親戚不少，那還可以有若干圓通的餘地，現在是“零丁孤苦，至於成立”。“孤”得夠痛苦了，夠奇特了，夠長久了：一，從作者的父輩看，沒有叔叔又沒有伯伯。二，從作者的平輩看，沒有哥哥又沒有弟弟。《詩經·鄭風·揚之水》：“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汝)。”鄭玄箋：“鮮，寡也。”作者借用《詩經》一句，但“鮮”並不作“少”講而作“無”講，是在特殊的語言環境下跟“既無叔伯”的“無”避免重複的一種特殊詞義。從外親看，既沒有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親眷，也沒有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沒有為堂兄弟、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單枝獨芽寡人一個。從經濟看，門庭衰敗，連個使喚的童僕也沒有。最後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來簡括、有力、形象地刻畫作者幼年時經歷的那種寂寞、清貧、孤獨、悲愴、冷酷、淒厲無告、遭人白眼的慘境。封建社會的世俗觀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獨生(無分男女)為正為榮，封建社會重男輕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這個“九歲不行”，又是“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又是缺親無故，又沒有童僕的清貧之家的幾世單傳的孤根弱苗的成長，飽蘸著祖母劉氏多少關顧之愛，傾注了祖母劉氏多少矜憫之情，耗費了祖母劉氏多少操勞之力!不妨說，祖母虔誠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熱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撫養作者上面，讀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種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的氛圍之中而對作者產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劉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還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發生了，──祖母劉氏經受不了許多家庭變故的摧殘，經受不了許多社會人心的冷遇，經受不了許多對孤弱孫兒的哀憫和擔心，餵養和抱持，事必躬親，因而“夙”嬰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湯藥，未嘗廢離”，概括而又具體地寫出了作者對祖母的孝謹備至。《晉書·李密傳》：“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嚐後進。”可見作者對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緊密。從“而劉”到“廢離”不過寥寥幾句，卻勾勒出陳情不仕的一個很重要的畫面。以下論列緊緊把這幾句當作唯一的事實根據。

　　第二段

　　歷敘朝廷多次徵召，優禮有加，都由於“劉病日篤”而有著“報國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晉武帝的疑慮，為下文請求“終養”埋下伏線。“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對晉武帝的最高頌詞；更有對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詞隱喻作者猶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潤因而茁壯成長。武帝擔心作者以事奉祖母為藉口，實在是對新朝持反對或觀望的態度，作者更擔心如果措詞失當會引起武帝疑慮將有殺身之虞。“奉聖朝”，臣僕稱君之詞，“沐浴清化”，臣僕無比感激新朝的話，稱呼和感激都能使晉武帝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寵臣對君主說話，因而心絃為之一弛。“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又作為一個過渡引導到“陳情”上來，以下具體地陳述“沐浴清化”的事實：一是太守推舉作者為“孝廉”，這是褒德；二是刺史薦拔作者為“秀才”，這是稱才，但是“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辭不赴命”乍一看來並非“沐浴清化”，其實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為晉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認並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順和與事有原則和有才幹，而且體諒了作者的慘苦處境，通情達理，言到行成。由於是地方官吏，又由於是以前的事，只用“供養無主，辭不赴命”簡單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實是“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武帝“特下”詔書，而且要作者做特別親信的宮廷侍衛之長；不久又授予輔佐太子的官職。面對最高統治者一再提拔，作為降臣的李密越發不能簡單從事了，於是“具以表聞”。在武帝看來，李密對這種厚愛竟然“辭不就職”，難免身在曹營心在漢。但是作者巧妙地寫道：“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作者主動說出武帝心中想要說的，而且是這樣委婉，這樣誠懇，武帝當然會心平氣和了。但這話畢竟是作者所說，從以前的情況看，並沒有獲得武帝的諒解，而是遭到強迫手段：“詔書切峻，責臣逋慢。”“切”，“峻”，“責”，“逋”，“慢”，都準確鮮明地刻畫了武帝當時的惱怒情態。郡縣風馳電掣地執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體貫徹王命，是“臨門”，是“急於星火”，先後六個四字句，非常精練形象地描繪了一幅雷厲風行無可阻遏的催命圖，這與上文所寫“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成為鮮明的對照。“臣欲奉詔賓士”的“賓士”用得絕妙，它有力地顯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為皇家奔走效勞的焦急心情，“劉病日篤”的“日”字又準確地顯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為時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應用了二難推理：“欲奉命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循私情，則告訴不許”。二難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選言推理聯合起來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兩個，結論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說，“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這個結論含蘊精警，表面看來它有對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對祖母的孝順之情，使武帝意識到作者的真情實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處處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對作者的某些疑慮。其實呢，辯證地看，這裡的根本觀點是“先徇私情，後報國恩”。如果是先直截了當地提出“願乞終養”，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難，這裡形式上提出兩難，正是作者與事為文的高超所在。怎樣進一步說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個懸念，而把讀者引向下面的關鍵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

　　提出晉朝“以孝治天下”這個治國綱領，陳述作者特別孤苦的處境和作者的從政歷史、人生態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進一步打消晉武帝的疑慮。《韓非子·說難》：“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有欲矜以智慧，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作者緊扣治國綱領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見《說難》)。聖朝“以孝治天下”，並且做到“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是熱切稱頌朝廷褒揚孝行態度堅決、措置得當，卻更是為“願乞終養”設定根據。於是說出了“況臣孤苦，特為尤甚”，副詞“特”和兩個形容詞“尤”“甚”集中有力地寫出了作者的情況是異乎尋常的特殊，那就越發應當而且必須“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許可以認為提出“願乞終養”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壞，因為“以孝治天下”是講法，“凡在故老……”是說理，都還只是一般的論辯藝術，都還沒能進一步開啟武帝的心扉。聰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開一筆，索性刺刀見紅，把情節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機警地把自己的歷史問題、人生態度以及從政思想來一個徹底交代，全盤亮相：“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少”“仕”“歷”職說明了仕臣之久，供職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盡忠守節於西蜀，而是為了“圖宦達”。既然“圖宦達”，就說不上“矜名節”，就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慮。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這個“至微至陋”的“亡國賤俘”深感“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完全應當“士為知己者死”，怎麼可能徘徊猶豫、另有所圖呢?這又進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慮。在武帝看來，皇君至高無上，降臣至卑無下，動不動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壓。作者看準了這種心理狀態，儘量把自己壓低，把國恩抬高：“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一個“賤”字，仍舊感到不足，再加上一個“微”字和一個“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與此同時，國恩深重是“過”蒙拔擢，是“寵”命“優”“渥”(“優”“渥”同義)，前朝降臣恩榮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奮無已，效忠不二，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著用反詰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強陳情語氣而不會激怒武帝，降臣對新主竟能如此措詞這是少見。也不是守節蜀漢，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為什麼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說，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慘苦圖，亦即祖母劉氏的病篤圖：“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這個隱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臨頭，而且是很快地臨頭，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剎那的時機，完足一剎那的義務，享受一剎那的幸福而已，這已為下文“報劉之日短也”張本。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願乞終養”了，但聰明而又極其細心的作者還怕武帝認為以一般的孝敬長上為藉口實在為的消極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綜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連不可或離的緊密關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是一種意思，一種說法；“母、孫二人，更相為命”，還是這種意思，但是另一種說法，強調中具有錯綜變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區區不能廢遠”的結論。“區區”，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廢遠”，用“區區”又用“不能廢遠”，也是強調中具有錯綜變化。以上兩句出自肺腑，動人神魄，從悉心說服武帝體恤下情看，“區區不能廢遠”明確表示不能分離，比上文“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的兩可之說前進了一步。

　　第四段

　　明確提出“願乞終養”，表示要先盡孝後盡忠，以期感動武帝達到陳情目的。

　　儘管作者從法從理從情寫得娓娓動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審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滿足於“區區不能廢遠”的說法，還會採取一些相應的高壓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審慎地估計到儘管上文已經有種種劉氏大限不遠的表白，但武帝還會認為“徇私情”跟“報國恩”的牴觸，作者仍舊不能提出“願乞終養”的請求，本段開頭就亮出具體的時限說：“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歲，是中年人，風華正茂，報國多日；九十六歲，古來稀有，風燭瓦霜，瞬息可滅，很自然地得出“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的結論，這結論清楚地陳述“報國恩”跟“徇私情”只有為時極短的矛盾，稍稍從長遠著眼就根本沒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決盡忠跟盡孝暫時發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據。從武帝設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為“以孝治天下”的一個範例，更可以達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費，何樂而不為?!老練深沉的作者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的請求。“烏鳥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擬，它是“願乞終養”的根據，又回溯到這是動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綱領；又是懇切、謙抑的天真流露，這種措詞委婉得體，曲折有致，連鐵石人也得回心轉意，武帝當然不能拒絕。《爾雅·釋詁》：“願，欲也。”它不同於現代漢語的“願意”，應作“很希望”講，表示願欲之深。用了“願”又用“乞”，同義的語詞反覆表示分外強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確提出請求以後，還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說的“況臣孤苦，特為尤甚”，為了印證所說句句屬實，了無欺詐，再作出了以下印證：“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鑑。”“所見”，“明知”，“共鑑”，異詞同義，有力地顯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當然，印證的作用遠不在於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從作者的處境考慮，而從“以孝治天下”這個手段出發，成全了作者為時短暫的請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動神靈，更可以慰作者，一舉四得，何樂而不為?!奇妙的是，作者還覺得意猶未遂，言猶未盡，情猶未達，理猶未順，再一次請求“矜憫愚誠，聽臣微志”，以便劉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獲得成功。“愚誠”，“微志”，“僥倖”，“保卒”，一連串的詞語，表示作者以最謙恭、最虔誠的口吻含淚哀求，催促武帝徹底動情。更妙的是，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後提出“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保證，這比“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又大大進了幾步：活著不惜人頭落地，死了也要結草銜環。儘管實質是為了作者對祖母的高誼隆情，但作者對武帝的極其忠愛、無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於言表，使武帝越發深信作者陳情的誠摯和急切。最後又以一個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達了格外恭謹的想法：是“犬馬”，是“怖懼”，更是“不勝”，宛然適合一個新朝君主所希望聽到的降臣的樸實、真切而能扣人心絃、令人憐憫的語言，怎不使武帝歎為觀止、霽怒為憐、予以懷柔呢?!《晉書·李密傳》：“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華陽國志》：“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晉書·李密傳》：“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可見李密是情真意切。

參考資料：

1、《中華文學鑑賞寶庫》，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整體感知

　　理解本文，首先要對寫作背景有所瞭解：司馬氏集團滅蜀後，為了籠絡西蜀人士，大力征召西蜀名賢到朝中做官，李密也是其中之一；李密是亡蜀降臣，如不應詔，會被誤認為“矜守名節”，不與司馬氏王朝合作，招來殺身之禍。司馬氏集團通過陰謀和屠殺建立了西晉政權，為了鞏固統治，提出以“孝”治理天下。李密至孝，與祖母相依為命，寫此奏章，陳述自己不能奉詔的原因，提出終養祖母的要求。文中所寫，皆是真情實意。為了喚起武帝的憐憫心，作者不是直陳其事，而是悽切婉轉地表明心意，圍繞著“情”“孝”二字反覆陳述自己家庭不幸，和祖母相依為命的苦況親情，表達對新朝寵遇的感激涕零，以及孝順祖母的哀哀衷情。

　　第一部分：陳述家庭的不幸和祖孫相依為命的情形。先以“臣以險釁，夙遭閔凶”八字，概括自己的坎坷命運。然後講述幼年時期失父失母，孤苦多病，全賴祖母撫養，說明“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再述家門人丁不旺，祖母疾病纏身，說明“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這段內容，是陳情不仕的唯一事實根據。作者寫得悽切盡情，以使武帝對自己由惱怒峻責化為同情憐憫。

　　第二部分：寫朝廷對自己優禮有加，而自己卻由於祖母供養無主，不能奉詔的兩難處境。先以“逮奉聖朝，沐浴清化”表達自己對晉武帝的感激之情，再歷敘州郡朝廷優禮的事實。然後明確提出奉詔賓士和孝養祖母的矛盾，為下文留下懸念。

　　第三部分：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綱領，陳述自己的從政經歷和人生態度，並再次強調自己的特別處境，進一步打消了武帝的疑慮，求得體恤。針對上文留下的孝順祖母和回報國恩之間的兩難選擇，這段首句即言以孝治天下是治國綱領，言外之意是孝養祖母雖為徇私情，卻也不僅合情亦合理合法，併為下文乞終養給出了理論根據。隨後說自己出仕蜀是圖宦達，不矜名節，打消武帝疑慮。再以祖母病篤，說明自己確實不能遠離出仕。

　　第四部分：明確提出陳情的目的“願乞終養”，先盡孝後盡忠。作者先比較自己和祖母年歲，說明盡孝之時短，盡忠之日長，然後提出“終養”的要求。再極其誠懇地說明自己的情況，是天人共鑑。表達自己對朝廷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忠心。

　　亞里士多德說：“只有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在適當的時機下，以適當的方式發生的感情，才是適度的最好的感情。”作者正是運用了最恰當的抒情方式，終於打動了晉武帝，使他看了表章後說“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詔”，允其不仕。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願意“盡節”於皇帝，是出於感恩圖報的心情，不能跟報效國家同日而語。

教學建議

　　一 注意體會作者的真摯感情。

　　本文是寫給皇帝的信，以敘事為主。在敘事中包含著作者真摯的感情。誦讀時，要注意文章的層次，做到有表情地誦讀。在讀的過程中，注意體會文中抒發的感情。

　　二 本文多四字句(五至七字句，可以看作加統領字的四字句)，讀來容易朗朗上口，鏗鏘有力。

　　但在以四字句為主的同時，又雜以其他句式，構成了句式的錯綜變化，音韻和諧。誦讀時要加以體會，讀出文章的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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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融情於事。

　　強烈的感情色彩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但作者無論是述自己的孤苦無依之情，還是述自己和祖母相依為命的深厚親情，都是通過敘事來表達的。而自己對朝廷恩遇的感激和對武帝的忠敬之心，也是以充滿情感的筆調來寫的。

　　2.語言形象生動，自然精粹。

　　本文雖然用了不少四字句、對偶句，有駢文的整儷之工，但語言卻絕不雕琢，而是十分自然真切，彷彿是從肺腑中流出，絲毫不見斧鑿痕跡。文章語言十分生動形象，如第一段寫孤苦無依之狀，第二段寫州縣催迫之景，第三段寫祖母病篤的慘苦之象，都如在目前。此外本文在語言上還十分精練準確，有些詞句，成了成語。

　　本文排偶句的運用極有特色，不僅音韻和諧，節奏鮮明，簡潔練達，生動形象，而且感情真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例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運用比喻和誇張手法，將祖母危在旦夕，自己不忍廢離的深情形容得淋漓盡致；“臣欲奉詔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通過對比，既突出了李密進退兩難的無奈，又將盡忠之，與盡孝之情表現得真切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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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表》，選自《文選》卷三七。三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滅蜀，李密淪為亡國之臣。泰始三年（267年），朝廷徵召李密為太子洗馬。李密時年44歲，以晉朝“以孝治天下”為口實，以祖母供養無主為由，上《陳情表》以明志，要求暫緩赴任，上表懇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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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密原是蜀漢後主劉禪的郎官(官職不詳)。公元263年，司馬昭滅蜀漢，李密成了亡國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養祖母劉氏。公元265年，晉武帝請李密出來做官，先拜郎中，後又拜為洗馬(即太子侍從官)，就是文中說的“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晉武帝為什麼要這樣重用李密呢?第一，當時東吳尚據江左，為了減少滅吳的阻力，收籠東吳民心，晉武帝對亡國之臣實行懷柔政策，以顯示其寬厚之胸懷。第二，李密當時以孝聞名於世，晉武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實行孝道，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臣關係，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正因為如此，李密屢被徵召。

　　李密為什麼“辭不就職”呢?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李密確實有一個供養祖母劉的問題，像文章中說的“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第二，李密是蜀漢舊臣，自然有懷舊的思想，況且他還認為漢主劉禪是一個“可以齊桓”的人物，對於晉滅蜀漢是有一點不服氣的。第三，古人講：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興時，臣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興時，臣為君之土芥。出於歷史的教訓，李密不能沒有後顧之憂。晉朝剛剛建立，李密對晉武帝又不甚瞭解，盲目做官，安知禍福。所以李密“辭不就職”，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時此刻不宜做官。

　　李密不想馬上出來做官，而晉武帝方面卻催逼得很緊。“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輕慢皇帝，違抗皇命是要殺頭的。為了擺脫這個困境，達到不出來做官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為納入晉武帝的價值觀念中去。李密是蜀漢舊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古人講“一僕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來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著對晉武帝不滿，這就極其危險了，所以李密說自己“不矜名節”，“豈敢盤桓，有所希冀”，我不出來做官完全是為了供養祖母劉，是為了“孝”。但是這裡又產生了一個問題，事父為孝，事君為忠。李密供養祖母是孝，但不聽從君主的詔令，不出來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韓詩外傳》卷二記載：“楚昭王使石奢為理道，有殺人者追之，則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於是刎頸而死。”為忠臣不得為孝子，為孝子不得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決了這個矛盾，即先盡孝，後盡忠。“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劉養老送終之後，再向您盡忠，這樣晉武帝也就無話可說了。

　　李密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還以巧妙的抒情方式，來打動晉武帝。從文章中可以想見，李密在構思《陳情表》時，有三種交錯出現的感情：首先是因處境狼狽而產生的憂懼之情；其次是對晉武帝“詔書切峻，責臣逋慢”的不滿情緒；最後是對祖母劉的孝情。但是當他提筆寫文章時，便把這三種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經過冷靜的回味，壓抑了前兩種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筆帶過，掩入對祖母劉的孝情之中。而對後一種感情則大肆渲染，並且造成一個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從這樣一種情境出發，作者先以簡潔精練的語言寫自己的孤苦，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作鋪墊，然後反覆強調祖母劉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嬰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劉病日篤”；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這樣，李密的孝情就不同於一般的母孫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陳情表》是寫給晉武帝的，是為了達到“辭不就職”的目的。從這個目的出發，李密並沒有把孝情一洩到底，而是用理性對感情加以節制，使它在不同的層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現。第一段先寫自己與祖母劉的特殊關係和特殊命運，抒發對祖母的孝情，“臣侍湯藥，未曾廢離。”如果從這種孝情繼續寫下去，會有許多話要說，如對祖母的感激，對祖母的憐惜等等。但作者卻就此止筆，轉而寫蒙受國恩而不能上報的矛盾心情，寫自己的狼狽處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馬上任，“奉詔賓士”。為什麼不能去呢?因為“劉病日篤”，這就從另一方面反襯了他孝情的深厚，因為孝情深厚，而“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所以才有“實為狼狽”的處境。前面抒發的孝情被節制以後，又在另一個前提下出現了。第三段作者轉寫自己“不矜名節”，並非“有所希冀”，不應詔做官，是因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在排除了晉武帝的懷疑這個前提之下，再抒發對祖母劉的孝情，就顯得更真實，更深切，更動人。

參考資料：

1、《古代散文鑑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年版

　　“多情”的《陳情表》

　　《陳情表》是李密寫給晉武帝的一份公文，也是我國古代散文中的一篇“奇文”。字字生情，句句含情，《陳情》之情，耐人尋“情”。

　　傾苦情。文章開篇陳述的是作者不幸的命運：孩提時代，父喪母嫁，失怙失恃；成長時代，體弱多病，零丁孤苦；成人之後，無親無戚，晚有兒息；如今現實，祖母臥病，侍藥難離。“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一句話濃縮了李密祖孫二人悽苦相依的命運，也表露了他滄桑過後的人生感慨。苦情動心，真誠感人。

　　說難情。首先是進退兩難。一方面是推孝廉，舉秀才，拜郎中，除洗馬。四次徵召，先地方，後朝廷。國恩難報，君情難違。另一方面，祖母供養無主，疾病日重。養恩難忘，親情難捨。其次是強人所難。在辭不赴命，辭不就職之後，作者等來的是詔書的責備、郡縣的逼迫、州司的催追。在申訴不被允許的情況下，“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無奈的話語中，含蓄地表達了對“聖朝”統治者強人所難的不滿之情。

　　消疑情。“少仕偽朝”，屢召不應，難免讓晉朝統治者產生懷疑。是貪戀舊朝，“忠臣不事二君”，還是疑慮“聖朝”，顧慮重重？無論兩種想法的哪一種得到證實，都可能給李密帶來殺身之禍。舊朝時，“本圖宦達，不矜名節”，新朝時，“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對比中，表明了李密的立場，流露了李密的感恩之心，更消除了晉朝統治者心中的鬱結。接下來，祖孫二人“更相為命”的苦情的再次強調，既順應了晉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綱領，又委婉地告訴了晉武帝侍奉祖母是他“不仕”的唯一原因。

　　表忠情。先有“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的感觸，後有先盡孝後盡忠的承諾，終有“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誓言。忠君之情，溢於言表；感君之恩，動人心魄。

　　《陳情》如此“多情”，也就難怪晉武帝會做出“停詔，允其不仕”的決定，也就難怪千古文人讚歎之聲聲聲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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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嚮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在其後的幾年裡，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凌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然而，由於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只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錫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於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永州“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於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接同正員”，其實是個編制外的閒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鬱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痺”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託，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並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鬥，迴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餘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炎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鬱，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閒適之作。《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遊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歷久彌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些偏居荒蕪的山水景緻，在柳宗元的筆下，卻表現出別具洞天的審美特徵，極富藝術生命力。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柳宗元時而大筆揮灑，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曠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

　　《永州八記》對自然美的描繪，貴在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之美。八記描寫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澗、小石城山等，柳宗元總是以小見大，猶如沙裡淘金，提煉出一副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對小石潭周圍環境的描寫，“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槍幽邃”，創造出一種空無人跡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記》對小石渠之水流經之處細膩的刻畫，在長不過十許步的小水渠上，一處處幽麗的小景，美不勝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鮮苔環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員不足百尺、魚兒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竹。

　　筆筆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風姿。柳宗元曾經說：“餘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因永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於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洗滌天地間萬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態，在用筆讚賞山水美的同時，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藉以尋求人生真諦，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記》中刻畫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藝術寫照，物我和諧，匯成一曲動人心絃的人與自然的交響華章。

　　《舊唐書·柳宗元傳》說，柳宗元“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精裁密緻可以概括《永州八記》結構之美。8篇遊記，整體構思，一氣貫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開始“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發筆，通過對西山周圍山水景緻的描繪，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畫，最後，到《小石城山記》向蒼天發出“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的質問，對整個八記作結。8篇遊記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與上篇相關聯，前後呼應，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藝術整體。如前四篇，首篇寫了西山宴遊之後，第二篇就以“鑽拇潭在西山西”起筆，自然銜接，毫無斧鑿的痕跡；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發端，同上篇相連；第四篇則以“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開篇。這就以西山為起點，向西出遊，接連出現了三處勝景，一處連一處，一景接一景，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記前後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組合，猶如一氣呵成，毫無間隔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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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民歌，勾勒出了北國草原壯麗富饒的風光，抒寫敕勒人熱愛家鄉熱愛生活的豪情，境界開闊，音調雄壯，語言明白如話，藝術概括力極強。

　　“敕勒川，陰山下”，說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陰山是綿亙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陰山為背景，給人以壯闊雄偉的印象。“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環顧四野，天空就像其大無比的圓頂氈帳將整個大草原籠罩起來。“天蒼蒼，野茫茫”，天空是青蒼蔚藍的顏色，草原無邊無際，一片茫茫。

　　詩的前六句寫平川，寫大山，寫天空，寫四野，涵蓋上下四方，意境極其闊大恢巨集。但是，詩人的描寫全從巨集觀著眼，作總體的靜態的勾畫，沒有什麼具體描繪，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悶的感覺。但當讀到末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進修，境界便頓然改觀。草原是牧民的家鄉，牛羊的世界，但由於牧草過於豐茂，牛群羊群統統隱沒在那綠色的海洋裡。只有當一陣清風吹過，草浪動盪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閃現出來。那黃的牛，白的羊，東一群，西一群，忽隱忽現，到處都是。於是，由靜態轉為動態，由表蒼一色變為多彩多姿，整個草原充滿勃勃生機，連那穹廬似的天空也為之生色。因此，人們把這最後一句稱為點晴之筆，對於“吹”、“低”、“見”三個動詞的主動者――“風”字，備加欣賞。

　　最後三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一幅壯闊無比、生機勃勃的草原全景圖。“風吹草低見牛羊”，一陣風兒吹彎了牧草，顯露出成群的牛羊，多麼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這裡水草豐盛、牛羊肥壯的景象。全詩寥寥二十餘字，就展現出我國古代牧民生活的壯麗圖景。

　　這首歌具有鮮明的遊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濃郁的草原氣息。從語言到意境可謂渾然天成，它質直樸素、意韻真淳。語言無晦澀難懂之句，淺近明快、酣暢淋漓地抒寫了遊牧民族驍勇善戰、彪悍豪邁的情懷。

參考資料：

1、敕勒歌．人民教育出版社[引用日期2014-04-18]

　　第一段

　　作者陳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與祖母更相為命，以使武帝化嚴為慈，化對立態度的逞威為同一立場的體恤。“臣密言”，是奏表開頭的一般格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是第一段的綜述，又是全文陳述苦情的總冒。“險”，不同於今天的“危險”義，《說文》：“險，阻難也。”賈逵《國語》注：“釁，兆也。”“險釁”，險惡的兆頭。“閔”，病困，凶喪。“險釁”“閔凶”這兩個詞兒含義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讀者匯入慘苦的境域。什麼“險釁”?什麼“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小孩兒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撫養，竟然“慈父見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愛子，非求報。”可見父慈於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稱“臣”，而用第三人稱“孩”，旨在客觀陳述苦情以使武帝動心。父親死了，固然痛苦，如果還有慈愛的母親一道過著孤兒寡母的生活，那還只是比較艱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歲，舅奪母志”，是又一個大不幸!《晉書·李密傳》：“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歲的孩子，既經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隻被獵人擊斃父母的沒有羽翎的烏鳥，其寒傖、矇昧、本能地求居覓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狀可以想像得之。《毛詩序》：“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舅奪母志”典出於此，但這是託詞(因為封建社會裡人們把婦女在亡夫以後的改嫁視為醜事)，也是作者對母親寬解的一種孝行。從心理的通常情況看，似乎長者特別喜歡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歡孫子勝過兒、媳喜歡子女；如果這種判斷不誤，那麼，祖母劉氏對作者的特別喜歡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個失怙失恃的孩子，當然特別喜歡又加上特別同情了，這樣，“憫臣孤弱”的“憫”其含義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貼切體會，祖母當然“躬親撫養”了。《晉書·李密傳》：“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歲不行”，也許是軟骨病之類。如果孩子身體健康，祖母操心費力可能少些，現在竟是“九歲不行”，特異的體弱是又一種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費力的又一個因素。以上一句寫“弱”，以下集中寫“孤”。儘管有三種大不幸，如果家裡人丁較多、外面親戚不少，那還可以有若干圓通的餘地，現在是“零丁孤苦，至於成立”。“孤”得夠痛苦了，夠奇特了，夠長久了：一，從作者的父輩看，沒有叔叔又沒有伯伯。二，從作者的平輩看，沒有哥哥又沒有弟弟。《詩經·鄭風·揚之水》：“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汝)。”鄭玄箋：“鮮，寡也。”作者借用《詩經》一句，但“鮮”並不作“少”講而作“無”講，是在特殊的語言環境下跟“既無叔伯”的“無”避免重複的一種特殊詞義。從外親看，既沒有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親眷，也沒有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沒有為堂兄弟、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單枝獨芽寡人一個。從經濟看，門庭衰敗，連個使喚的童僕也沒有。最後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來簡括、有力、形象地刻畫作者幼年時經歷的那種寂寞、清貧、孤獨、悲愴、冷酷、淒厲無告、遭人白眼的慘境。封建社會的世俗觀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獨生(無分男女)為正為榮，封建社會重男輕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這個“九歲不行”，又是“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又是缺親無故，又沒有童僕的清貧之家的幾世單傳的孤根弱苗的成長，飽蘸著祖母劉氏多少關顧之愛，傾注了祖母劉氏多少矜憫之情，耗費了祖母劉氏多少操勞之力!不妨說，祖母虔誠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熱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撫養作者上面，讀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種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的氛圍之中而對作者產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劉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還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發生了，──祖母劉氏經受不了許多家庭變故的摧殘，經受不了許多社會人心的冷遇，經受不了許多對孤弱孫兒的哀憫和擔心，餵養和抱持，事必躬親，因而“夙”嬰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湯藥，未嘗廢離”，概括而又具體地寫出了作者對祖母的孝謹備至。《晉書·李密傳》：“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嚐後進。”可見作者對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緊密。從“而劉”到“廢離”不過寥寥幾句，卻勾勒出陳情不仕的一個很重要的畫面。以下論列緊緊把這幾句當作唯一的事實根據。

　　第二段

　　歷敘朝廷多次徵召，優禮有加，都由於“劉病日篤”而有著“報國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晉武帝的疑慮，為下文請求“終養”埋下伏線。“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對晉武帝的最高頌詞；更有對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詞隱喻作者猶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潤因而茁壯成長。武帝擔心作者以事奉祖母為藉口，實在是對新朝持反對或觀望的態度，作者更擔心如果措詞失當會引起武帝疑慮將有殺身之虞。“奉聖朝”，臣僕稱君之詞，“沐浴清化”，臣僕無比感激新朝的話，稱呼和感激都能使晉武帝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寵臣對君主說話，因而心絃為之一弛。“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又作為一個過渡引導到“陳情”上來，以下具體地陳述“沐浴清化”的事實：一是太守推舉作者為“孝廉”，這是褒德；二是刺史薦拔作者為“秀才”，這是稱才，但是“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辭不赴命”乍一看來並非“沐浴清化”，其實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為晉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認並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順和與事有原則和有才幹，而且體諒了作者的慘苦處境，通情達理，言到行成。由於是地方官吏，又由於是以前的事，只用“供養無主，辭不赴命”簡單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實是“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武帝“特下”詔書，而且要作者做特別親信的宮廷侍衛之長；不久又授予輔佐太子的官職。面對最高統治者一再提拔，作為降臣的李密越發不能簡單從事了，於是“具以表聞”。在武帝看來，李密對這種厚愛竟然“辭不就職”，難免身在曹營心在漢。但是作者巧妙地寫道：“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作者主動說出武帝心中想要說的，而且是這樣委婉，這樣誠懇，武帝當然會心平氣和了。但這話畢竟是作者所說，從以前的情況看，並沒有獲得武帝的諒解，而是遭到強迫手段：“詔書切峻，責臣逋慢。”“切”，“峻”，“責”，“逋”，“慢”，都準確鮮明地刻畫了武帝當時的惱怒情態。郡縣風馳電掣地執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體貫徹王命，是“臨門”，是“急於星火”，先後六個四字句，非常精練形象地描繪了一幅雷厲風行無可阻遏的催命圖，這與上文所寫“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成為鮮明的對照。“臣欲奉詔賓士”的“賓士”用得絕妙，它有力地顯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為皇家奔走效勞的焦急心情，“劉病日篤”的“日”字又準確地顯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為時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應用了二難推理：“欲奉命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循私情，則告訴不許”。二難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選言推理聯合起來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兩個，結論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說，“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這個結論含蘊精警，表面看來它有對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對祖母的孝順之情，使武帝意識到作者的真情實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處處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對作者的某些疑慮。其實呢，辯證地看，這裡的根本觀點是“先徇私情，後報國恩”。如果是先直截了當地提出“願乞終養”，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難，這裡形式上提出兩難，正是作者與事為文的高超所在。怎樣進一步說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個懸念，而把讀者引向下面的關鍵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

　　提出晉朝“以孝治天下”這個治國綱領，陳述作者特別孤苦的處境和作者的從政歷史、人生態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進一步打消晉武帝的疑慮。《韓非子·說難》：“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有欲矜以智慧，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作者緊扣治國綱領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見《說難》)。聖朝“以孝治天下”，並且做到“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是熱切稱頌朝廷褒揚孝行態度堅決、措置得當，卻更是為“願乞終養”設定根據。於是說出了“況臣孤苦，特為尤甚”，副詞“特”和兩個形容詞“尤”“甚”集中有力地寫出了作者的情況是異乎尋常的特殊，那就越發應當而且必須“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許可以認為提出“願乞終養”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壞，因為“以孝治天下”是講法，“凡在故老……”是說理，都還只是一般的論辯藝術，都還沒能進一步開啟武帝的心扉。聰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開一筆，索性刺刀見紅，把情節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機警地把自己的歷史問題、人生態度以及從政思想來一個徹底交代，全盤亮相：“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少”“仕”“歷”職說明了仕臣之久，供職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盡忠守節於西蜀，而是為了“圖宦達”。既然“圖宦達”，就說不上“矜名節”，就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慮。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這個“至微至陋”的“亡國賤俘”深感“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完全應當“士為知己者死”，怎麼可能徘徊猶豫、另有所圖呢?這又進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慮。在武帝看來，皇君至高無上，降臣至卑無下，動不動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壓。作者看準了這種心理狀態，儘量把自己壓低，把國恩抬高：“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一個“賤”字，仍舊感到不足，再加上一個“微”字和一個“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與此同時，國恩深重是“過”蒙拔擢，是“寵”命“優”“渥”(“優”“渥”同義)，前朝降臣恩榮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奮無已，效忠不二，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著用反詰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強陳情語氣而不會激怒武帝，降臣對新主竟能如此措詞這是少見。也不是守節蜀漢，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為什麼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說，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慘苦圖，亦即祖母劉氏的病篤圖：“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這個隱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臨頭，而且是很快地臨頭，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剎那的時機，完足一剎那的義務，享受一剎那的幸福而已，這已為下文“報劉之日短也”張本。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願乞終養”了，但聰明而又極其細心的作者還怕武帝認為以一般的孝敬長上為藉口實在為的消極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綜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連不可或離的緊密關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是一種意思，一種說法；“母、孫二人，更相為命”，還是這種意思，但是另一種說法，強調中具有錯綜變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區區不能廢遠”的結論。“區區”，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廢遠”，用“區區”又用“不能廢遠”，也是強調中具有錯綜變化。以上兩句出自肺腑，動人神魄，從悉心說服武帝體恤下情看，“區區不能廢遠”明確表示不能分離，比上文“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的兩可之說前進了一步。

　　第四段

　　明確提出“願乞終養”，表示要先盡孝後盡忠，以期感動武帝達到陳情目的。

　　儘管作者從法從理從情寫得娓娓動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審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滿足於“區區不能廢遠”的說法，還會採取一些相應的高壓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審慎地估計到儘管上文已經有種種劉氏大限不遠的表白，但武帝還會認為“徇私情”跟“報國恩”的牴觸，作者仍舊不能提出“願乞終養”的請求，本段開頭就亮出具體的時限說：“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歲，是中年人，風華正茂，報國多日；九十六歲，古來稀有，風燭瓦霜，瞬息可滅，很自然地得出“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的結論，這結論清楚地陳述“報國恩”跟“徇私情”只有為時極短的矛盾，稍稍從長遠著眼就根本沒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決盡忠跟盡孝暫時發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據。從武帝設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為“以孝治天下”的一個範例，更可以達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費，何樂而不為?!老練深沉的作者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的請求。“烏鳥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擬，它是“願乞終養”的根據，又回溯到這是動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綱領；又是懇切、謙抑的天真流露，這種措詞委婉得體，曲折有致，連鐵石人也得回心轉意，武帝當然不能拒絕。《爾雅·釋詁》：“願，欲也。”它不同於現代漢語的“願意”，應作“很希望”講，表示願欲之深。用了“願”又用“乞”，同義的語詞反覆表示分外強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確提出請求以後，還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說的“況臣孤苦，特為尤甚”，為了印證所說句句屬實，了無欺詐，再作出了以下印證：“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鑑。”“所見”，“明知”，“共鑑”，異詞同義，有力地顯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當然，印證的作用遠不在於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從作者的處境考慮，而從“以孝治天下”這個手段出發，成全了作者為時短暫的請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動神靈，更可以慰作者，一舉四得，何樂而不為?!奇妙的是，作者還覺得意猶未遂，言猶未盡，情猶未達，理猶未順，再一次請求“矜憫愚誠，聽臣微志”，以便劉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獲得成功。“愚誠”，“微志”，“僥倖”，“保卒”，一連串的詞語，表示作者以最謙恭、最虔誠的口吻含淚哀求，催促武帝徹底動情。更妙的是，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後提出“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保證，這比“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又大大進了幾步：活著不惜人頭落地，死了也要結草銜環。儘管實質是為了作者對祖母的高誼隆情，但作者對武帝的極其忠愛、無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於言表，使武帝越發深信作者陳情的誠摯和急切。最後又以一個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達了格外恭謹的想法：是“犬馬”，是“怖懼”，更是“不勝”，宛然適合一個新朝君主所希望聽到的降臣的樸實、真切而能扣人心絃、令人憐憫的語言，怎不使武帝歎為觀止、霽怒為憐、予以懷柔呢?!《晉書·李密傳》：“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華陽國志》：“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晉書·李密傳》：“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可見李密是情真意切。

參考資料：

1、《中華文學鑑賞寶庫》，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整體感知

　　理解本文，首先要對寫作背景有所瞭解：司馬氏集團滅蜀後，為了籠絡西蜀人士，大力征召西蜀名賢到朝中做官，李密也是其中之一；李密是亡蜀降臣，如不應詔，會被誤認為“矜守名節”，不與司馬氏王朝合作，招來殺身之禍。司馬氏集團通過陰謀和屠殺建立了西晉政權，為了鞏固統治，提出以“孝”治理天下。李密至孝，與祖母相依為命，寫此奏章，陳述自己不能奉詔的原因，提出終養祖母的要求。文中所寫，皆是真情實意。為了喚起武帝的憐憫心，作者不是直陳其事，而是悽切婉轉地表明心意，圍繞著“情”“孝”二字反覆陳述自己家庭不幸，和祖母相依為命的苦況親情，表達對新朝寵遇的感激涕零，以及孝順祖母的哀哀衷情。

　　第一部分：陳述家庭的不幸和祖孫相依為命的情形。先以“臣以險釁，夙遭閔凶”八字，概括自己的坎坷命運。然後講述幼年時期失父失母，孤苦多病，全賴祖母撫養，說明“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再述家門人丁不旺，祖母疾病纏身，說明“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這段內容，是陳情不仕的唯一事實根據。作者寫得悽切盡情，以使武帝對自己由惱怒峻責化為同情憐憫。

　　第二部分：寫朝廷對自己優禮有加，而自己卻由於祖母供養無主，不能奉詔的兩難處境。先以“逮奉聖朝，沐浴清化”表達自己對晉武帝的感激之情，再歷敘州郡朝廷優禮的事實。然後明確提出奉詔賓士和孝養祖母的矛盾，為下文留下懸念。

　　第三部分：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綱領，陳述自己的從政經歷和人生態度，並再次強調自己的特別處境，進一步打消了武帝的疑慮，求得體恤。針對上文留下的孝順祖母和回報國恩之間的兩難選擇，這段首句即言以孝治天下是治國綱領，言外之意是孝養祖母雖為徇私情，卻也不僅合情亦合理合法，併為下文乞終養給出了理論根據。隨後說自己出仕蜀是圖宦達，不矜名節，打消武帝疑慮。再以祖母病篤，說明自己確實不能遠離出仕。

　　第四部分：明確提出陳情的目的“願乞終養”，先盡孝後盡忠。作者先比較自己和祖母年歲，說明盡孝之時短，盡忠之日長，然後提出“終養”的要求。再極其誠懇地說明自己的情況，是天人共鑑。表達自己對朝廷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忠心。

　　亞里士多德說：“只有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在適當的時機下，以適當的方式發生的感情，才是適度的最好的感情。”作者正是運用了最恰當的抒情方式，終於打動了晉武帝，使他看了表章後說“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詔”，允其不仕。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願意“盡節”於皇帝，是出於感恩圖報的心情，不能跟報效國家同日而語。

教學建議

　　一 注意體會作者的真摯感情。

　　本文是寫給皇帝的信，以敘事為主。在敘事中包含著作者真摯的感情。誦讀時，要注意文章的層次，做到有表情地誦讀。在讀的過程中，注意體會文中抒發的感情。

　　二 本文多四字句(五至七字句，可以看作加統領字的四字句)，讀來容易朗朗上口，鏗鏘有力。

　　但在以四字句為主的同時，又雜以其他句式，構成了句式的錯綜變化，音韻和諧。誦讀時要加以體會，讀出文章的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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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融情於事。

　　強烈的感情色彩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但作者無論是述自己的孤苦無依之情，還是述自己和祖母相依為命的深厚親情，都是通過敘事來表達的。而自己對朝廷恩遇的感激和對武帝的忠敬之心，也是以充滿情感的筆調來寫的。

　　2.語言形象生動，自然精粹。

　　本文雖然用了不少四字句、對偶句，有駢文的整儷之工，但語言卻絕不雕琢，而是十分自然真切，彷彿是從肺腑中流出，絲毫不見斧鑿痕跡。文章語言十分生動形象，如第一段寫孤苦無依之狀，第二段寫州縣催迫之景，第三段寫祖母病篤的慘苦之象，都如在目前。此外本文在語言上還十分精練準確，有些詞句，成了成語。

　　本文排偶句的運用極有特色，不僅音韻和諧，節奏鮮明，簡潔練達，生動形象，而且感情真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例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運用比喻和誇張手法，將祖母危在旦夕，自己不忍廢離的深情形容得淋漓盡致；“臣欲奉詔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通過對比，既突出了李密進退兩難的無奈，又將盡忠之，與盡孝之情表現得真切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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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表》，選自《文選》卷三七。三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滅蜀，李密淪為亡國之臣。泰始三年（267年），朝廷徵召李密為太子洗馬。李密時年44歲，以晉朝“以孝治天下”為口實，以祖母供養無主為由，上《陳情表》以明志，要求暫緩赴任，上表懇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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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密原是蜀漢後主劉禪的郎官(官職不詳)。公元263年，司馬昭滅蜀漢，李密成了亡國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養祖母劉氏。公元265年，晉武帝請李密出來做官，先拜郎中，後又拜為洗馬(即太子侍從官)，就是文中說的“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晉武帝為什麼要這樣重用李密呢?第一，當時東吳尚據江左，為了減少滅吳的阻力，收籠東吳民心，晉武帝對亡國之臣實行懷柔政策，以顯示其寬厚之胸懷。第二，李密當時以孝聞名於世，晉武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實行孝道，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臣關係，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正因為如此，李密屢被徵召。

　　李密為什麼“辭不就職”呢?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李密確實有一個供養祖母劉的問題，像文章中說的“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第二，李密是蜀漢舊臣，自然有懷舊的思想，況且他還認為漢主劉禪是一個“可以齊桓”的人物，對於晉滅蜀漢是有一點不服氣的。第三，古人講：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興時，臣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興時，臣為君之土芥。出於歷史的教訓，李密不能沒有後顧之憂。晉朝剛剛建立，李密對晉武帝又不甚瞭解，盲目做官，安知禍福。所以李密“辭不就職”，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時此刻不宜做官。

　　李密不想馬上出來做官，而晉武帝方面卻催逼得很緊。“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輕慢皇帝，違抗皇命是要殺頭的。為了擺脫這個困境，達到不出來做官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為納入晉武帝的價值觀念中去。李密是蜀漢舊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古人講“一僕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來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著對晉武帝不滿，這就極其危險了，所以李密說自己“不矜名節”，“豈敢盤桓，有所希冀”，我不出來做官完全是為了供養祖母劉，是為了“孝”。但是這裡又產生了一個問題，事父為孝，事君為忠。李密供養祖母是孝，但不聽從君主的詔令，不出來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韓詩外傳》卷二記載：“楚昭王使石奢為理道，有殺人者追之，則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於是刎頸而死。”為忠臣不得為孝子，為孝子不得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決了這個矛盾，即先盡孝，後盡忠。“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劉養老送終之後，再向您盡忠，這樣晉武帝也就無話可說了。

　　李密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還以巧妙的抒情方式，來打動晉武帝。從文章中可以想見，李密在構思《陳情表》時，有三種交錯出現的感情：首先是因處境狼狽而產生的憂懼之情；其次是對晉武帝“詔書切峻，責臣逋慢”的不滿情緒；最後是對祖母劉的孝情。但是當他提筆寫文章時，便把這三種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經過冷靜的回味，壓抑了前兩種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筆帶過，掩入對祖母劉的孝情之中。而對後一種感情則大肆渲染，並且造成一個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從這樣一種情境出發，作者先以簡潔精練的語言寫自己的孤苦，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作鋪墊，然後反覆強調祖母劉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嬰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劉病日篤”；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這樣，李密的孝情就不同於一般的母孫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陳情表》是寫給晉武帝的，是為了達到“辭不就職”的目的。從這個目的出發，李密並沒有把孝情一洩到底，而是用理性對感情加以節制，使它在不同的層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現。第一段先寫自己與祖母劉的特殊關係和特殊命運，抒發對祖母的孝情，“臣侍湯藥，未曾廢離。”如果從這種孝情繼續寫下去，會有許多話要說，如對祖母的感激，對祖母的憐惜等等。但作者卻就此止筆，轉而寫蒙受國恩而不能上報的矛盾心情，寫自己的狼狽處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馬上任，“奉詔賓士”。為什麼不能去呢?因為“劉病日篤”，這就從另一方面反襯了他孝情的深厚，因為孝情深厚，而“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所以才有“實為狼狽”的處境。前面抒發的孝情被節制以後，又在另一個前提下出現了。第三段作者轉寫自己“不矜名節”，並非“有所希冀”，不應詔做官，是因為“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在排除了晉武帝的懷疑這個前提之下，再抒發對祖母劉的孝情，就顯得更真實，更深切，更動人。

參考資料：

1、《古代散文鑑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年版

　　“多情”的《陳情表》

　　《陳情表》是李密寫給晉武帝的一份公文，也是我國古代散文中的一篇“奇文”。字字生情，句句含情，《陳情》之情，耐人尋“情”。

　　傾苦情。文章開篇陳述的是作者不幸的命運：孩提時代，父喪母嫁，失怙失恃；成長時代，體弱多病，零丁孤苦；成人之後，無親無戚，晚有兒息；如今現實，祖母臥病，侍藥難離。“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一句話濃縮了李密祖孫二人悽苦相依的命運，也表露了他滄桑過後的人生感慨。苦情動心，真誠感人。

　　說難情。首先是進退兩難。一方面是推孝廉，舉秀才，拜郎中，除洗馬。四次徵召，先地方，後朝廷。國恩難報，君情難違。另一方面，祖母供養無主，疾病日重。養恩難忘，親情難捨。其次是強人所難。在辭不赴命，辭不就職之後，作者等來的是詔書的責備、郡縣的逼迫、州司的催追。在申訴不被允許的情況下，“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無奈的話語中，含蓄地表達了對“聖朝”統治者強人所難的不滿之情。

　　消疑情。“少仕偽朝”，屢召不應，難免讓晉朝統治者產生懷疑。是貪戀舊朝，“忠臣不事二君”，還是疑慮“聖朝”，顧慮重重？無論兩種想法的哪一種得到證實，都可能給李密帶來殺身之禍。舊朝時，“本圖宦達，不矜名節”，新朝時，“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對比中，表明了李密的立場，流露了李密的感恩之心，更消除了晉朝統治者心中的鬱結。接下來，祖孫二人“更相為命”的苦情的再次強調，既順應了晉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綱領，又委婉地告訴了晉武帝侍奉祖母是他“不仕”的唯一原因。

　　表忠情。先有“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的感觸，後有先盡孝後盡忠的承諾，終有“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誓言。忠君之情，溢於言表；感君之恩，動人心魄。

　　《陳情》如此“多情”，也就難怪晉武帝會做出“停詔，允其不仕”的決定，也就難怪千古文人讚歎之聲聲聲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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