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漕運對回族在天津聚居點形成與發展的影響論文

淺談漕運對回族在天津聚居點形成與發展的影響論文

　　天津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大城市，共有三十個民族。回族是天津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之一，據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是17.24 萬人。回族為什麼要選擇天津作為定居之處，經過查閱相關史料，筆者認為這與歷史上天津漕運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

　　天津經由“寨”、“鎮”、“衛”、“州”、“市”的逐步升格，終於發展成為一千多萬人口的一個直轄市，這取決於天津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東臨渤海，北運河、子牙河、南運河等在三岔河口匯聚為海河，橫貫市區東流注入渤海。河海相銜並毗鄰北京，使天津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和京畿門戶。

　　元朝定都大都，人口迅速發展導致物資供應不足，政府下令發展漕運。《元史﹒羅璧傳》記：“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元史》稱元大都“百司府庶之繁，衛士編民之從，無不仰給江南”。自此開始，位處運渠樞紐點的天津三岔河口成為元大都的經濟咽喉。

　　明清兩朝漕運繼續發展，而且隨著北京城市的發展，漕運數額不斷增長。天津不僅成為運輸基地，並且有相當一部分糧食在此囤貯。《明史﹒食貨志》載永樂二十一年(1423 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舉。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可見當時因漕運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而且明朝為鼓勵運軍致力於漕運，還允許漕船附載一定數量被稱作“土宜”的土特產，作為商品沿途飯覅，給予免稅優待，因此人們競相搶載。清代漕運推動天津商業發展還有另一個因素，便是清代北運河淤淺，漕船必須在此轉駁船運北京，所在土宜也必須在此卸貨，然後再販賣或轉輸。

　　透過天津漕運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漕運不僅促進了天津商業的發展，也為回族來此定居提供了條件。

　　二

　　據《元史﹒武宗紀》載“癸亥，摘漢軍五千，給西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屯種，又益以康裡軍二千，主鎮守直沽海口屯儲都指揮使司。”這裡的“直沽海口”即天津，“康裡軍”即包括大量回回的西域少數民族軍隊。他們做為軍士被蒙古貴族徵發撥調到漕運和鹽業相當發展的直沽來，“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既戍守，又屯種，之後，就演變成當地的農民。這是現今考證的關於回族在天津出現的最早的記載。又據河北正定縣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禮拜寺記》碑文：“回回人之遍天下，而此地有多，朝夕不費禮，今近而京城，遠而諸路，其寺萬餘……”。處於華北腹地的天津，較正定更接近京城，來此定居的“回回人”，定不會是少數，如前述，天津在元代是漕運的'轉口站，還透過河道與北京、中原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發展水運交通，運糧船每年從南方到此停卸，又有不少鹽場，必吸引來眾多的回回商人、軍士和官吏來此定居。

　　元代以後，天津回族多來自祖國南方。永樂二年(1404年)明統治者“出旨遷民”，“以實空地”，強迫大量的回漢族人民由江南的直隸(南京轄地)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北遷。明政府下旨遷民是明代來津定居的回族的一個重要來源。據《天津志略》和《天津概要》文載：“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莊清真寺為最古，建於明永樂年間”。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回族)後裔穆芝房也曾撰文說：“天津木星的先祖穆重和，原籍是浙江錢塘縣。遠在明朝永樂年間隨燕王朱棣北來，駐兵津北鄉一小村，後在此落戶，稱穆家莊。”其次，前述明代漕運的發展以及由此帶動的商業的發展，也吸引了大批善於經商的回族來此定居。與漢族“農本商末”的思想不同，回族則是“商本農末”，他們不似漢人安土輕遷，而是重利求變，思變喜遷。回族人因其性格、觀念、職業和傳統的影響，更重視逐利於他鄉，以商賈為第一要業。所以，大遷徙對於回族人來說，常常是一種推進事業的機遇。而漕運的發展為他們提供了把握這種機遇的條件。天津舊城外西北角一帶居住的為數眾多的回民，其祖先多是船民，明代天啟年間，透過南運河自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而來。

　　清代，仍行河運，清政府允許駁船在空閒季節“如有商貨、鹽斤，均準攬載”，這就促進了天津與內河地區的貨物貿易往來。據乾隆年間，武清縣楊村鎮的回民已建立清真寺，並以此為中心，吸引外地回民來此落戶。二十世紀初已達2400 多人。塘沽區的南開村，到嘉慶年間初期，擁有回民百餘戶。清朝末年，大紅橋南北正式形成回民聚落區域，久之，形成南以同義莊，北以清真巷為軸心的回民區域，同義莊回民尤多。

　　民國初形成的回民聚落點是南開區南門外菜橋子一帶，河西區的三義莊一帶。

　　建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因工作調動、學生畢業分配、投資經商等原因又有大批迴族來到天津。到2006年，天津回族已達到17 萬多人，並建有1 個回族鄉、35個回族村，成為天津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