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礎知識學術論文

　　公共基礎知識包括了政治、經濟、法律、人文、歷史、科技、行政、公文寫作等知識。下面是由小編整理的，謝謝你的閱讀。

　　篇一

　　解讀公共知識分子角色

　　[摘要]公共知識分子是個從國外引進過來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三個特徵，即具有超越學科所限的廣泛學識、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具有面向大眾的能力;並且認為，這種概括與米爾斯所著《社會學想象力》中關於社會科學家理想形象的闡述是吻合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未必都是套共知識分子，但社會科學家不應放棄公共知識分子的視野與關懷。

　　[關鍵詞]公共知識分子;科層制與專家;社會科學家;理想形象

　　有人說，“《社會學的想象力》的物件太鎖定在‘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學家，這是個問題”這句話恰好揭示出了本書定位的一個特殊偏好。的確，無論是前半部分對當時社會學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還是後半部分對社會科學研究前景的展望，全書貫穿始終的是米爾斯對社會科學家使命的追尋――運用社會學想象力這種理智工具，打破後現代知識壟斷於科層制與專家的情況，教化科層制頂峰的領袖與弱智化的普通大眾，使真正的自由和理性成為民主社會的主流價值。可以說，社會科學知識分子是米爾斯尋找到的“在當代對抗當代”的“歷史主體”，“公共知識分子”是米爾斯為社會科學家找到的理想定位。本文首先試圖界定公共知識分子的內涵，緊接著具體討論米爾斯的觀點是在哪幾個方面契合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含義，爾後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科學家使命的應然性和可能性。

　　一、公共知識分子的內涵

　　“公共知識分子”是個充滿困難的範疇，儘管這個詞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並不陌生。2004年《南方人物週刊》曾評選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該雜誌給出了“誰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答案：他們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們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他們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這樣一個答案為公共知識分子戴上了“聖賢”的光環，儘管現實中大部分知識分子無法在人格和學識兩方面達到如此高的境界;這並不是一種嚴格的可操作的定義，但這個排比句式的陳述代表了社會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期望。

　　學者朱蘇力則在一篇專門討論公共知識分子的論文中，給出了一個價值中性的經驗的界定：公共知識分子是“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於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業的知識予以大眾化的並且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他強調，一個人是否是公共知識分子，並不隱含對這個人人格或學術成就高低的評價，並不考慮他行為的動機和是否希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願，而僅僅考慮行為者是否經常發表評論和分析，其所討論的問題是否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是否超出了其專業領域，是否在將專業知識大眾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體***主要是大眾媒體，也包括一些“白領”讀物或非嚴格專業學術性的雜誌***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朱蘇力在文中列舉的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卻與《南方人物週刊》評選出的50人大部分重合，可見無論是價值褒義的應然性概念還是中性的經驗界定，都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含義有較為一致的認知。

　　二、米爾斯筆下的社會科學家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米爾斯對社會科學家的理想形象的闡述散見於各個章節。但是進行歸納卻可以發現，他所期許的社會科學家的形象其實正好吻合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幾個特徵。 社會科學家應成為擺脫科層制的獨立研究者。在本書的第十章，米爾斯明確指出了社會科學家作為理性人所自我期許的三種政治角色：第一種是“哲學王”，渴望賦予掌握知識的人更大的權力;第二種是成為國王的幕僚，個體社會科學家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為功能合理性的科層制的一部分;第三種是社會科學家在做自己的研究、選擇自己的問題時保持獨立性，不過其研究要面向國王和“公眾”。第三種角色是米爾斯所極力倡導的，因為“這樣的社會科學家才可以稱為社會科學的自控社團中的理性成員”，他們才可以運用社會科學想象力這種公共的智力工具。社會科學家在面對其他社會群體時，應當如何確定自身的定位呢?米爾斯告訴我們，社會科學家通常生活於階級、地位和權力皆為中等的環境之中。他很難超然於社會之外，然而社會科學家不僅是一名“普通人”，正是他的學術職責要使他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的環境。這種“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環境”正是社會科學家獨立性的體現。儘管米爾斯敏銳地發現社會科學家已經越來越遠離權力的中心，但他顯然並不希望社會科學家與政治有密切地聯絡。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他著力批判了科層制氣質的滲透，也是認為“社會科學家的個人研究依賴於科層組織，他會喪失個人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可以理解為批判能力，更進一步說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本分。

　　社會科學家應成為跨學科知識的擁有者。承接上文，米爾斯接著指出，“按照工作性質，我們對於社會結構，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對推動其運動的歷史機制有所理解。但很明顯，我們還無法掌握目前可以借之影響歷史機制的主要權力手段。”儘管社會科學家“無權”，但社會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使他們超越了“普通人”。可見，米爾斯筆下的社會科學家是社會的“文化精英”。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科學家所擁有的知識應該是跨學科的，因為“要闡明和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主要問題，都需要從不止一個學科中選取材料、概念和方法。社會科學家不必為了熟悉某一學科的材料和視角，以便運用它們解決他所研究的問題，而去‘掌握這一學科’。專業化應當以這種重要的問題，而非恪守學科界限的方式進行。”那麼，我們如何能擁有“百科全書式般的頭腦”，掌握各個領域的廣泛知識呢?對此米爾斯的回答似乎並不確切，但他樂觀地認為，社會科學家絕對有可能擁有這種自由穿梭於各個學科間的能力，“只要把握住專業的本質，也一樣能逐漸領會這一制度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從而領會到與其他制度範疇的聯絡。”

　　社會科學家應成為教化大眾自由和理性的公共教育者。社會科學家作為教授向學生授課，偶爾也通過講演、寫作，向更廣泛的公眾和具有更重要地位的人進行宣傳。“如果他關注文科教育，也就是說有很大自由的教育，那麼他的公共角色有兩個目標：他應當為個人所做的，就是將個人困擾和思慮轉換為可直接訴諸理性的社會論題和問題：他的目的是幫助個體成為自我教育的人，這隻有當他獲得理性和自由時才能實現。他應當為社會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毀真實公眾而創造一個大眾社會的力量，或者從積極的目的看，他的目標就是幫助培養自我修養的公眾，並提升他們的修養。”我們可以看出，米爾斯贊成的是大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傳統，他認為“大學文科教育的最終產品不外乎自我教育、自我修養的男士女士;簡而言之，即自由和理性的個體。”而在社會科學家教育公眾的職責背後，最終包含的是米爾斯對“民主”社會的政治理想，他與許多人熱切讚揚的“大眾社會”中的“大眾”有著本質區別。米爾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無論社會科學家的政治角色是什麼，如何履行，效果如何，都是同民主的普及程度密切相關的。”如果我們選擇了上述第三種角色，即獨立自主的角色，則意味著我們努力在一個非全體民主的社會中以民主的方式行事，通過這種做法，“努力使社會更加民主”。即使民主的政黨、運動和公眾缺失，也並不意味著社會科學家作為教育者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們仍應努力將教育制度形成一個框架，使公眾在其中得以解放，起碼是開始解放，並在其中鼓勵與維持討論’他們仍應以非學院的角色教化這種公眾。

　　三、社會科學家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和應然性

　　儘管米爾斯熱切地希望社會科學家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社會科學家是否應該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其實遠未在社會科學界達成一致。僅以社會學的傳統為例，米爾斯將歐洲古典社會學解釋為一個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向公眾宣講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的話語載體，力圖將社會學建設成為一個歐洲式的富於歷史與現實使命的“公共社會學”，顯然是希望湧現出更多的公共知識分子。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關於知識分子想象性的建構，都在反思自己該如何履行這個稱謂的角色行為。換言之，何為知識分子的提問，決非抽象概念的釐定，更是一個實踐理性問題，關乎當代社會中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的認同和行為問題。米爾斯建構出的社會科學家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理想形象在美國結構功能主義大行其道之時，成為一聲與眾不同的吶喊。儘管他的觀點未必毫無爭議，但無論任何時代，我們都應該在所謂大的洪流裹挾中保持一份清醒，堅守理想與信念。在我看來，這可能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留給當今時代、尤其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最寶貴的精神遺產。社會科學工作者未必都是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在某個領域某些方面深造並作出突出貢獻，但社會科學家不應放棄公共知識分子的視野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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