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住證制度

　　主要是圍繞破解“城市病”的難題，落實中央關於“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要求，科學制定人口總量中長期調控目標，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多種手段，完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等人口調控措施，落實人口調控屬地責任。下文是的相關訊息，歡迎閱讀!

　　制定原因

　　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城市裡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口。人口的聚集，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城市病”，加劇了城市負擔，同時也制約城市化發展。據統計，北京人口2012年就已超2100萬，由此導致的交通擁堵、大氣汙染等，更是北京亟待解決的重點問題。在本次市委全會上，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成為會議決定的重要內容。

　　大多數城市都有人口規模的目標，北京在2004年前制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人口達到1800萬。城市規劃中有關人口的總規劃如何制定，人口總量如何制定是一個需要多方衡量論證的事情。“是回到1800萬還是放寬到2500萬，下一步怎麼做很有學問。”陸傑華認為，人口的總規劃需要參考的指標很多，包括城市經濟發展、資源容量等。

　　北京要做新的人口總規劃，應該先將城市定位明確。陸傑華說，1993年提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對北京的定位是國家首都政治文化中心、歷史名城，人口規模的控制則主要從經濟和就業角度考量。但的城市發展和局面不一樣了，北京未來會將城市功能定位成怎樣的，直接影響到人口調控的效果，只注重數量上的巨集觀概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問題。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的管理模式並不創新，而是後置的末端管理手段。

　　相關評論

　　坦白而言，對於北京這樣的大型城市而言，人口之多、管理之雜、房價之高，已經達到了“不宜人類居住”的地步。但即便是這樣，因為北京的資源多、機會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仍然選擇加入浩浩蕩蕩的“北漂”大軍。城市的管理者，面對無法破題的“城市病”如霧霾、堵車和逢雨便澇也是愁上眉梢——控制人口事宜就便擺上了桌面

　　“自由遷徙”說的永遠是候鳥，而不是國人;完全放開北京的戶籍，可能引發的是北京人口的幾何倍數增長，這自然很不現實。但是，只管理、不服務的暫住證制度，已經飽受詬病，不僅僅加劇了城鄉二元戶籍體制下的身份歧視，還導致了社會的不公。在北京居住了一二十年，卻還是“暫住”，聽起來就是個“中國式笑話”。於是乎，在暫住證和戶籍制度之間，也便發明了居住證。

　　居住證，當然有其進步意義。就上海、深圳等已經實行了此制度的城市而言，居住證制度在當下這種戶籍制度之下，最大程度上還原了城市福利的公平。而北京市相關負責人也表態，“居住證制度可以附載社會服務功能，比如與社保福利掛鉤”。同時，居住證如果開始實施，意味著為1984年開始實施的“暫住證時代”畫上了句號。這都是值得稱讚的地方。

　　但是，居住證畢竟不是戶籍。在北京獲得居住證，雖然能夠在某一些福利方面可以等同於北京市民，但是，居住證代表的仍然是“二等公民”。關於居住證，也便產生了這樣一個悖論：如果居住證能夠被賦予和城市戶口一樣的社會福利，那麼，居住證也阻擋不住全國人民往北京湧入的勢頭，即便房價再高，也是一往無前;如果居住證不能解決更多的福利問題，則可能就是暫住證的一個更名，但實際上，也確實沒有多少意義。

　　城市之所以有大小之別，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在於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不是說，每個城市都應該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或擁有同樣的發展規模，也不是說市民都應該有同樣的收入，而是說，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和居民，都應當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福利。比如說，在北京市的高考生，能夠上北大清華的機率，不應該比其他城市高，各種醫療資源也不應該過於集中。唯此，社會才能更加公平，城市規模才有可能達到“大河有水小河滿”式的共同發展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