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實攝影現狀分析

　　說中國的紀實攝影“沒有過去”，主要是指它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化傳承。與西方比較而言，中國上千年的歷史中，人道主義、人文意識、人本思想等諸多精神實質因為受官本位強權鉗制，一直沒有釀成全民族的啟蒙運動。這樣機制的主流文化的極端走向往往是，一方面變成裝點行屍走肉的衣衫，一方面充當扼殺鮮活人性的武器。如此延續中我們習慣了好壞兩極的判斷，這不僅妨礙對攝影功能的探討，更妨礙我們認識世界的準確度和深刻性。下面就讓小編帶大家一起賞析下。

　　用照相機去觀照社會觀照人生的前提，是要藉助現代科技手段和豐厚的現代人文思想基礎，因此這個角色在十九世紀是不可能出現在中國的。那時的中國現代性才剛剛萌芽，在二十世紀20-40年代情況稍有進步，但是隨後連年的內外戰亂逼迫攝影只能成為實用和鬥爭的工具，將攝影功能簡化成立等可取的宣傳畫。

　　長期狂熱的單一思想環境，使攝影抽離了活生生的現實，公式化地用鏡頭印證政治概念，這樣的歷史幾乎籠罩了改革開放之前所有攝影家的命運。1976年4月5日前後幾天的北京，當一部分攝影愛好者在悲憤中想遵從個人的情感見證現實的時候，誕生了“四五運動”的攝影群體，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以個人的觀察角度發出的攝影聲音。它產生的營養催生了與政治宣傳攝影分庭抗禮的信念，啟示攝影一定要真實地面對現實存在，擔負起“不能讓歷史留下空白”的使命，奠定了新時期攝影的努力方向。1987年一些中、青年在西安籌劃的《艱鉅歷程》全國攝影公開賽及1988年在北京的同名展覽又向前邁進一步。它以1949年以來的攝影作品為審視物件，企圖從中釐清中國攝影的發展軌跡，尋找中國社會變遷的印記，端詳中國人民精神的物化證據。它成為中國紀實攝影一個標誌性的文化事件，直接影響當代中國攝影人的價值觀和思想旨向。遺憾的是它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傳播和探討，就沉入突變的現實中。但是畢竟中國已經打開了國門，普世價值觀勢不可擋，相當一部分以新聞攝影安身立命的傳媒人和以藝術攝影揚名立萬的青年們面對社會現實，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攝影的價值，認同了紀實攝影這面大旗。隨後的1990年代、2000年之後，紀實攝影的實踐者們在題材的廣度、作品的深度、攝影者個人意識等方面不斷開拓。一時間，紀實攝影在中國儼然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運動，擔當了公民們的人文視覺啟蒙。無須諱言，它的本源是政治的另一種反撥，從迴歸對人的本質認識上來說還處於一個過渡性階段，將其觀念和方法粗放地看做攝影原則勢必會侷限攝影人的視野。

　　侯登科作品

　　在視覺經驗上講，我們缺乏現代性的觀看經歷，從價值觀到審美觀基本停留在農業社會的認知範圍。表面上看是因為國家積貧積弱，經濟和教育不發達，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歷任統治者固守農業社會的成功經驗，貽誤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勢必也拖延了文化對應社會結構的演變程序。具體到紀實攝影，我們的觀看經驗還是繪畫式和求證式這樣陳舊的觀念。

　　紀實攝影人的成長是需要一定條件的，社會的寬容，哲學的多元，個人受到良好教育，從業者素質所需要的養護期……，這些統統長期缺失。當我們重新獲得自覺意識後，明顯地感受到沒有批判精神是多麼容易喪失力量，缺乏專業的訓練和個人素養的培育在駕馭攝影的個人質感方面怎樣顯得力不從心，社會震盪中造成的擦傷在我們幾代攝影人的心靈處處可尋。

　　二、現實就是未來的歷史

　　我們的社會現實是紀實攝影家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寶貴資源，不過對於攝影來說它是一種時間性資源，脫離了時間性，攝影就喪失了對應社會現實做出反應的可能，這和人的生命有時間性是一樣的道理。因此紀實攝影是以個人的命運置換社會的命運，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轉化為人類共同精神財富的有效手段之一。

　　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鉅變期，這個時期取得的經驗與教訓對人類非常有價值，中華民族每個人個體的境遇和體驗都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成為後人研究歷史的個案。這是還沒“過去”的歷史，紀實攝影需要冷峻、敏銳地洞察社會和人性的複雜，不失時機地按下快門。我們的紀實攝影作品今天是溝通人與人命運的橋樑，明天是述說歷史的文物。在這歷史“進行時”，我們不但有責任記載我們自己的命運，而且有可能發揮我們對攝影本體的貢獻，因為攝影本身也正在發生鉅變，傳播方式也正在革命，時勢造英雄，我們需要敢為天下先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