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魯迅女性主義悲劇管窺

淺析魯迅女性主義悲劇管窺

  【摘 要】魯迅畢生關注著女性的命運,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將婦女解放作為反封建鬥爭的重要內容,以婦女解放為反封建的突破日,對封建道德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最深刻的批判。本文透過分析魯迅作品中婦女的生存困境,展示他對女性悲劇的態度,探討他創作中對女性擺脫悲劇命運出路的思索。

  【關鍵詞】魯迅 女性主義悲劇 生存困境 女性解放

  魯迅對女性悲劇命運的關注是透過他的文學創作具體反映出來,形成了獨特的對於悲劇女性的態度,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許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為反封建鬥爭中爭取女性解放咀嚼不盡的話題。

  一、魯迅創作中對女性生存困境的藝術再現

  在魯迅筆下的文學世界裡,女性的生活環境是一個“無愛的人間”。她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壓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變形,失去自我;在男權社會的重壓下,她們除了被封建倫理道德的枷鎖所禁錮,受盡迫害,還要被加上各種各樣的罪名,最後悲慘地了卻一生。這無愛的人間,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

  (一)道德習俗的奴役

  《祝福》中祥林嫂是由整個魯鎮無所不在的道德習俗窒息而死的。所有魯鎮的人都是道德習俗的奴隸,並以共同遵循的道德習俗準則來衡量處於魯鎮小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更為悲哀的是,祥林嫂自己也被魯鎮這樣的道德習俗所主宰了。她絲毫不敢懷疑這種道德習俗的荒謬性,而是試圖用自己的言行,喚起人們原諒她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違背道德習俗的過失。

  這是一個怎樣的荒謬社會:社會在剝奪祥林嫂守寡的權力同時,卻將祥林嫂不守寡的所有“罪責”都推到她身上,不允許她有任何“救贖”的機會,一步步的將她逼向死亡的境地。在這場共同的道德謀殺中,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兇手,都自認為是正義的道德法官。當一個社會與民族對親手炮製的悲劇視為理所當然或視而不見時,這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了,那些受奴役的女性自然也就終老於這種窠臼之中了,或麻木不仁,或痛不欲生。

  (二)權威的矇蔽

  愛姑的生存環境要比祥林嫂優越得多。愛姑的父親莊木三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進的”,“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在對待離婚問題上,愛姑開始是拒絕離婚的,而支撐她這種觀點的力量來源於她的生存處境優勢。但七大人憑著自己至高無上、不可置疑的權威性懾服了愛姑,讓她陷入喪失主見的境地,放棄了一直堅持的拒不離婚的主張。

  魯迅對愛姑形象的塑造顯示了女性要想獲得獨立,必須打破對束縛自己的陳腐權威的迷信,將決定自己命運的辨別權、判斷權、選擇權勇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必須學會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而不能指望權威替自己說公道話。

  (三)愛情的束縛

  《傷逝》中的子君作為知識女性,對把握自己的命運有著遠比祥林嫂、愛姑更自覺的意識和追求,她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戀觀,大膽地反抗社會道德習俗和親權的干涉,發出那個時代女性反抗的最強音:“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子君的堅強與獨立性主要體現在追求愛情、反抗社會習俗的過程中,但她在獲得了愛情、與涓生同居後,也陷入了具體的生存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運不再屬於自己。

  子君的悲劇命運與她對待愛情的態度密切相關。作者在此處向我們表明“時代已給女性指出了衝破父權制家庭的道路,可是,卻沒有讓她們成熟到如何在新的兩性關係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因而她們在擺脫了一種形式的束縛後,又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羈絆。

  二、魯迅對女性悲劇的態度

  魯迅筆下的女性沒有哪一個是幸運的,她們的悲劇結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僅僅為表現而表現。這種“萬豔同悲”的現象是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問題而被塑造的。魯迅從“五四”運動開始,就深切關注婦女問題,苦苦地探尋著女性解放的道路。

  (一)呼喚思想解放,實現人格獨立

  幾千年來,封建傳統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賢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循規蹈矩,“忘我生活”,處於集體失語的狀態,完全喪失了精神意義上的“自我”和“獨立”。幾千年因襲的傳統思想,使女性心甘情願地固守在封建禮教、封建習俗所劃定的角色上,她們事事依附、盲從,甚至為維護封建倫理道德而不惜摧殘自己的肉體和靈魂。

  魯迅從拯救迷途中的苦難女性出發,將批判的筆鋒指向封建禮教,揭露封建倫理道德對婦女的殘害,希望能喚醒沉痾中的女性超度重負下的靈魂。

  (二)倡導經濟獨立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個性解放的呼聲不斷高漲,《傷逝》中的子君,就是受個性解放思想的感召而覺醒的都市知識女性,她那聲“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人”的呼喚,使人禁不住“狂喜”。好像看到了中國女性“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然而,子君畢竟是中國傳統女性,她雖有現代的追求,卻又未能卸下沉重的傳統思想包袱。婚姻自主後,子君心滿意足了,她沒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樣出去工作,掌握經濟自主權,而是陶醉於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子君她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女性的生活模式幾乎無任何不同。魯迅塑造子君這一形象的真實目的是他要告訴人們,個性解放並不等同於婚戀自由。婦女要想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還必須掌握經濟自主權。

  (三)批判男性中心主義

  首先,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均無屬於自己的“姓”和“名”,楊二嫂、華大媽等名字是由丈夫的姓氏、排行加上具有年齡傾向的`數目字而構成的,魯迅筆下的寡婦也是如此。名字的缺失則意味著封建時代中國的婦女,從生到死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

  其次是男性意識對女性的傷害。《傷勢》中,子君是不顧禮教的束縛、家庭的阻止與涓生走在一起的,可是當外來的打擊——失業到來時,涓生髮現“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於是他將自己的原因推給子君“現在忍受著這生活的壓迫的苦痛,大半到是為她……”於是乎慨嘆“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並以“無愛”為由將子君逼走,而在子君離開之後,又懺悔“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整個過程,涓生始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則來對待子君的,這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義。

  三、女性擺脫悲劇困境的出路——女性解放

  魯迅在文學創作中把對女性命運的思考作為反封建的突破口,使反封建鬥爭達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他對女性生存困境藝術的再現從實質上揭示了悲劇的根源,即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女性擺脫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要獲得女性解放。

  婦女的真正解放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魯迅一方面認識到傳統的道德觀念是束縛婦女獲得解放和自由的沉重枷鎖,並加以徹底的批判,另一方面魯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幾千年的因襲重負下,女性認同了“吃人”的合理性,自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弱點,而這種弱點又恰恰妨礙了女性自身對解放的追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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