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住證制度

  主要是圍繞破解“城市病”的難題,落實中央關於“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要求,科學制定人口總量中長期調控目標,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多種手段,完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等人口調控措施,落實人口調控屬地責任。下文是的相關訊息,歡迎閱讀!

  制定原因

  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城市裡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口。人口的聚集,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城市病”,加劇了城市負擔,同時也制約城市化發展。據統計,北京人口2012年就已超2100萬,由此導致的交通擁堵、大氣汙染等,更是北京亟待解決的重點問題。在本次市委全會上,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成為會議決定的重要內容。

  大多數城市都有人口規模的目標,北京在2004年前制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人口達到1800萬。城市規劃中有關人口的總規劃如何制定,人口總量如何制定是一個需要多方衡量論證的事情。“是回到1800萬還是放寬到2500萬,下一步怎麼做很有學問。”陸傑華認為,人口的總規劃需要參考的指標很多,包括城市經濟發展、資源容量等。

  北京要做新的人口總規劃,應該先將城市定位明確。陸傑華說,1993年提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對北京的定位是國家首都政治文化中心、歷史名城,人口規模的控制則主要從經濟和就業角度考量。但的城市發展和局面不一樣了,北京未來會將城市功能定位成怎樣的,直接影響到人口調控的效果,只注重數量上的巨集觀概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問題。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的管理模式並不創新,而是後置的末端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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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而言,對於北京這樣的大型城市而言,人口之多、管理之雜、房價之高,已經達到了“不宜人類居住”的地步。但即便是這樣,因為北京的資源多、機會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仍然選擇加入浩浩蕩蕩的“北漂”大軍。城市的管理者,面對無法破題的“城市病”如霧霾、堵車和逢雨便澇也是愁上眉梢——控制人口事宜就便擺上了桌面

  “自由遷徙”說的永遠是候鳥,而不是國人;完全放開北京的戶籍,可能引發的是北京人口的幾何倍數增長,這自然很不現實。但是,只管理、不服務的暫住證制度,已經飽受詬病,不僅僅加劇了城鄉二元戶籍體制下的身份歧視,還導致了社會的不公。在北京居住了一二十年,卻還是“暫住”,聽起來就是個“中國式笑話”。於是乎,在暫住證和戶籍制度之間,也便發明了居住證。

  居住證,當然有其進步意義。就上海、深圳等已經實行了此制度的城市而言,居住證制度在當下這種戶籍制度之下,最大程度上還原了城市福利的公平。而北京市相關負責人也表態,“居住證制度可以附載社會服務功能,比如與社保福利掛鉤”。同時,居住證如果開始實施,意味著為1984年開始實施的“暫住證時代”畫上了句號。這都是值得稱讚的地方。

  但是,居住證畢竟不是戶籍。在北京獲得居住證,雖然能夠在某一些福利方面可以等同於北京市民,但是,居住證代表的仍然是“二等公民”。關於居住證,也便產生了這樣一個悖論:如果居住證能夠被賦予和城市戶口一樣的社會福利,那麼,居住證也阻擋不住全國人民往北京湧入的勢頭,即便房價再高,也是一往無前;如果居住證不能解決更多的福利問題,則可能就是暫住證的一個更名,但實際上,也確實沒有多少意義。

  城市之所以有大小之別,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在於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不是說,每個城市都應該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或擁有同樣的發展規模,也不是說市民都應該有同樣的收入,而是說,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和居民,都應當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福利。比如說,在北京市的高考生,能夠上北大清華的機率,不應該比其他城市高,各種醫療資源也不應該過於集中。唯此,社會才能更加公平,城市規模才有可能達到“大河有水小河滿”式的共同發展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