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歷史就是過去出現過、發生過的人和事,具有時間久遠、不可重現的特點 ,下面這些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幾篇。

  1:抗戰老兵王啟超

  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萬佛湖鎮街道的一處普通居民老宅,筆者見到了現年96歲高齡的抗戰老兵王啟超。得知來意,老人從座椅上顫顫巍巍地站起來,緊緊握住記者的雙手。眼前的老人,顯得非常平和。誰能想到,這張如此慈祥平和的面容下,隱藏著怎樣驚心動魄的傳奇:70多年前,在抗日戰場上,他與日本侵略者大小交戰了百餘次,右腿被子彈貫穿,先後4次闖過了鬼門關,一腔熱血染紅了戰袍。

  細細回憶往事,王啟超老人眼眶裡泛起淚花:“在抗日殺敵的戰場上,腦袋其實是別在褲腰帶上的。身邊戰友一個接一個倒下,也讓我做好了戰死沙場的準備。”

  “我是1938年10月入的伍,那年十九歲。家裡共有三個兄弟,必須要出一個壯丁去參軍,我捨不得親兄弟上戰場,自己就主動要求去了,在當地的地炮連當文書。”王啟超向記者介紹,他初中畢業後就直接參軍,當年11月就上了戰場,那是自己參軍後抗日的第一仗。部隊與日軍激戰時,日軍已打到霍山漫水河鎮,他們與日軍打得非常慘烈,雙方傷亡都很慘重,死屍成山,血流成河。河道里漂的都是日本士兵的屍體。

  “我和戰友臨時學了幾句日語,就跑去前線喊話讓他們投降。”王啟超老人說到這裡,不禁坐直了身板,他思路清晰,所經歷過的大小戰爭至今還歷歷在目,並清楚地喊出了當時學的幾句日語:“放下武器,優待戰俘。”1938年12月,經過漫水河的激戰,部隊傷亡慘重,戰鬥非常激烈,絕大多數戰友都是在戰爭中犧牲了。

  隨後,王啟超所在的地炮連去毛坦廠鎮進行休整,正好遇上黃埔軍校第七分校招考學生。由於他成績優異,表現出色,通過推薦和層層考核,最終被西安以南四十里的王曲鎮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錄取,入校時並被編入第十七期學員。

  由於當時黃埔軍校的教學非常嚴格。對新入伍的學員先要培訓六個月,合格後才能進行第一期軍官教育,六個月後考核再合格後才能進入第二軍官區,繼續為期六個月的學習。通過這三個階段後,還要進行系統的戰術訓練,野戰演習,實彈射擊,綜合演練等科目考核。

  1942年7月,王啟超從黃埔軍校畢業,正值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他與17名戰友被派遣到國軍第一軍第一師徵一旅步兵第一團,擔任見習排長,走上了指揮並帶領部隊進行抗日作戰的任務。採訪中,王啟超老人說起自己參加武漢抗戰的一次戰鬥中,情緒顯得格外激動。“日本鬼子每天都要安排四五百架飛機,對我們地面進行轟炸,由於我們裝備落後,只能用高射炮、高機槍打,我們團2000多名戰友,最後只倖存幾十人,我是連隊唯一倖存者。”說到這時,王啟超老人的眼角有些溼潤。

  “能活下來,我就很開心了,只要每天能有粗茶淡飯,我就知足了。”王啟超說,他在抗日戰鬥中,走出了一道道“鬼門關”。

  一次戰鬥突圍,小日本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大腿。當時由於抗日戰鬥打得激烈,他顧不得退下戰場休整治療,持續與日本軍展開殊死較量。戰鬥結束後,他發現鮮血早已染紅了軍衣。王啟超老人說,那場戰役他還經歷了四次危險。“子彈穿過我的鞋頭,沒有傷到腳;子彈把我後背的雨傘打成兩段,我也沒有受傷;冬天的時候穿著大衣戰鬥,子彈只是擦破了大衣角都沒有受傷,還有一次炮彈打過來,馱彈藥的騾子都打死了,我在旁邊逃過一劫,這四次我都差點喪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已是少校營長的王啟超正在組織部隊休整,突聞山下傳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鬼子投降啦!”、“我們勝利啦!”、“抗戰勝利萬歲!”。這一夜,王啟超和戰友一道,他們在營地點起了篝火,興奮得一夜未眠。

  2:女英雄趙一曼被俘經過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團被敵人包圍在道北區的一個山溝裡。激戰一晝夜突圍,部隊傷亡很大。團長王惠同負傷被俘***後英勇就義***,道北區委書記兼2團政治部主任趙一曼指揮戰鬥時,一條大腿受貫通傷,骨頭被打碎。22日,她和3個人轉移到3區春秋嶺附近一戶農家時,被漢奸米振文發現。米振文報告第3“討伐”隊隊長張福興,張福興帶偽軍將農舍包圍。戰鬥中,趙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過多,昏迷後被俘。

  從在珠河見到被俘的趙一曼,到10天后又將其押送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繼續關押、審訊,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都是個重要角色——讓我們看看1962年5,月他作為戰犯在押期間寫的供詞:

  “這個婦女,穿著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著,臉伏在車臺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傷者頭髮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她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來!’她從容地抬起頭來看著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即偽珠河縣首席警務指導官遠間重太郎——筆者***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後,決定在馬料房的高粱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她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她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她關於趙尚志部隊的事時,她回答:‘關於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麼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麼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抗戰外,別無出路。你們日本人口蜜腹劍。’接著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像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著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物件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只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麼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麼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乾脆不說話了。”

  用鞭子戳傷口,把竹籤刺進指甲裡,是為了使趙一曼屈服,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從被俘地到珠河縣城,一輛牛車在山道土路上顛簸,對傷口不作任何處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爾濱,住進市立醫院,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因為他們發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大腿上的貫通傷潰爛了,他們需要一個活口,而把竹籤刺進指甲裡是不會危及生命的。

  醫院畢竟不是偽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機會。

  趙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爾濱的,何時被以“王氏”之名轉至市立醫院療傷無從查考,看守她的偽警察換成董憲勳,是在1936年4月上旬。

  這是一個挺沉穩的富於正義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職業,使他對這個世界的黑暗、殘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馬上就要寫到的韓勇義多得多。可他們都碰上了一個令他們、也讓我們這些後人永遠敬仰的人,兩顆冬眠的中國心就怦然跳動起來。在1936年那個叫作什麼“滿洲國”的世界裡,他們的行為有著特別的昭示意義。後人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懷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有名無名的抗聯官兵一樣。只是拿起筆來,心頭總是壓抑著愧疚,因為我和我們這些後人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開頭的話題,是多大年紀了,掙多少錢呀,娶媳婦了沒有呀,家住哪兒呀等等,董憲勳都回答了。談到日本侵略者的醜行,“滿洲國”這個恥辱的怪胎,董憲勳就不吭聲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他值班時環境的寬鬆。自然,趙一曼的話題也就更放得開、有針對性了,而且有機會把自己到東北的經歷、見聞,寫成類似小說的文字,董憲勳就成了第一個讀者。有一天,董憲勳就說:俺想參加抗聯,打日本子!

  護士韓勇義,原是筆者家鄉人,知道得能多點。

  她1919年出生於桓仁縣二道嶺,10歲時一家人搬到哈爾濱,投奔在黑龍江省官銀號哈爾濱分號當經理的大伯父韓文貴。“九一八”事變後,大伯父積極籌錢支援馬占山、李杜抗戰,義勇軍失敗後隱居北平。日軍佔領哈爾濱,把韓勇義的父親抓去,逼他交出銀號賬目,憂恨成疾而死。

  有個男孩子名字的16歲的見習護士韓勇義,中等個頭,鴨蛋形臉,一雙清澈的大眼,挺濃的眉毛,活潑開朗,敢愛敢恨,見義勇為。之前她就見過有關趙一曼的報道,如果說那時是好奇中不無敬仰的話,當她看到這個被日寇摧殘得不忍睹視的女人時,幾乎就只有後者了。她非常喜歡在這個特殊病人的身邊多呆一會兒,為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特務見她年紀小,對她也不大提防。看著傷口逐漸好起來,眉眼間都是笑意。特務們審訊趙一曼,拉下病床踢打,傷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處於好好壞壞、又不致命的狀態,那雙含淚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噴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濱江省警務廳關於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濱警特密第8853號***中說:“她們在憎恨世界的醜惡上取得了一致的觀點。”

  後來敵人審問韓勇義和董憲勳,施電刑,上大掛,用炭火燒韓勇義的臉和背,問她為什麼要幫助趙一曼逃跑。她說:“因為自己住在滿洲國,走著滿洲國的街道,坐著滿洲國的車,使用著滿洲國的國幣,吃著滿洲國的出產,這都是由於住在滿洲國,出於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臟之中所流著的熱血,是中華民國的熱血。我期待著將來的抗日戰線得到擴大,把日本人從東北驅逐出去,再掛起中華民國旗子的日子。”

  韓勇義被判4個月徒刑,受盡折磨,疾病纏身,於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賓縣3區,那裡是3軍經常活動的地方。韓勇義賣了自己的兩個戒指和兩件大衣,得錢60元,充作經費。董憲勳找人做了一頂小轎,用來抬趙一曼。時間定在6月28日,這是個星期天,醫院人少,便於行動。

  晚上9點來鍾,董憲勳僱一白俄司機,先用汽車將小轎送到南崗文廟後邊,再去醫院將趙一曼抬上汽車,重返文廟。下車上轎,由他和事先約好的他的叔叔董廣政抬著,由阿城方向逃出哈爾濱。韓勇義提著藥箱,一路隨行。到了鄉間,又僱輛馬車。

  敵人是29日7點左右,另一個偽警察來接班時,發現趙一曼逃走的。憲兵、警察、特務立即出動,很快找到白俄司機這個線索,並判斷出追趕方向。因為趙一曼必須藉助於車輛才能行動,而當時哈爾濱街上的汽車屈指可數。

  30日晨5時左右,在距游擊區不到10公里的阿城縣金家窩棚,被敵人追上了。

  這是個悲壯而平靜的結局。朝陽剛從東方的地平線露出頭來,山野大地蔥蘢翠綠,草葉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來,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趙一曼習慣地伸手去腰間摸槍,空了,那張清秀、蒼白的臉上就現出一笑——那是沉靜的一笑,也是輕蔑的一笑。

  董憲勳和韓勇義是難免恐懼、慌亂的,可看到趙一曼那神情,就沉靜、坦然了許多。況且打從把自己的命運與趙一曼聯絡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對這一刻就是有所準備的。

  3:抗戰老兵張清託

  張清託19歲時被保長抽去當兵,到詔安縣城檢查身體後,在年關前開始北上。走到雲霄再到平和坐船,到南靖過龍巖,穿過江西省最後到達湖南省接受訓練,這一條路線,老人記得清清楚楚。

  張清託說,他在湖南受訓有一年左右,每天練行軍,在山上練射擊。在又一個年關來臨前,他們被編入九十九軍,派往廣州抗擊敵人。

  到達廣州後,日軍沒有往湖南打而是打向廣西,他們繼續追擊。沿途敵機不斷轟炸,他們只能選擇走小路不敢走大道。

  在廣西柳州,他們沒有船渡河,便用油桶搭起一座橋。過了不久,終於在南寧遇到了敵人。“當時是在崑崙關的戰鬥,戰鬥打得很慘烈,我們連去了100多個,最後回到部隊集合的只有20幾個。”張清託說,這次遭遇戰他印象深刻,至今難以忘懷。

  據張清託介紹,部隊被打散後,他在一個稻草垛中藏了一天,幾天沒吃喝的他,正好遇到一個好心人,把給兒子的飯分了一半給他才有力氣回到部隊。

  張清託在廣東、廣西、湖北3個省打了2年的時間,後來被編入第二軍七十六師二二八團一營三連七班。張清託說,那時連長讓他當尖兵班班長,他嫌自己沒文化不願當,便當了副班長。

  再後來,部隊接到命令前往四川。張清託說,進川時連長一直強調不能打擾老百姓,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但是四川人很熱情,還請他們吃豬肉。他們走過峨眉山山腳,到了重慶,駐紮在永川的永仗休整。

  入川一年後部隊開拔雲南與日本作戰。其中一天他帶著兩個新兵,遇上兩個日本哨兵。他大喝一聲:“什麼人”。趁他們還沒晃過神時,張清託便打死一人,在另一個日本兵跑後還繳了很多罐頭類食品,老人說到這時,臉上滿是得意之氣。

  老人和部隊在雲南待了有一年多,那時他們有步槍,有輕機關槍,還有美國人支援的山炮。日本投降的前夕,他們與日本兵交戰於鳳凰山。

  老人在戰鬥中被擊中,子彈嵌入頭骨。“送到野戰醫院時,醫生說幸虧你命大,要是腦膜穿破了,你就沒命了。”張清託說,之後他被轉到陸軍醫院治療。

  兩三天後前方傳來了日本投降的訊息。這時,一車一車的傷兵運了過來。張清託說,當他們看到下來的是自己的兵時,他們就比大拇指。要是下來的是日本人,他們就都比小拇指。

  就這樣,老人傷後沒有再參加戰鬥,留在雲南的糧站裡當管理。張清託說,那時雲南的華僑問他想家不,他說想,怎麼會不想,想我的父親,想我的母親。後來,老人找領導簽了難民證,回到了詔安,那年張清託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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