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軒經典語錄

　　· 但是當下的文學，它的表現疆域在縮小，讀者群也在萎縮，已變得越來越“嫌貧愛富”，纏綿在城市，緊緊地盯著上層和成功人士，成為“懸浮”在城市裡的圈子文學。即便是鄉村小說，寫的是農村和農民，但思想、情感、願望大都與農民“風馬牛不相及”。

　　· 誠然，今天的農村“缺乏”新文學，農民“拒絕”新文學，其原因是複雜的，責任也不全在文學和作家方面。農民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他們需要農業科技、醫療知識，需要民間文藝，文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讀文學，他們當然喜歡與自己密切相連的鄉村文學，但也會讀歷史小說、城市小說等等。那種把文學普及到農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

　　· 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史上，一代一代作家為了“文學的大眾化”和“文學走向農村”，作出了堅韌而不懈的努力，而最有成就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和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國早期文學。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發展中，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失誤存在，但在文學同底層民眾的結合上，在創造文學的民族風格和大眾語言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強勁的“大眾化文學”傳統。

　　· 我以為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們的一些作家已變為深陷城市的“觀察者”甚至“旁觀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離了農村和農民，導致了整個思想觀念上的模糊、狹隘乃至偏差。他們在寫作中更多考慮的是怎樣表現自己的感受、體驗、趣味等個人的東西，而很少想到農民讀者的接受心理和習慣。他們在繼承“五四”文學中卻把路子越走越狹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丟棄了“大眾化文學”的精髓。

　　· 我們的作家隊伍陣容壯觀、人才薈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層作家，似乎無足輕重。但是，底層作家代表的是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和更龐大的人群，沒有他們強有力的聲音，我們的文學豈不就變質了、變味了嗎? —— 段崇軒名句

　　· 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倡導專業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間，把沉默世界的社會和人生展現出來，曉諭世人，贏得關注。另一方面則要努力發現和扶植底層作家，精心培養，提供園地，推出作品，把來自社會下層的源頭活水引入文壇，送向社會。扶植底層作者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點綴和需要，而是時代、社會、歷史的需要。

　　· 我知道扶植底層作者是一項困難的事情。今天的農村、工礦以及城鎮街道，滋長文學萌芽的水土已嚴重流失，人們都在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漸萎縮。在廣大的農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湧向城市打工，堅守土地的已越來越少。對於底層作者來說，由於基礎的薄弱、視野的狹窄和環境的閉塞等原因，走文學之路變得格外艱難。

　　· 同時我更相信，中國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學體制，有很強的凝聚和號召力;現在又有了眾多民間的文學組織，其作用不可低估。而發現和扶植底層文學作者，又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因此，扶植底層作者主要是一個理性認識問題，如果我們真正意識到了它的深層意義，其他困難也許不難解決。

　　· 當下的文學，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是愈顯多樣和繁榮了。都市文學綠肥紅瘦，通俗文學、女性敘事、青春寫作等蓬蓬勃勃。具有深厚傳統的“農村題材文學”或者稱“鄉村文學”，依然是多元文學格局中的一方重鎮，有眾多的實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響的作品不斷湧現。

　　· “文學為什麼人”的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是個很複雜的理論問題，我們不必去糾纏它。應該說，作家寫什麼、怎樣寫、為誰寫，完全是作家的權利和自由。文學作為一種精神食糧，屬於全社會各個層面的讀者，誰都有權利去分享。 —— 段崇軒語錄

　　· 時下的文學真是繁榮了。都市生活、官場內幕、歷史煙雲、民情風俗、神話傳說、婚愛活劇……題材內容包羅永珍、無奇不有，人類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們盡收筆下。莊重的現實主義、典雅的古典主義、飛揚的浪漫主義、詭異的現代主義，以及魔幻現實、黑色幽默、意識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種種表現方法和手段，都悉數拿來、各顯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還在不懈堅持，更年輕的70後、80後，又一批一批湧現，我們的作家隊伍也年輕化、知識化、白領化了。但是，在這一臺精彩的文學盛會中，我們不難發現，來自廣大的底層社會的內容太少了，來自普通民眾的“代表”幾近缺席了。

　　· 七天的韓國之行，韓國人溫和、坦誠、嚴謹、細緻的性格，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性格似乎是東亞人的一種共性，屬於人類性格中陰柔的一面，而在韓國人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但在另外一些場合中，我們又感受到了韓國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中韓作家舉辦的船上朗誦會上，他們面對浩蕩的漢江縱情吟誦，情感顯得那樣深沉激越;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館裡，他們把酒放歌，哪怕是一首表現歡樂的歌曲，也總是蘊涵了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悲情。

　　· 作品是作家寫出來的，有什麼樣的作家群體，就會生產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在現有的作家隊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堅力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出生鄉下，大部分是新時期初、中期登上文壇的，現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順”之年了，對當下的底層社會漸漸隔膜了。

　　· “新時期文學”是要努力告別“當代”，迴歸“五四”的，但它也承襲了“十七年”文學的諸多觀念和做法。在文學的表現物件上，基本上是以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為主的。在作家隊伍的建構上，特別注重從基層發現和扶植文學新人。十年“”，在農村、工礦“儲備”了大批的文學青年，整個社會和文學的“復甦”，為這批人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機。

　　· 歷史的經驗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顧。關於“十七年”文學，近年來成為重新解讀的“熱點”。有一段時間把它說成“豆腐渣”，現在又說是“一朵花”。我倒以為這是一個精華與糟粕共存、價值與侷限兼有的文學時期。這是一個被稱之為“工農兵文學”的時代，他的病症在於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學的同時壓抑了多樣化文學，在表現方法上設定了過多的清規戒律。我們不必把這一時期的文學估價太高。

　　· 我們的文學，要打破與農民之間的“堅冰”，成為“新農村建設”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成為廣大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從作家的角度講，重點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作家的立場轉換問題，這是一個老生常談、讓人膩煩的話題，但又是客觀存在、無法迴避的問題。 —— 段崇軒語錄

　　· 中國的文學與社會，總是宿命般地脣齒相依、難分難解。今天，當和平崛起的中國，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語境中，決心探索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的時候;中國的文學也走到了一個岔路口，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這個路口一面的路標是“現代性”，另一面的路標是“民族性”。

　　· 對於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之後，就逐漸成為研究界的一門顯學了。對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文學應當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等等，自是見仁見智。

　　· 自然是“中國化”了的。關於文學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和個性特徵，它同樣包括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大部分。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學中也是最具有特點和魅力的一種。但在長期以來不間斷的文學革命、創新、實驗的過程中，文學的“民族性”漸漸斷裂、式微，導致了在某些時段文學的無根狀態和無序發展。

　　· 一個時代的文學總要有一個表現重心和發展取向。對於當下文學來說，它的探索、追求應是雙向的。一方面要繼續新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軌跡，堅持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倡導人文主義精神，汲納西方文學的審美方式方法，推進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程序。

　　· 不管是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戰略，還是精神文化建設，亦或文學藝術發展，我們還都不能說“現代性”已經完成。儘管我們為此而奮鬥了一個多世紀，已進入一個現代國家的行列，但現代化的目標依然遙遠。 —— 段崇軒名言

　　· 在一個文學遺產悠久深厚，現實主義文學根深蒂固的國家，文學的“現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但中國的文學必須有一個“現代性”的遠景目標，這是啟用它的生機、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經之路。

　　· 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學發展史上，“現代性”始終是一個“主旋律”。我們並不否認，“現代性”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和審美理想，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根本性、革命性的變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文學在“現代性”的程序中，有時是以壓抑、排斥、犧牲“民族性”作為代價的。

　　·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博大精深和現代價值，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和推崇。是的，在傳統的文化和文學中，確有許多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級觀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學以來，這些均屬於“革命”的範疇，今天我們依然要堅定地批判、揚棄。

　　· 誰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誰是中國改革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或者說“主體”?在當下的文學中，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學命題，竟變得模糊、曖昧起來。在層出不窮的長篇小說中，搶眼的人物形象是誰呢?是都市青年、官場官員，是商賈業主、金領白領……自然也有寫工人、市民、農民、農民工的，但他們往往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物件，是作家去同情、憐憫、啟蒙的人物。

　　· 一味追求小說內容的花樣翻新，忘卻藝術形式上的精心探索，這是“好看”標準必然要帶來的文學 “苦果”。我說過，現在是小說藝術形式最缺乏創造性的時代，藝術探索基本處於保守甚至停滯狀態。新時期文學十幾年，小說在表現形式上銳意探索、極大地推動了小說文體的發展和變革。 —— 段崇軒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